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东沟林场之前，林场里已经有四个人是被从局里下放到东沟来改造的。这四个人分别性牛，桂，佘，沈。这四个人的家都不在东沟，所以他们和我是大棚里的常住户。

老牛是湖南人，十八岁高中毕业参加志愿军上了朝鲜战场。一九五六年他们全团从朝鲜回国后被分配到黑龙江林区。他被分到我们林业局的机械修配厂（负责维修林业局几十台运木材的汽车和上百台林用拖拉机）。他人老实，能干，再加上识文断字，心灵手巧，十年的时间就干到了七级工，成了厂里的技术大拿（全厂只有一个八级工和两个七级工）。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他成了清理对象。机修厂是林业局的“战略要地”，必须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所以厂里本着政治挂帅的原则，把他下放到东沟林场当伐木工。

我刚到东沟时就被安排同老牛一起做打柈子工。整个冬天，林场办公室，大棚，拖拉机房（八台拖拉机）的取暖和食堂的锅灶都靠烧木柈。特别是拖拉机房，那时没有防冻机油，拖拉机如果冻了，第二天早晨就打不着火。所以有一个专人，整个晚上像填无底洞一样往拖拉机房外面火坑里填木柈。这样，每天大约能烧掉十来棵大树。一台拖拉机专门负责往回拉大树，一台油锯把树干截成段，我们两人用大斧把木段劈成柈子。老牛干活像头牛，极其卖力，性子也闷，一天到晚说不上两句话。我曾试图让他讲朝鲜战场的故事，他就是一句话：“那有啥讲的。” 一年以后，机修厂里实在缺少技术工人，经常完不成任务，这才把老牛请了回去。

老桂原来是局里宣传科的干事，是局里最有名的笔杆子，专门给局领导写讲话稿。可惜他家庭出身是地主，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也被清了出来，发配到东沟林场当伐木工人。他的工种是打枝工，一般的时候跟着工队上山，拿一把大斧打枝丫。老桂有一手绝活，就是写大字块。场里墙上的大标语都是他写的。碰上场里开会或者上级来人，场里就通知他不用上山，留在家里写大字块。后来局领导对新上来的笔杆子不满意，又把他请了回去。他临走时把写大字的毛刷子留给了我，从此写大字块的光荣任务就交给了我。

老佘原来是局里的总调度，曾经是是局里响当当的人物。可惜他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把一个女中学生的肚子搞大了。这种事本应是犯罪，可是当时局里就是把他发配到东沟林场当工人了事。老佘是个老滑头，整天油嘴滑舌，不卖力气干活。他仗着人脉广并且认识几乎所有的运木材的汽车司机，经常溜下山去探家。回来带些好吃的，就不用到食堂去吃那雷打不动的盐水冻萝卜条汤了。我离开东沟的时候，老佘还照样在那里当他的老滑头。

小沈也就二十出头，在工队里当打枝工。我一开始不知道他的来历。一天，他跟我借五十块钱，说他妈得急病需要他陪着去哈尔滨的医院。 我想难得他一片孝心，就把钱借给他了。事后一个工人告诉我：“小沈原来是机修厂的工人，是因为偷盗才被发配到东沟的，你的钱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我说：“不至于吧，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小沈回来后分两次把钱还给了我。小沈后来娶了东沟林场的检尺员小浪丫，并且靠家里的关系调回到林业局机修厂工作。

至于我，好像没被算在牛鬼蛇神之列。至少工人们对我比对上面四位好多了。我刚进林场做打柈子工时全靠这些好心的工人们照顾。打柈子的斧头很大，很重，斧头是方的，斧刃很钝。打柈子不是靠劈而是靠“打”。斧子一定要打在一条线上。如果打得准确的话，几斧子下去，半米粗的树墩咔嚓一声就开了。如果打得不准，一百下也可能打不开。但这既要有力气，又要有技巧。一开始我这两样都没有，把树墩打成“剁饺子馅”，一天到晚累得浑身酸痛也打不了几块柈子。几乎所有路过我身边的工人都要接过斧子“教”我一阵。往往他们“教”的比我一天打出来的柈子还多。

后来我上山当打枝工时，工友们也把我当成自己人。打枝工的任务是用一把快斧把放倒了的大树的枝丫砍掉。这一工种吃全国最高粮食定量（一个月56斤），可见劳动强度之大。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在没膝的雪地里，大斧一抡，一会儿头上就冒汗了。打枝的关键是斧子要快。七，八厘米粗的树枝要一斧子砍下来。斧子要斜着砍，树枝的切口像只马耳朵，所以叫马耳茬。打枝工们上山的第一件事是点燃一堆火，休息时大家围着火堆聊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当然床上功夫也是主要话题之一。

伐木工们的热情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安慰，使我最初的失望，痛苦，沮丧，孤独的心情舒展了许多。我也渐渐地融入他们，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伐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