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的王莘

1965年周總理和群眾共同高唱《歌唱祖國》，指揮者為王莘。

(點擊音視頻中心 播放或停止   click center of the video above to turn off or on)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發文通知國慶節唱《歌唱祖國》。

　　由人民音樂家王莘作詞作曲的歌曲《歌唱祖國》創作於1950年，於1951年在《人民日報》和《人民文學》發表，今年是該歌曲發表65周年。一首歌60多年傳唱不衰，如今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重大國務活動、各種會務活動、外事活動、檢閱活動的禮儀曲、開場曲和尾聲結束曲，被廣大人民群眾譽為“第二國歌”。

晚年的王莘先生曾說：“我雖然寫了很多作品，但我認為我一生只寫了兩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譜寫的《歌唱祖國》，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靈譜寫着的‘歌唱祖國’”。

　　在延安，他接過冼星海送的筆

　　王莘，原名王莘耕，1918年出生在江蘇無錫縣盪口鎮的一個農民家庭。他自幼受民間音樂的薰陶，酷愛音樂，並學會了吹笛子和拉二胡。父母想把他培養成作曲家，但家裡窮得連中學都供他不起。1932年，14歲的王莘來到上海，在先施百貨公司謀了一份職，做見習店員，替顧客送貨。在他晚年談起這段經歷時，記憶最深刻的，竟是自己被日本人狠狠扇過的那兩記耳光。

　　1938年，王莘終於實現了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音樂的願望，跟冼星海、呂驥、向隅等老師學習作曲。當冼星海寫出大型聲樂套曲《黃河大合唱》在“魯藝”排練、演出時，王莘擔任其中《河邊對口曲》中王老七的領唱。1939年7月7日晚上的那場演出，成了王莘一輩子抹不去的記憶。

　　1939年春夏，日本侵略者增兵華北，妄圖渡過黃河進攻黨中央所在地——陝北。在那樣的形勢下，黨中央決定將陝北公學、魯藝等四所學校組成華北聯合大學，一起開赴敵人後方，堅持華北抗戰，積極開展國防教育。

7月7日，華北聯大正式成立並在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西側的廣場上舉行成立大會。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都參加了成立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號召大家到敵人後方去，動員群眾，堅持抗戰到底。根據會議日程安排，成立大會的最後一個節目是由魯藝全體師生演出《黃河大合唱》。這時，廣場上空一聲霹靂凌空炸響，隨即是大雨滂沱，廣場上的汽燈也被大風颳滅了，黑成了一片。眼看演出只能中止了，誰知，在更大的雷聲雨聲中，舞台上的汽燈又被點亮了。

毛澤東穿着灰色的衣褲，挺直了身體，和中央其他領導繼續坐着看演出。

　　這一幕深深感動了王莘，還沒上場，卻全身抖得厲害。扮演張老三的關鶴同發現王莘情況不對，悄悄問王莘：“你怎麼上身都在發抖，是不是毛主席在下面看演出你緊張了？”王莘搖了搖頭。

　　“那你生病了？”

　　“沒生病啊，我在發抖嗎？”王莘用有些顫抖的聲音悄悄回答。

　　“抖得厲害，肩和腦袋都在抖。”

　　王莘使勁聳了聳肩，像是要壓住發抖的上身，說：“我激動。這雖然是一場告別的演出，但歌聲讓我熱血沸騰。你明白嗎，這不僅僅是歌聲，更是戰爭中一個誓死抗拒亡國恥辱的正義力量的怒吼。我太激動了！這一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激動過，真的。”

　　終於上場了，王莘全情投入，演得傳神，唱得精彩。他和關鶴同扮演的王老七與張老三的對唱，激起了陣陣熱烈掌聲。這次特別的演出經歷，讓王莘明白了一個道理：

一首好歌，可以唱得讓人熱血沸騰，也可以聽得令人激情澎湃。

　　離開魯藝前，老師冼星海送給王莘一支曾在法國留學時作品獲獎得到的活動鉛筆，

並對王莘說：“我用這支筆寫下了《黃河大合唱》。你要畢業了，我把這支筆送給你，

希望你也能用這支筆寫下一首鼓舞人心的音樂作品。”

　　從收到活動鉛筆的那天開始，王莘就在心裡種下了一個夢想：努力為人民、為時代寫出好歌。

　　誕生在煙盒上的不朽歌曲

　　在王莘收到活動鉛筆的第11個年頭的一天，也就是1950年9月15日，正值國慶一周年前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莘再次來到天安門廣場。那天，天安門廣場朝陽燦爛，金光四射。抬頭仰望，天特別的藍，沒有一絲雲彩，五星紅旗在廣場上空高高飄揚。天安門城樓上，工人們正在懸掛大紅宮燈，一派節日的喜慶。廣場上，鑼鼓喧天，鮮花如海，一隊隊少年兒童敲着鼓吹着號，唱着《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邁着整齊的步伐正在練習隊列，準備接受國慶檢閱。

　　王莘被孩子們的歌聲所吸引，便不自覺地跟在了一支隊伍的後面。帶隊的朱老師見王莘不像壞人，倆人便愉快地交談起來。

　　“今天真是個好天氣，萬里無雲，天藍藍的，地亮亮的。王同志，你快看，廣場上飄揚的五星紅旗，看着就讓人心裡敞亮。”

　　“我看到了那面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去年10月1日，就是在這個廣場上，我曾經見證了這面五星紅旗高高升起”。王莘的思緒好像一下子又回到去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上萬眾歡騰的場景，忍不住充滿深情地吟誦起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

　　“王同志，你脫口成詩，是個詩人吧？”王莘被朱老師這麼一問，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連忙解釋：“不不，我只是說說現在看到的情景。今天的天安門廣場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地方！今天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傍晚，在返回天津的列車上，白天天安門廣場上海洋般舞動的五星紅旗、歌聲、歡呼聲再次在他的腦海里翻滾激盪，一股強烈的創作欲望使他禁不住想要動筆。可是身上翻遍了也找不到紙，便從地上撿了一個空煙盒拆開，拿出筆在煙盒的反面寫了起來，邊寫邊壓低聲音朗讀着：“這是我們英雄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上來一個瘋子。”車上的人對他的“怪異”行為感到不解。對面坐着的旅客聽着王莘深情的朗誦，猜定王莘是個詩人。

　　“同志，你在寫詩？”

　　“我是寫歌的。”王莘頭也不抬地回答。

　　“你能在這廢煙盒上寫歌？那這煙盒紙可值了大錢了。”旅客似是不相信。

　　“哪裡值什麼錢，寫個歌而已。”王莘停下筆，很正式地向坐在對面的旅客解釋：“突然有了靈感，一時又沒找到紙，就撿了這個煙盒紙代替了。”旅客似懂非懂地打起了盹，他哪裡會想到，一首劃時代的歌曲在他的面前即將誕生了。

　　停了交談，王莘繼續埋頭在煙盒上飛快地寫着、朗誦着。不大一會兒，生動鮮明的歌詞、雄壯有力的旋律便從筆尖流淌而出。車窗外，祖國富饒美麗的土地、全國人民轟轟烈烈建設社會主義新天地的場景，歷歷在目。王莘的眼眶濕潤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百餘年的屈辱史和中國人民渴求和平的奮鬥史，都一一在作曲家的腦海里湧現……

　　王莘曾經告訴家人，他在寫這歌的時候，想起了1943年在晉察冀邊區的生活，當時他在一個村里進行民主建政工作。一天，敵人包圍了這個村莊，用機槍威逼老百姓說出共產黨員的名字，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絕。事隔多年，這些英雄形象重新跑到了他的眼前，那種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對勝利的盼望一一進入了他的歌詞裡。這首歌寫得很順暢，王莘到了家又熬了個通宵，當他將《歌唱祖國》的詞曲初稿唱給愛人王惠芬聽的時候，恰巧他的大女兒王輝出生了。所以，王莘說，1950年9月16日，他的兩件重要的“作品”同時誕生了。而創作於這煙盒紙上《歌唱祖國》的歌詞更是從此鐫刻在了人們的心中——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麼響亮，

　　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

　　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

　　毛主席說：“這首歌好”

　　《歌唱祖國》寫出來後，有人認為這首歌的旋律不夠民族化。雖然在天津耀華中學的首演和此後在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的演出都很成功，很受人們歡迎，但王莘把歌曲寄到報社希望能發表時卻被退了稿。不過王莘並沒有因為被報社退稿而放棄這首歌，而是動手刻印歌片，去工廠、去學校，在群眾中廣泛教唱。

　　一年後的一天晚上，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莊嚴宣告中國農奴制度從此結束的消息時，許多人乘着大卡車上街歡慶勝利，一路上群情激奮，高唱着《歌唱祖國》。那激越奔放的歌聲，久久迴蕩在天津和平路的夜空中。與時同時，《歌唱祖國》也傳唱到了北京，並深受人們喜愛。1951年春天，王莘自製的歌片傳到北京工人合唱團。到了夏天，北京電台播放了北京工人合唱團的《歌唱祖國》演唱錄音。一時間，《歌唱祖國》便在北京的工廠、學校、社區傳唱開來。

　　1951年國慶節前夕，王莘接到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中國音樂家協會秘書長孫慎同志問他：“有首叫《歌唱祖國》的歌曲，在群眾中廣為流傳，據說是從天津傳出來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協主席，請你幫忙查一查這首歌是誰寫的，請把詞曲快寄來，中央政府文化部急要！”

　　王莘一聽就笑了，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老孫啊，你算是找對人了，這首歌的詞曲作者正是我！”

　　於是，在這首歌誕生一年之後，《人民文學》、《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歌唱祖國》的詞曲，繼而中央樂團錄製並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歌唱祖國》大合唱。9月15日，《人民日報》發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關於國慶節唱歌的通知》，規定在這一年的國慶節，除了要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外，《歌唱祖國》也是全國民眾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從此，這首歌便在全國流行起來，成為廣大群眾最喜聞樂見的一首祖國頌歌，老百姓把它讚譽為中國的“第二國歌”。

　　1951年，在懷仁堂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當毛主席經人介紹，得知王莘是《歌唱祖國》的詞曲作者時說：“這首歌好”，並特意送給王莘一本剛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王莘捧着《毛澤東選集》，恭敬地請毛主席簽名。當時，毛主席不僅欣然應允，還不忘問王莘，自己的名字簽在哪一頁。王莘一時激動竟不知如何說好，毛主席接着拿起筆一邊自言自語：“簽在第一頁容易弄丟，簽第二頁吧”，一邊揮筆在這本《毛澤東選集》的第二頁上籤下了“毛澤東”三個大字。這本毛主席親筆簽名的毛選一直珍藏在王莘的家裡，直到他逝世後 其家人將它捐贈給了坐落在無錫盪口的王莘紀念館。

　　愛祖國是不需要理由的

　　幾十年來，王莘一直保持着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光榮傳統。為了創作出更多的優秀歌曲，他深入到工廠、礦山、機關、學校等基層單位體驗、勞動，感受人民群眾的火熱生活。陸續創作了歌曲《只因為立功喜報到了家》、《飼養員之歌》、《祖國頌歌》、《奔向幸福前景》，歌劇《寶山參軍》、《王傑讚歌》、《煤店新工人》和大合唱《團結反帝》等大量的音樂作品。這些歌曲，無論是南國的絲竹風情、北國的粗獷豪邁，還是兒童生活的純美歡快，都充滿了強烈濃重的時代氣息，真實地反映出了新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現實和對未來美好的憧憬與追求。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革”襲來，已身為天津音樂學院副院長的王莘，居然被自己的學生關進了牛棚里，一下子讓他覺得哭笑不得。更讓他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對國家充滿了熱愛，卻被造反派誣陷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被關了牛棚不說，還時不時要被拉出去挨批鬥，逼迫交待“反動罪行”。

　　王莘大兒子王斌，為了讓父親免遭進一步的迫害，有一天，他與中學同學找機會支開了看押父親的一個學生，實施了精心策劃的“營救行動”，讓王莘戴上帽子，壓低帽檐，抄近路去火車站，“逃離”音樂學院，“逃離”天津，躲到寧河鄉下去。

　　一輩子崇尚光明磊落做人的王莘不願意接受兒子策劃好的這種離開的方式：“我怎麼能採取這種方式逃離這裡？我不能這麼偷偷摸摸地離開。”

　　“爸爸，這不是逃離，是保存實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面對王莘的猶豫不定，王斌心急如焚：“再不走就來不及了，你難道願意冤死在這裡嗎？爸爸，走吧，否則就後悔莫及了！”

　　王莘離開時，執意要帶走插在碗裡快長出新芽的一顆青菜。王斌對此非常不理解：“這菜根有什麼用？你帶上它幹嗎啊？”

　　王莘回答說：“你不懂，這代表着一種希望。它就像我們這個國家，現在的情況只是暫時的，希望的綠芽一定會長出來。”

　　“我知道你愛國，可現在祖國都不愛你了，你還談什麼愛祖國？”王斌的這番話顯然惹怒了父親，王莘大聲地訓斥兒子：“我告訴你，愛祖國是不需要理由的！”

“文革”結束，王莘獲得平反，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為了追回失去的光陰，他一天當兩天用，全身心投入到音樂教學和創作中。

　　1982年，王莘患了腦血栓，右半身偏癱。這對於視創作為生命的他來講無疑是致命的打擊。可是王莘頑強地與病魔作鬥爭。在老伴王惠芬的照料、幫助下，他用尚可動彈的左手在兒童寫字板上寫音符、節奏、小節，然後讓老伴“翻譯”到紙上，再反覆推敲修改，絲毫未減弱創作熱情。

　　最後一次去天安門看升國旗

　　2007年10月1日凌晨2時30分，年近90高齡的王莘坐在輪椅車上，由他老伴王惠芬推着漫步在寧靜而肅穆的天安門廣場上。長期患病的王莘，多年與輪椅為伴，也許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堅持在祖國生日的這一天早早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渴望再一次仰望五星紅旗在首都北京徐徐升起，迎風飄揚。他告訴家人，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後一個夢想，已足足想了大半年。老人做事心急火燎，像小孩一樣，橫豎一夜睡不着覺，所以就成了天安門廣場一個最特別的、最早到的觀旗者。當國旗衛士們弄清原委後，齊齊地、久久地向坐在輪椅上的王莘致以最崇高的軍禮，王莘心裡明白，這是何等榮耀和偉大的禮遇。

　　就在半個月後，10月15日凌晨，王莘病逝於天津，享年89歲。11月28日，在王莘離開他一生摯愛着的祖國43天后，“嫦娥一號”探月衛星從38萬公里以外的月球軌道向地球發來了《歌唱祖國》的雄壯歌聲，這是向被譽為音樂的革命者和革命的音樂者王莘的一種最神聖的致敬。

　　王莘走了，可他留下來的《歌唱祖國》卻是永生的。他用一生在歌唱祖國，以他熱愛祖國的心靈和一生的操守，譜寫了他心中的“歌唱祖國”。讓我們記住他的話：“時代的步伐是節奏，祖國的脈搏是音符，人民的心聲是旋律，這就是我的歌。”

歌唱祖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和報紙摘要》開場音樂1954年早期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