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局当时缺少小学和初中教师，远水解不了近渴，决定自己办一个师范班。这时局里想到了我，要把我调去当老师。正巧，经过我们多方努力，山林嫂也调来林业局中学当老师。我想是到我离开东沟的时候了。主任和政工组长都说：“我们舍不得你，但是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我们不拦你。” 我依依不舍的和工友们告了别。

那时，山林嫂已怀孕，我们无处可住。主任嫂子再一次邀请我们去他家住。儿子出生后，学校分给我们一个别人家厨房间隔出来的，不到六平米的小北屋。虽然拥挤（小炕之外的空间只有一张办公桌那么大），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师范班只办了一届，之后我在林业局教育科当科员。

大约两年后，我重返东沟看望当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的工友们。东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负责架绞索的老崔哥爬杆子时，从十几米高的杆子上掉下来摔死了。开拖拉机的陈哥在山上拖木头时，从行进中的拖拉机窗伸头向后看拖着的木头，被侧面的大树挤碎了头。食堂的王师傅不知什么原因上吊死了。老主任调走了。新来一个从朝鲜战场转业的湖南人当书记兼主任。他在场里大张旗鼓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带领“知青队”，把工人们开的小片荒里已经长出了红缨的玉米全部砍了。工人们怨声载道，但是敢怒而不敢言。

又过了两年，林业局的上级机关，林业管理局，在林业干校办师范班。我和山林嫂同时被调到距离五常县城180里的林业干校。这个干校的位置原本是空军干校，是林彪惩罚异己的地方，林彪倒台后由林业管理局接管。干校在深山沟里，条件比林业局差。吃菜自己种，吃蛋，肉自己养鸡，猪。最近的医院距离干校130里。因为医院太远，我们的女儿就出生在家里的炕上。也是山林嫂命大，如果碰到难产，送医院都来不及。我们邻居的孩子出麻疹造成呼吸道堵塞，等送到医院时已经太晚了。师范班又是只办了一届，之后山林嫂在子弟校教书，我在干校打杂。

1977年，大学招考研究生的消息点燃了我们熄灭已久的希望之火。山林嫂读书时是好学生，她本来也可以考研，但是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带，还有菜地和鸡，所以我们两人只能保一个。山林嫂决定再次做出牺牲，包下家中的绝大部分活，全力支持我考研。我们翻箱倒柜，从两人残留的书籍中凑了几本教课书。 身陷绝地，背水一战，我拼死命地复习了四个月的功课。研究生初试时我感觉考得很糟，以为这下完了。没想到别人比我更糟，我居然考中了。我当时的心情真的跟范进中举差不多。

读研三年零四个月期间，我把家里的孩子，鸡和菜地都留给了山林嫂。我只能是寒暑假回家上山拉烧柴和劈烧柴。（后来我把儿子带到学校，住在我的宿舍里。）直到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一年多，山林嫂才调到了我身边。

后来我到美国读博，做博士后期间，山林嫂曾到美国陪读六个月。因为不放心在奶奶和姥家的两个孩子，山林嫂急急忙忙的回国了。她回去前，好多朋友都劝她留下来，说：“我们做学生家属的都不打算回去，你老公是访问助理教授，条件那么好，你干嘛回去？” 山林嫂还是义无反顾的回去了。

山林嫂是个能人，从山沟回城后只七年时间，就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做到副处长。这期间她还要持家，带孩子。（我做完博士后回国两年多期间，曾替她分担过家务。）

我再次到美国一年后，山林嫂带着孩子来美国同我团聚。从此我们相依为命，再也不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