“我是儒家系統中人”

　　即使在于右任病痛的時候，他仍然儘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所最看重的事往往與文化教育有關。1962年，于右任84歲。不久，于右任身體不適，自感去世之日臨近，心情變得很鬱悶，但他並沒有因此沉淪，依然堅持努力為社會服務。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在日記中表明自己的心跡:“我是儒家系統中人，守之不變者，萬勿中途迷離，為世所笑。”這是他的人生信念。看書、寫字則是于右任的生活習慣，一旦離開便非常難受。1964年1月14日的日記寫道:“數日因事未看經書，心中不安。”而他之於“寫字”(書法)，則更是不可分離，以此作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免不了從紙簍中揀回不少珍貴墨寶。

“我很窮，沒有錢”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終注重名節，兩袖清風。當他晚年病重時，他常想到的竟是“沒錢住院”。1963 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嚨發炎，住進台北榮民醫院。剛過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早起，疾已輕，有歸去之意。開支甚大，如何能繼。”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沒有完全治癒之時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發作。他本應該馬上住院，但因為住院費用的緣故，他將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間，于右任仍參加社會活動。6月26日，由於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療，但因經費緊張，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轉一些，他又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並寫下了氣勢恢弘的長篇行草書《文信國正氣歌》七屏，成為其最後之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發炎，說話進食都很困難。蔣經國來看望，勸于右任:“老伯，聽說您身體不好，還是進榮民醫院治療吧。”于右任不願向蔣經國哭窮，只是點頭應承。

　　再次住院沒幾天，于右任又因經費問題而擔心，對副官方伯熏說:“我很窮，沒有錢，我住的這間病房多少錢一天?太貴了我是付不起的，我還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嚴重的于右任，有意隱瞞實情，將每日高達千元的住院醫療費說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來，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幣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這些費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經治不好了。

　　在生命到達終點前，于右任數次想寫遺囑，但寫了撕，撕了又寫，後來病情惡化，終致無法再寫。他的長子於望德為尋找父親的遺囑，特請來監察院副院長、監察委員等數人作證，打開于右任最為珍貴的保險箱。開箱以後，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動。箱子裡沒有一點金銀積蓄，所能見到的是一枝鋼筆、數方印章與幾本日記。還有結髮妻子高仲林早年親手為他縫製的布鞋布襪。再有，便是他的三兒子於中令5月赴美留學時向銀行借貸的4萬元賬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數萬元的賬單。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于右任是陝西省三原縣人，他苦等時局的變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鄉，希望能見到自己的結髮妻子高仲林以及長女於芝秀等親人。這樣的願望始終不能實現，他便更加傷感，常嘆息道:“我好想念她們呀!”而在不久之後，他就得知，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親人以及陝西省有關領導為於夫人辦了隆重的補壽活動。他為此十分感動，思鄉之情更甚。

　　1962年1月，當于右任感覺將不久於人世時，他在日記中對身後事做出兩次安排。1月12日做的安排是:“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山要最高者，樹要最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1月 24日做的安排是:“葬我於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