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在台湾的最后时光　

1949年时，于右任本想留在内地，但被蒋介石派人挟持到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他的最后15年是在台湾度过的。　

于右任与蒋介石在一起

　“我是儒家系统中人”

晚年于右任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晚年于右任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于右任是陕西省三原县人，他苦等时局的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以及长女于芝秀等亲人。这样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他便更加伤感，常叹息道:“我好想念她们呀!”而在不久之后，他就得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亲人以及陕西省有关领导为于夫人办了隆重的补寿活动。他为此十分感动，思乡之情更甚。

　　1962年1月，当于右任感觉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在日记中对身后事做出两次安排。1月12日做的安排是:“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 24日做的安排是:“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