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鸿鄂和戴玉强
作者：铜铃花

施鸿鄂和戴玉强是我国两位优秀的美声唱法男高音。他俩基本可以反映不同年代我国美声男高音的水平,故而列为一组。当然，我这是枚举不是穷举。施鸿鄂旺年的大好年华让那个可恶可悲的十年给耽误了，才华的影响力大大受到影响。相比施先生，戴玉强赶上个好时候，演出机会多，还让帕瓦罗蒂的经纪人瞧上了，走出国门演歌剧，名气至少在目前的国产的男高音里面算是第一大。

开始说正题儿。

施鸿鄂生于１９３４年，十六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于１９５６年赴保加利亚深造，就读于索非亚国立音乐学院，并毕业于该校声乐系歌剧专业．１９６２年他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八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声乐比赛中以最高分获得金奖．

铜铃花“认识”施鸿鄂是他80年代初与太太朱逢博在北京举办的歌会。看的应该是电视里播放录像。那时候，施鸿鄂为了就合太太的方法是用了扩音器的，我虽大大感兴趣于二人演唱的歌曲 ，但并没有对这个戴着黑边眼镜的歌者有什么特殊的印象。我留有施鸿鄂美声第一印象的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台专题歌会中他的演唱。记得那是揭晓《长江之歌》歌词征集的晚会，施鸿鄂演唱了一首歌曲，似乎叫《河流》。歌曲高音部分的歌词是“彩色的河流，奔腾的河流”，音调我现在还记得，印象深刻，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过这么富丽堂皇的音色。从那以后留意这位歌唱家，才知道人家的腕儿有多大。按照现在看到的说法敢情人家是一个时期中国舞台上最正宗的意大利美声！网上我看过一个文章，讲的是总政歌舞团著名男高音程志当年求教施鸿鄂的故事，不妨抄来佐证--

“......他(指程志，铜铃花注)与岑冰挥泪作别时，岑冰叮嘱他：“要多听真人的演唱，尤其是施鸿鄂的，他代表了我国目前最漂亮的男高音。”施鸿鄂每次来京演出，程志必去求教。施老师住当时门禁森严的西苑旅社，进门的手续繁琐不说，被求见者还必须到门口迎接。程志哪愿劳驾施老师出来相迎，又不肯坐失聆听教诲的良机，煞是难为了这一米有八的大汉。而也恰恰是这个高“海拔”为他提供了“歪门邪道”的方便。他徘徊在旅社高高的围墙外，忽然急中生智，选择在午休人稀的时间，高个儿加侦察兵的绝招，手脚并用，一个纵身上墙，再跳入旅社内来回踱步，苦熬时间。挨到了3点多钟，估计施老师已经起床，才敲门求教。”

施鸿鄂至今仍是铜铃花最喜欢的国产美声男高音，我总觉得施鸿鄂的歌音如同锃亮的银具，光亮耀眼，刚中有润。我原先以为他只是被文革耽误没有成名这一个挫折，后来才知，他学声乐的时候也是费了大的周折，在保加利亚的求学几乎无功而返，有道是“天道酬勤”，凭着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获得了留学的完满结局，摘取了那个国际金奖。

下面的段落是李凌先生撰写的《施鸿鄂的成就告诉我们些什么？》片断，

"施鸿鄂原来声音并不特别优异，他的音域最初并不大，唱到高音G就很吃力，高音不高。有人就说他是一个“难高音”。这在一个要以男高音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的人来说，是很吃亏的。尽管音色、音质是男高音的，但唱不上G，就是有许多许多歌篇，他也无法歌唱了。因为较好的歌剧选曲，特别是一些较有分量和特色、有效果的著名歌曲，有不少音是在高音G以上进行的。

他面对这一困难，没有灰心，终于半个音半个音地向上扩大，这中间，记刻着歌者一年几年，战胜了许多困难和险恶，克服了多少次的着急和苦恼呀!

当施鸿鄂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有些进步之后，学院要选送他到保加利亚去深造。选送时，学院知道他的声音条件并不特别好，歌唱也并不出色，倒是除了声乐以外，其他的学科都比较优秀，人品也好。他们感到，象他这样一个努力向学的青年，出国学习几年，即使不能成功为一个优异的歌唱家，回来教学也会很有意义。学院也是抱有这种目的而送他出国的。
......
施鸿鄂在外国学习的前二年，虽然有老师指导，自己也肯钻研，但进展是非常缓慢的。他没有因此而灰心。他虽然非常珍视这个机会，也一点一滴去积累，但因为在国外，看到的多了，比较着急，有时也怀疑是不是遇到了一个不那么适合于指导自己的老师。他开始苦恼、着急，考虑是否要换一个老师。
......
施鸿鄂早年就喜欢唱歌，后来唱歌比较有效果时，就经常参加演出。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又没有经验，每每演唱时强求响亮，声带受到损伤，长了小结，这对于学习声乐和演出，都是很不利的。这也影响了学习的进度，一不留心，就出问题。他考虑到，要想有成就，就非动手术不可。医生是非常负责的，从生理上说，动手术虽好，但作为一个学声乐的青年来说，动了手术，即使在非常顺利的情况下，声音也要受到影响。医生劝他，动了手术，最好是改行。但施鸿鄂不死心，他很小心地保护声带，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声音恢复了。

歌音康复之后，一个新的问题来了，他认为自己出国已学了一年多，进步不大，既然声带复原，消除了最大的隐患，就应该刍取到一个更有经验、更有办法的老师来指导才好。那时，在保加利亚最享有盛名，而教学也有经验的教师是赫李斯托·布伦巴洛夫。他是人民演员；也是最有名的声乐教育家。当他知道这个青年努力向学，动了手术自然为的是要把声乐学好，他很重视施鸿鄂这种决心和信心，答应收他作学生。

保加利亚的声乐艺术，接受了意大利声乐体系的影响。对声音的要求，高度的明亮、充实、优美、松弛，对发音、特别是高音要求特别严格。这对施鸿鄂来说，是幸福，也是一个大困难。

当然，有名师指点，·又有丰富经验的前辈教导，是非常有利的。不过，教学不只是教师一方面的问题。"名师”可以“出高徒”，是不是能成高徒，还要看学生能否接受和努力程度. ......好在施鸿鄂特别能动脑子，他对自己能得到这样好的老师感到特别幸福。他严格地要求自己，对老师的每一点启示，都能努力领会、试验，力求达到老师的要求。由于语言上的困难，有许多细微末节，特别是一些形象性的暗示、示意和解释，他都不是立刻就领会周全。临到这时刻，他就多方询问，务使自己对老师的意图真正透彻地了解，努力配合老师的教学实践。

他在发音，特别是不断扩大音高所必经的阶段所付出的精力是可以想见的。从很难把高音G唱好，逐步扩大到第二个高音C，就很不简单。在有些性急的人，每每对一个半音一个半音地往上爬，是耐不住的。而在一个严格的名师监督下，把一切条件都准备充分才能通得过，就更为艰难。他必须把中声区的发声，搞得非常扎实，唱过许多适应中声区的歌曲，老师认可，才能在这个有稳实基础的中声区音级一步步扩大到高音区，然后才能把高音区的每级半音，锤炼得嘹亮、纯正，通体透明，又充满美感，进而能按歌曲的需要来描情达意。想到他原来是一个被人笑为“难高音”即“高音难”的歌者，在这段日子里，他该是多么辛苦!这正是他学习最劳累，也是征服困难最多的时刻。

施鸿鄂，象他做人一样，不取巧、不耍小聪明。他就是这样一步一个重重的脚印，一点一滴地堆砌。学不到时，就自己分析，为什么学不到，毛病出在哪里。有困难就向老师请教，他从不失掉信心，而且更有耐心。

由于他这种认真的学习态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征服一座座高山，填平一条条沟渠。每每有了进步，布伦巴洛夫就非常高兴，对他更信任了。

的确，有许多外国专家，对中国非常友好，对我国留学生无微不至地关怀，特别对于我国留学生那种肯于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很佩服的，留学生有些额外的请求，他们也能允诺。

施鸿鄂想到，自己在国外的初期，进步并不大。手术以后，得到名师的指导，发展较快。他想要弥补前两年的损失，就向布伦巴洛夫教授提出，除学期中的功课外，还要在假期中继续上课。老师感于他的勤奋和忠于艺术的精神，热情地答应了。因此，施鸿鄂在保加利亚这五、六年中，增加了学习时间，学的东西也更多了。

一九六二年，在芬兰赫尔新基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声乐比赛中，施鸿鄂的表演获得了一等奖。老师增强了信心，更加热情地培养他。到毕业时，老师为他安排了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中的第三幕。

施鸿鄂毕业回国后，举行过独唱会。人们都说，他学得很好，声音是没有说的，高音特别通畅有力。他演唱外国歌剧选曲，按照老师的严格指导，唱得比较到家。但演唱中国歌曲，略嫌刻板。后来他随中国青年家演出团(有刘诗昆、顾圣婴、郭淑珍、周广仁、张莉娟，还有余丽娜等人的四重奏)到香港演出，取得一定成功。但是，当时的文艺思想比较混乱，新的歌剧创作比较困难，实际上，他回国后的几年，歌剧的舞台实践没有多少，而真正发挥他的特长的舞台锻炼就更没有了。

不久，就来了个十年大动乱，人们可以想到，施鸿鄂会碰到多少苦恼，他要．从一种学习了十几年西方声乐的技巧，一转转到唱京剧，“要掉在京剧里”，弃其所长，强就所短，他能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他才真正地无所顾虑地以声乐艺术来为人民劳动，他逐步恢复了一些保留歌曲，也开始向中国歌曲进攻了。

但是，掌握了相当的意大利声乐技巧，和用西欧的语法来歌唱，对于我国这种母子音结合比较复杂的语言，特别是有些民歌，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较浓厚，音调的转折太大太多的歌曲，要在风格、韵味上得心应手，是很不容易的。这里要舍得稍微变动某些固定的口形，和巧妙地变换某些共鸣位置，……才能做得惟肖惟妙，才能使人感到清晰而亲切。这对学洋唱法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未完全攻克的课题。这项艺术，声乐上的中国语言、语法艺术，在许多戏曲演员来说，也是要花大半生的精力的。"

李凌前辈这篇文章立意于勤奋对于音乐学习的重要。我看后除了感慨施鸿鄂声乐学习之路的艰辛之外，更惋惜其生不逢时，旺年时其白白浪费了艺术青春。李凌前辈这篇文章，除了介绍施鸿鄂艰辛的学习之路外，对于他这个道地洋嗓子努力研究中国歌曲的演唱也是花了不少笔墨。铜铃花认为，施鸿鄂的中国歌曲演唱的确是下了功夫的，与当下不少歌手比起来，施鸿鄂的中国歌曲有设计、有想法，在行腔吐字上构思严谨，在保证他音色个性的前提下唱出了情唱出了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