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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的回忆—70年代的美术
送交者: 有哲 2015年10月01日08:41:36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陈丹青:我的回忆—70年代的美术》

#217


转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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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的回忆——70年代的美术和美术展览(转载)  (2011-12-08 09:46:15)









我不是做美术史的,也没有念过书。现在年纪大了,忽然发现自己变成吕澎写的美术史里的某一个人。


1953年出生。1966年,13岁,小学刚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文革就没有了,结束了。那年我23岁。到了1978年,我25岁,结束八年农村插队生活,上了北京的中央美院。到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我就出国了。这是我的简历。


现在让我来谈诸位出生时的80年代的美术,我不是很有资格。我1982年出国后,1985年美术界发生八五运动,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我没有荣幸看到,正在纽约混饭吃。所以,我今天能讲的呢,大约是我青少年时代一直到出国前这么一段时间。那些主要的事情全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


我十六七岁去赣南插队时,正好1970年。1973年我从山村里被江西省人民出版社去画连环画,20岁,然后就发表了几册连环画。1974年,我开始所谓油画创作。1976年,也就是30年前,我第一次被西藏自治区去搞油画创作。23岁时我画了《泪水洒满丰收田》,第一次入选全国美展,那是我记忆最密集的六年。当时哪里会想到这些事会变成历史,会被请到这里来跟你们说,完全没想到。当时不会有一个人想到。罗中立也不会想到——当时大家叫他罗二,他在家排行老二。高小华、程丛林,都不会想到。


历史是这样的,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文革时浙江可了不得,打得一塌糊涂。浙江造反派分两派,一是省联总,一是红暴会:红色暴动委员会。他们都聚集在杭州,打得一塌糊涂,打死人。不记得是红暴会的头还是省联总的头,反正是浙江美院毕业的,后来当上当时浙江省文革临时政府——那时叫做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二把手或第一把手。这个人,文革后当然判了刑,到上世纪8090年代才放出来。听说他在监狱里做小的工艺品,拿木头雕。又据说在武斗中,他的一条手臂被人砍掉了。


最暴烈的时期是19671968年。到了1969年,各省成立临时政府,形势稍微稳定下来。这之后,有一年比较重要,1972年。


1972年到1976年为什么重要,大家知道不知道?对我们文革时期画画的人来说,1972年非常重要——1966文革爆发到1972年,整整六年,全中国没有任何美术展览,没有艺术大学,没有艺术活动,没有艺术杂志。不光是美术,音乐、舞蹈、电影,什么都没有。你们能想象吗? 那六年全中国就是造反、打斗、抢权……¬到了1970年太平一点了,从中央到地方,新的政权成立了。浙江省临时政府,就是那个一条胳膊被砍掉的人当了省领导了。


从上到下的混乱停止以后,1972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旗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旗手,我但愿你们能知道这个人,不要忘记这个人,这个人曾经很重要,来,说说看……(没有人回答)全都不知道啊?(一位学生说:江青。)对!江青。1972年,江青纪念她的丈夫,纪念伟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开文艺座谈会,到了1972年,对!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30周年。怎么纪念呢?就是举办无产阶级音乐会,举办无产阶级美术展览,所以,1972年对中国的艺术家非常重要。


那年,我们喜欢画画的家伙,不论是专业的还是我们这些知青小子,都听说北京、上海和全国各省恢复美展。


说到全国美展,又要稍微回顾一下。


1949年到1966年,持续举办全国美展,虽然不是每年都有,但是持续举办。但我们要是越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界限,大家知道:中国最早最早的全国美展是哪一年?1929年在当时的民国首都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展。


1929年到1949年,这二十年国民党实在没空弄文艺,因为要打仗。一会儿日本人打进来,一会儿跟共产党闹,哪里有空办美展。很可怜地办了几次,也不是国民党政府办的,是画家们自己想办法办的,当然政府也帮着做点宣传吧。总之具体的情况,南京有专门研究民国美术史的书,书里写得很清楚。


到了1949年,国家太平了,这当中除了抗美援朝,境内没有战争。所以从1949年到文革动乱的1966——这段时间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十七年十七年里面,办过好几次重要的全国美展和各省美展,到了1966年,全部停顿——“延安文艺座谈会,弄得中国有整整六年没有文艺。


1972年开始,1973197419751977,每年都办全国美展。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我的记忆最密集,也是我当年学画、出道的时期。这个时期,刚好是文革的中期、晚期和改革开放的早期。


1972年全国美展是综合性的,所谓国、油、版、雕,跟学院建制一样。1973年全国美展开始有主题了,专门展出国画和连环画,没油画,我很失望。到了1974年,对我来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我第一次扒火车去北京——我是南方人,从来没去过北京。那时北京对我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去巴黎、去纽约。所以,到了1982年我飞到纽约,很失落,很想念中国。我爸爸就很奇怪:你怎么到纽约写来的信和你1974年到北京,1976年到西藏比,没那会儿激动?!我这才知道我到美国的反应是这个样子。


1974年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跑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了,至少红太阳当时还在北京中南海,而我在那里瞻仰了中国最优秀的油画真迹。然后到了1975年全国美展。到1976年,全国美展又停顿了,国家忙不过来了:周恩来去世了,朱德去世了,唐山大地震,然后毛泽东也去世了。上层打得一塌糊涂,非常混乱的一年,非常戏剧性的一年。这个我慢慢再说,先回到美术界。


1972年的重要性,不光是恢复了全国美展,更重要的是,它推出了一批新的画家,同时,一批老画¬家消失了——这就是美术史。


我给大家写一份名单(在黑板上写)


1972年全国美展中消失的老画家:民国那一代的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樑等等早就消失了。新中国成立后崛起的著名油画家是董希文、王式廓、侯一民、李天祥、杜键、林岗、肖锋、全山石、靳尚谊、潘世勋等等。国画家有李可染、黄胄、石鲁、方增先等等。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并出名的全国美展重要画家,当时年龄在3545岁左右,正当年富力强,但在文革美展中全部消失。


1972年全国美展中的新画家有两类,一类是文革前已有一定名气的青年,如何孔德(部队)、蔡亮(陕西)、朱乃正(青海),但政治身份是右派,年龄在3035岁左右;另一类完全是新名字,年龄在25岁到30岁左右,他们是陈衍宁、汤小铭、伍启中、林墉(广东)、杨力舟(山西)、陈逸飞、魏景山(上海)、孙景波、姚中华(云南)、刘柏荣(知青)等等,这些名字,包括各省市地方的新画家,是我们这群知青业余画家在整个文革时期的楷模和崇拜者。没有他们的影响,不可能有我们这代人。


但以上画家,不论是新起的还是消失的,绝大部分被今天的艺术青年忘记了。顺便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末,你们中国美院这儿有个非常了不起的画家,我不知道学校还说不说起他——于长拱,是个大才子,长得非常漂亮,据说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他创作了油画《冼星海在陕北》,你们今天在前浙江美院上学,不应该忘记他,当时非常有名,上世纪60年代自杀了。


我不应该都说我熟悉的中央美院前辈,应该多说浙江美院的。肖锋、全山石,前面说过了,当然还有画国画的,方增先,上世纪60年代非常红,现在是上海美协主席,70多岁了。当时吴山明还不是特别有名,还有一位周昌谷,比方增先还要早出名,他在1959世界青年联欢节得奖——当时中国和世界不来往,不建交,只和前苏联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来往,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办了一个世界青年联欢节之类的大活动。周昌谷得了一个奖,一幅水墨画,画一个西藏小姑娘在搓自己的两只脚,脚面前有两只羊——大家知道,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是个很可怜的国家:全世界没几个朋友!到处写着大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实只有几个国家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什么阿尔巴尼亚、朝鲜、古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之类,很落后的一些国家,美国人、英国人,不来往的,法国和中国有点来往,承认我们,但是法国文化不能进入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国内和世界上的画家,名字很少,很容易记住。你们现在记不住了,信息太多了。我们那会儿只知道一小群人,两分钟就讲光了,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


所谓老中青。的这一代在哪里呢?青就是指25岁以下的工农兵业余画家,包括我们这帮知青。我们称呼1966年之前大学毕业的人叫做老大学生,所谓,不是年纪老,实际上他们发育完成没多久,但在文革前毕业。646566甚至67届,他们在电影学院、美术学院毕业了,一毕业就文革了。全部被撵到农村去,在那割稻子啊,扭秧歌给农民看,或者在工厂里汗流浃背和工人一起干活。这些人的青春和业务一耽搁就耽搁到1972年,有的甚至到1976年。


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具体的人,叫张暖忻,你们可能全都不知道了。她是谁呢?是第四代导演,就是老大学生文革前电影学院毕业的,凯歌、艺谋这帮幸运儿属于第五代导演,文革后上电影学院——可是张暖忻,还有谢飞,都是第四代导演,1964年、1965年的导演系毕业生。他们刚毕业,文革来了,没机会拍电影,整整耽搁十年,直到文革结束才能拍电影。他们的前辈,所谓第三代,大家知道吗?


这里又得岔开。


电影界的分代和美术界分代非常不一样。我后来被划分到油画第三代去了——徐悲鸿他们算第一代,靳尚谊他们算第二代,我和罗中立之类就在第三代。可是电影界的第三代,我根本没资格排进去,因为电影界第三代是大名鼎鼎的谢晋他们,上世纪50年代就出道拍电影了,不得了。我的辈分一下子和谢晋搁一块了,没道理的,这个分法非常奇怪的。我和凯歌、艺谋在年龄和学历上是一代人,可是在美术界我就算第三代,凯歌、艺谋却算第五代,不是很奇怪吗?


不过,电影界这样分也有它的道理:谢晋前面还有第二代和第一代。第一代就是蔡楚生,中国电影的创建者。第二代是费穆他们。话题扯远了,大家都喜欢看电影,应该弄弄清楚。


但是你们知道陈凯歌,却不知道张暖忻。张暖忻是第四代导演中最有才华的一位(法文说得好,她为了到法国留学而学法文)。她拍过一个电影非常重要,《沙鸥》,讲中国女排怎么走向世界,你看了会哭的。主角受伤了,看着同伴在国际上战斗,她残废了,坐在轮椅上流泪。还有一个云南知青的故事。可是大家注意了:她19641965年毕业,一直等到80年代才能拍电影。她的先生很有名,做文化研究,叫李陀,大家知道吗?张暖忻9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英年早逝,很可惜。


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四代导演和老大学生有一层尴尬,就是他们终于熬到能够拍电影了,第五代忽然起来了。第五代一起来,名气大了,国外得奖了,招来国际上各种说法。于是,第四代导演彷徨了——上世纪5060年代学的那套电影美学忽然被怀疑了,他们发现和凯歌一代比,没他们前卫,跟谢晋一代比,又不够正宗,所以他们说:我们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了。不清楚自己的追求是错了还是对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文化断层很可怕,它会糟蹋很多人。很多天才,了不起的人,会堵在这断层边上吃冤枉官司。文化大革命来了,又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中间那层,给弄乱掉了。这是电影界的情况。咱们再返回来讲美术界的事情。


1972年崛起的文革画家,大家要记得。今天大家都知道陈逸飞,陈衍宁却不一定知道,当年陈逸飞也非常佩服陈衍宁。刘柏荣,知青画家中最早出道的,大家彻底忘记了。可是当时他非常重要,自学成材,出道时才1920岁。江青、姚文元看重他的画,他画了油画《黄山小英雄》,一群青年在和洪水搏斗,笔触、造型,好极了。1974年全国美展,他的新国画最优秀,直追黄胄,非常清新。


杨力舟大家知道吗?刚刚离任两年的中国美术馆馆长,他就是老大学生。我上学的时候25岁,他已经快40岁了。他也是文革当中出来的,画有关毛主席的历史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蔡亮、朱乃正,都是上世纪50年代中央美院的才子、尖子,和袁运生、汪志杰一起并称油画四才子,结果四才子全被打成右派分子,年龄甚至不到20岁,还在上学,比你们现在年纪还轻,忽然被喝令站起来,宣布是右派,大家不理他们,不跟他们玩了,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在角落里。大家想想,他们在十八九岁就经历这种政治打击。


朱、蔡、袁、汪四才子,全是右派,当时谁聪明谁就变右派。右派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了。这些人后来发配农村去了,袁运生发配东北,蔡亮发配陕西,汪志杰被逮捕,朱乃正发配最远,青海,一去去了20年。上世纪60年代没他的事,60年代末没他的事,可是到了1972年,他被起用了,在1972年画了一幅色彩明艳的画《草原门巴》,逆光,美术界都传说那逆光画得多么惊人。


所以,我们都记得江青,江青干了很多坏事,打倒了很多文艺家,折磨他们,弄死他们。同时,她起用年轻人——谁有才能马上调上来画画,朱乃正啊、蔡亮啊、何孔德啊,不管你是不是右派,马上画画。她在政治上非常二元:我要整你,你不是坏人我也把你弄成坏人,我要用你,没关系,调上来。


还有长串名单,不说了。都是20出头的新名字。我们都属于文革画家,我年龄小,但是出道早,赶在文革尾巴上,也参加了全国美展。所以在身份上,我至今定义自己是个知青,在艺术上,我至今定义自己是个文革画家。文革使上一代被驱逐,被扼杀,但也是文革,使我们有机会进入全国美展。


当时的体制与现在完全不一样。今天你们年轻人死路一条,你们要进入全国美展,太难太难了,上头密密麻麻几层人压着你们,全中国千千万万的艺术学生,你们要头破血流才能进入全国美展。但我们那时候什么学院都没上过,什么学历资历也没有,忽然获得创作的机会和空间,忽然就进入全国美展。二者都不太正常。


文革出现的新名字,还要分帮派。当然,这帮派一说是带引号的,就是有几个区域的创作集团力量特别强。比如广东有四大金刚:陈衍宁、汤小铭、伍启中、林墉——我现在回忆这些人就和回忆古代人一样。我也成了古代人。


然后呢,还有陕西帮。文革时期讲究集体创作,个人署名还不是很普遍,陕西那帮人就署集体的名。叫什么呢,叫秦文美,很好玩。为什么?大家想想看?,因为陕西是古代秦国的所在地,其实并非都是秦人,蔡亮上海人氏,刘文西浙江¬人氏,但他们都分配到陕西;,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文艺兵;,就是美术。几个人画一幅画,署名秦文美


还有一个集团很厉害,就是军内画家群体。都被人忘记了,那个时候听到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何孔德,真可怜,如今何孔德没有人知道了。他要是现在走过来,我愿意马上弯腰致敬。整个部队画家系统,包括全国范围的写实画家,都受他影响。


当时就这么几个集团很厉害:广东、陕西、部队、还有一个应该说是上海。


但是,北京、上海和浙江的地位非常暧昧,为什么说暧昧呢?因为北京和浙江最重要的油画家全被打倒靠边了,侯一民、杜键、詹建俊、靳尚谊、全山石、肖锋都靠边了。侯一民、肖锋两个人在196619671968年的主要生活就是被人斗、被人打,摁在地上暴打。据说肖锋当时被打伤后输的液可以放整个屋子。侯一民是我的指导老师,他在我们上学后待的那个教室里,曾经给红卫兵打了十几天不让回家,不让睡觉,血肉粘在地板上,无法翻身。为什么打他,大家知道吗?因为侯一民在上世纪60年代画了非常重要的一幅画《刘少奇和安源矿工在一起》。现在知道了吧:毛对刘不放心,要把他弄掉。刘被弄掉前后,所有跟刘有关的人全部倒霉。侯一民先生就被牵连受罪,三十几岁的一个壮汉,被打得血肉模糊。可是,这两位老同志现在活得非常好。肖锋头发还是黑的,胃口好得不得了。你们将来要向这两个人学习,要顽强。打你们,你们要活下去,活得更好。


杜键很深沉,很少笑。我很佩服他的《激流中勇进》,画一船人与黄河逆流搏斗,当时非常震撼,有点像前卫作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红卫兵从框上剥下来,摊在地上用油漆涂,在上面践踏。这幅画没有了。这都是在19661967年发生的事情。


文革后,这些画家重新把自己二十年前的画再画一遍,但他们已经四十多岁了,画不了年轻时候那个劲了,就像我现在画不出《西藏组画》一样。但是,他们还是很顽强地画。侯一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是中央美院代院长,1986年被靳尚谊接任,所以你们不知道侯一民,知道靳尚谊,他在美术界官阶最高,中央美院院长、中国美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油画协会首席顾问,所有官方美术文本上都有靳尚谊。但是,上世纪6070年代他和詹建俊两个人属于逍遥派、中间派、业务派,既不是右派也不是派,他的成名作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大手一挥,老毛在开会。全山石很重要的一张作品,你们知道的,画几个烈士躺在地上,周围是决心复仇的工农武装者,是他上世纪60年代的成名作,可是在文革中这些革命画全都变成了反动画。


浙江美院的创立者林风眠先生,1967年左右被关进监狱了,关了八九年,虽生犹死。徐悲鸿幸亏去世得早,否则按他的性格脾气也非得遭殃。所以,大家要知道,老百姓管1949年叫做解放”——捆着的绳子松开了,解放了——到了1976年,四人帮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又兴起一种说法,叫做第二次解放,可见那十年的灾难多么深重。


但是,我们这一代正好在这场劫难中长大,因为江青这个家伙的原因,能够出来画画、办展览。


所以我对前面提到的每一位文革画家都崇拜得要命,想到他们,浑身就发抖。但我直到1974年,我21岁那年,才到北京瞻仰他们的画,当时我一看到何孔德的画,陈衍宁的画,蔡亮的画,杨力舟的画,朱乃正的画,刘柏荣的画,脑子完全空白,像电脑死机一样,太崇拜了。我记得一到北京,一下火车,立刻奔中国美术馆,美术馆一片混乱,为什么呢?江青同志刚刚来过,人山人海。据说她在看画时对周围的人说:什么是艺术?这就是艺术!什么是伟大?这就是伟大!


当时,何孔德画了张画很有意思,叫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画一片竹林,毛泽东在江西根据地跟一群红军战士讲话,掰着手指头。我看了很久,感觉没想象的那么好,但不敢讲。1972年他画的《古田会议》却是众口一词地叫好。当时,我们这帮画画的小知青一天到晚都讲《古田会议》,但没人亲眼看过这张画,都是听年纪大的画家说,就像听人描述罗浮宫达维特画的《拿破仑加冕礼》一样。当时我19岁,还在江西山沟里当农民,我就拼命想像这张画。可是直到28年后,2000年,我才终于看到这张画的原作,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油画百年展上,这时何孔德去世了,我已经在国外兜了一大圈回国了,居然才有机会看到自己少年时代无限向往的这张画——还是觉得很好,很珍贵,当然,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疯狂激动了。在同一个展览上,我还终于看到了另外一张我从小就想看到的画,就是《开国大典》,是董希文在1958年画的。2000年我站在这张大画前时,董希文已经去世27年了。


现在说说上海。


上海的文革绘画新秀有另外两个人:魏景山,夏葆元。你们没听过夏葆元,不奇怪,因为他的创作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魏景山你们应该知道他,陈逸飞最有名的画是《占领总统府》,《占领总统府》是他和魏景山合作的。当时上海绘画前三名,第一名是夏葆元,第二名是魏景山,第三名才是陈逸飞。陈逸飞后来超过了他俩,这两人后来不太画画了,到最近才恢复画画。


我这里带来的一本图书,题目叫做重聚,我犹豫是上午和你们讲呢还是晚上讲。这本书是我们自己做的,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这帮家伙现在老了,夏葆元60岁多出头了,我50多岁了。我们这帮家伙非常怀念从1972年到1978年之间相处的生活。80年代后,我们又陆续到美国去了。都很怀旧。所以,近些年大家回国后,特别是在陈逸飞忽然去世后,我们约定在去年夏天干了一件堂吉诃德式的事情,就是:我们几个文革时候一起玩的家伙凑拢了画了七八天画,什么目的也没有,就只是像当年那样一起画画,画完了,就出了这么一本画册,收入一些30多年的素描速写油画,我还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回忆这段生活。


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我的《退步集》?里面有篇《向上海美专致敬》,就写到这段生活,但比较粗。这回我就细细地写。魏景山,当时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他比陈逸飞大两三岁,陈逸飞至少有四张画和他一起合作。夏葆元,文革时,我们,包括陈逸飞,我们每个人的素描都受到他的影响。他的素描在全国范围都有影响。从来没有出版过,就在这一两年快要出版了。当年只要是画画的人,从1971年到整个80年代,全国各地包括新疆内蒙的年轻画家,都会偷偷拿他的素描照片欣赏学习。他去年刚刚回国,被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聘用,开了工作室。


1976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四人帮被铐起来了。等他们铐起来之后,你们的老校长林风眠就释放了,自由了,去香港了,再也不回来了。中央美院的老校长江丰则被平反了,官复原职了。总之,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全国人民第二次解放了。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1977年恢复招生和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


艺术教育停顿了十年。但是,文革时期曾经局部恢复过个别艺术学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央五七艺术学院,包括美术、电影、戏剧,合并成为中央五七艺术学院,院长是谁呢?江青同志。专门招收工农兵学员,讲明了:报名者第一个条件是必须祖孙三代出身工农,不能有一个资产阶级后代。


在这群合乎政治条件的工农兵学员中,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河南人,他名叫栗宪庭。他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一部分时间里,以个人的勇气、远见,带动了中国的当代艺术,推出了一整批当代艺术家。当年我和罗中立,也是他在《美术》杂志任职期间,由他组稿,发表了我们的创作。


大家可以记一下:从1977年到1979年,咱们国家大大小小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


第一件事,恢复高考。第二件事,正式建立中美邦交,这是天大的事情,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虽然在文革时期的1972年中美开始对话。第三件事,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性命交关的大事,共产党决定再也不搞运动了,从此发展经济建设。这是官方的事情。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西单民主墙,当时共产党靠了这堵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造了舆论和民意。那时我已上学了,1978年底,大冬天,突然西单墙出现了这么小一张纸,就是练习本上扯下来的纸,用钢笔在上面书写政治批评,要求重新评价文革,重新评价毛泽东,要为刘少奇平反,要赶快请邓小平复出。一夜之间,很多响应的帖子出现了,人山人海围着看。因为这些话,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不敢说,全国就靠这堵墙说真话。


美术界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一次在野画展星星画展。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第一个在野画展不是星星画展,而是上海十二人画展。这个画展在1978年到1979年初,在上海黄浦区文化馆开幕。12个人我现在不能一一说来,我自己认识两个人,一个叫陈均德,现在有些画册上还能看到,还有一个叫钱培森。


在野画展在当时有两重意义。第一,这些人不是官方画家,也不是学院画家。第二,他们没有一个人画文革时期的政治性宣传性创作,不画毛主席啊、共产党啊、工农兵啊、红旗飘飘啊、阶级敌人啊……不画。他们从来不画这些。他们就画点风景,画点静物,可是风景静物在文革时期都属于资产阶级绘画,属于形式主义。他们的所谓形式,再简单不过,就是印象派、后印象派和一部分野兽派的影响,他们的源头,就是民国时期上海美专、浙江美院奠定的最早的西画美学,1949年之后遭到批判,被边缘化,1966年后遭到全面禁止,直到1976年以后,迅速恢复。总之,这是文革时期的潜流,是另一群人,他们不和官方玩,不跟革命玩,偷偷躲在家里画,冒着危险,坚持自己的喜好和信仰,他们认为:这才是艺术,这才是画。


解放了。1976年被认为是春天来了。按照毛主席的说法,牛鬼蛇神又出来了,其中12虫子在上海办了这个画展。这里牵扯到另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只知道星星画展,却不知道上海十二人画展?两者本质上是差不多的,都是反主流的、边缘的、由地下而公开的。但一个著名,一个被遮蔽,背后的原因,值得你们思考。


1949年后,上海民国时期文化中心的地位,被北京取代,北京从此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上海变成工业中心。但大家必须清楚:从清末到民国,整个七八十年,上海始终是文化中心,也可以说,是一部分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为什么?因为民国上海曾经汇聚了全国的文化艺术人才,还有各种政治人物、投资者、冒险家。文化中心代表什么?一是最杰出的文化群体,一是话语权。民国时期所有一流文艺家,左翼的也好,右翼的也好,中间派的也好,只要到上海去,在上海出了文集,在上海办了画展,在上海开了音乐会,哪怕只在上海呆了一呆,你的层次就不一样。这种状况到了1949年以后,迅速改变。


所以,我在中央美院很厌恶的一件事,就是每次到食堂吃饭,会看见浙江美院、西安美院、鲁迅美院、广东美院……¬诚心诚意用一个大木箱把学生的作品运到北京来,给院校学生互相交流观摩。中央美院的学生就拿个饭盒,一边吃一边看,看完就走掉了。中央美院从来不会打一个箱子把我们的习作运到别的学校给大家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大爷,因为它是中央中央的意思,就是其他空间都是边缘的、从属的、相对次要的。中央美院的行政划分,准确的说法,就是中央直属,这完全是权力词语,和文化艺术毫无关系。所以,浙江美院一直不服。


说来很有意思,有个小细节,是郑胜天告诉我的——郑胜天老师很重要的,不应该忘记他,整个“’85现代艺术运动,就是他和栗宪庭等人里应外合发动起来的——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林风眠的杭州艺专被中央行政权力划分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使是华东分院,其他地方院校也要争名分。怎么办呢,大约是1956年,中央决定把华东分院改成浙江美院,大家还是认为这个名称不牛×。据说周恩来亲自出马,先让大家发言讨论一番,争论很多,当时就在学校大礼堂,底下闹,周恩来很认真地听意见。最后,我们伟大的周总理结束道:我看就这样吧,还是叫浙江美院吧。可是几十年后,浙江美院到底说服了中央,改名为现在的中国美院”——多么伟大的名字。所以,你们今天在中国美院上学,要知道这校名的历史,知道这历史的原因。


回到原来的话题——还是话语权的问题。上海没落了,在文化上没落了。现在更没落。今日上海本土不再出现影响全国的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潮流了。所以将近三十年前,上海十二人画展以上海人本能的敏感,以上海殖民地的记忆,以上海文化中心应有的姿态,自我解冻,办了全国第一个在野画展。其实那展览现在想起来很土,展览期间,一直在展厅里播放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那是旧上海的时髦音乐,被禁止十多年,当时我们在展厅里看着久违的风景静物画,听着《蓝色的多瑙河》,觉得文革是昨天夜里,一大早,西方已经降临了。


到了1979年底,星星画展在北京忽然发难了。但是星星画展的政治姿态和力量感,远比十二人画展强。为什么呢?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不管艺术的,文化人自己管文化,艺术家自己管艺术,所以他有政治立场,但不是政治人格,艺术与政治的分野很清楚。我是上海人,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批人,从来对官方不感兴趣,不沾边,没反应。北京不一样,北京人是政治动物,做什么事都有一种政治意识。


星星画展的中坚分子,有三位是革命名流的孩子。王克平,母亲是著名演员,演过《昆仑山上一棵草》,上世纪5060年代很有名,父亲是天津文联主席。曲磊磊,父亲曲波,《林海雪原》的作者(也就是《智取威虎山》的原著)。钟阿城,现在大家都叫他阿城,文学家、文化家,他的父亲是钟惦棐。解放初进城后作为军代表,艾青接管中央美院,钟惦棐接管整个电影系统。


当时电影系统有这样几个制片厂,一个是东北,一个是上海。东北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上海是上海自己人留下来的,华联影艺公司之类。这些电影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当然全部被接管,北京成立了八一电影厂和北京电影厂,钟惦棐,就是代表新政权接管电影界的。非常讽刺的是,艾青接管中央美院,江丰接管浙江美院,钟惦棐接管电影界,可是到了1957年,这三位老资格的革命青年都成了大右派。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是革命者,但性格人格,毕竟是艺术家,可能像我这样乱讲话,口无遮拦吧。1957年就被治罪,送去劳改,整整二十年后才复出。我记得江丰复出前我们去看望他,小老头,坐在长安街马路边上,活像看管自行车的老汉。一年后,他就作为全国美协主席公开支持星星画展,而且回到中央美院当院长了。


应该给十二人画展一个历史地位。这些人,应该被视为“’85运动直到今天整个儿所谓当代艺术、前卫艺术的先驱。他们的意义和西方当代艺术不一样,西方当代艺术是爹生子、子生孙、孙子生重孙子这么一个自然的延续,而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在巨大断层中挣扎出来的,是隔代单传的,很脆弱的。


好了,国家大事不去管它,反正美术界开头炮的在野画展是十二人画展。你们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来上海人不张扬,十二人就十二人,没有特意添加诗意的题目,只有小小的一个前言。星星画展,北京的浪漫主义就明显了。因为北京和民国有关的文化根子都被彻底斩断了,重要的文化人都逃走了:胡适逃走了,陈寅恪逃到南方去了,冯友兰留下来,立刻写检查:我错了,饶了我。就是这样子,所有大学的知识分子全都摆平了。北京在1949年以后立刻被一种前苏联文化统治。前苏联文化是德国法国浪漫主义尾巴那一段,它的影响发散到中国来。一部分俄罗斯文化、俄罗斯诗歌、俄罗斯哲学、俄罗斯民粹主义,立刻变成共和国第一代青少年最时髦最洋派的知识来源和精神来源。这风气一直带到文革后,包括北岛,包括所有那一代诗人,都受到俄罗斯和以俄罗斯为发散点,发散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绕过来的这么一个精神传统的影响。


可上海不一样,上海建国后被一届一届极的市政府给弄烂了,没有自己的文化,只剩殖民时代文化的破碎记忆。我这样说可能不太准确,但相对北京,当时上海办画展的思维、起名字的思维,可以看出这种上海的性格。


十二人画展第一个,星星画展第二个,第三个是无名画会,第四个是同代人,第五个是油画研究会。据我记得的比较有名的在野画展,在1979年到1981年之间,大约就是这些。


东北到后来才有。四川我不清楚。广东也有,广东来的学生回去可以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但当时北京出了这么四个团体,大部分成员是在野的,胡同里的。同代人清一色是中央美院附中的毕业生,其中一个就是你们学校孙景钢的哥哥孙景波,孙景波是我上研究生时的同班同学。他们受的影响就是典型的苏维埃影响,但当时已经开始吸收别的影响,比如维也纳画派的克里姆特。其中,王怀庆现在比较有名,还有几位出国了。《油画研究会》则一大半全是官方画家,所谓官方,不一定是参加全国美展的,而是指他们的单位是官方的,领工资的,其中有邵晶坤,是北岛前妻邵飞的母亲。还有其他一些中央美院画家,其中一位延安来的老画家,去世了,名叫赵域,是邵晶坤的丈夫。


准确地说,在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办展览不是由文化部、美协、美院主办,是自己找点钱,自己找地方办。当时办展览很简单,花钱不多,找中国美术馆的领导商量,可以办,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也可以办。所以,在1979年到1980年到1981年甚至到1982年,零零碎碎办了好几回。第一届星星画展最富有戏剧性,它被禁止,然后反抗,又挂出来,再被禁止,直到江丰公开支持他们,才被挪到北海画舫斋,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公开抗争是在102号还是哪号,国庆节那几天,大队人马,包括诗人、市民,上大街游行。双腿残废的马德升走在游行队伍前面,背后扯开大标语:艺术自由!这在当时不得了,非常响亮,非常明确。游行游到市政府门口,马德升就扯开嗓子讲演。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艺术自由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实现,言论自由更没有实现。但你们要知道,1979年就有人在大马路上公开叫喊。他们是先驱。他们画些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叫喊自由。马德升本人当时玩木刻,几乎和30年代左翼木刻差不多,愤怒的、呐喊的、神经质的。1989年香港出了一本图书《星星十年》,回顾那场事件,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图片和文章都很丰富。


无名画会有几个人很有意思,一位姓钟,忘了名字,他是第一个在绘画上画存在主义哲学的。现在看来非常简单,他就画了一块红的布,然后一个黑白的萨特的头像,然后写了一句标语,原话我有点忘了,意思就是说他是他自己!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一看,太了不起了:我肯定是自己,然而我得说我是我自己!这太牛了。后来萨特热起来了。这帮哥们儿因为在北京,北京是文化中心,所以接受文化信息快,忽然冒出来一句话,我们就愣住了。


这些人很多是高干子弟。另一位就是王路,画风景画。他父亲是王冶秋,很有名的,大家听说过么?是中共老前辈专门管对外交流的,文革期间都可以出国,所以带了很多画册回来。我1976年第一次到西藏画了《泪水洒满丰收田》,陈逸飞转告我,说王路很欣赏那幅画。我到北京去,见了他,长得很有派头,男低音,本人就像个高干。他简直是给大脸了,一到他家,就把一大摞世界名画集捧出来给我看。现在你们根本不稀罕了,当时不得了,简直头晕,眼睛都快看不见了。所以,当时能看到世界名画册,能知道有个人叫萨特,非常前卫。


还有一位叫冯国栋,大概比我大一两岁,当时是北京清洁工,扫大街。他当时画了一幅愤怒的激烈的油画,被认为是1949年后直接吸收野兽派作风。今年他去世了。


一个非常现象,大家要注意:民国时期,从文艺复兴直到印象派,是完整的信息、画册,进入中国,真有那么一批人到法国去,徐悲鸿学沙龙,刘海粟学野兽派,林风眠学的也是野兽派和后印象派,分成北方一派,南方一派,虽然北方一派也多是南方人,江苏人,广东人。南派认定为艺术而艺术,北派认定为人生而艺术,反正左翼的艺术,右翼的艺术,整个文化资源美学背景,相当完整。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相对完整的形态就被切断了。切断后,单方面引进前苏联和一部分俄罗斯绘画的美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咱们暂时不去说它。总之,到了冯国栋这代人,星星画展这代人,同代人这代人,他们能够恢复的记忆仅仅到民国时代的美术信息,而且是非常残缺的信息,大致规约在后印象派和野兽派这一块。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时文艺界会错意了,没明白毛的意思,就刊登了印象派的作品,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官方美术杂志上第一次刊登所谓资产阶级艺术,就是印象派,包括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我记得小时候看到那本《美术》杂志,心惊肉跳,两个男的穿着衣服,一个女的光屁股坐在旁边!怎么回事?!可是又想看。我当时还是小学生。


不久,反右运动开始,《美术》杂志遭到批判。直到上世纪60年代,就是刘少奇主政的那一段,又开始局部解冻,可以放一些古典音乐,可以唱一些爱情歌曲,可以偷偷看些印象派,听些《天鹅湖》之类……¬“文革起来,再次完蛋。此后一晃十年,等我们几代人试图恢复记忆时,都是些残缺的记忆,而这些残缺的记忆在1979年至1982年期间居然是前卫艺术——其实是非常后卫的艺术——的启动因素。我们所记忆的只是20世纪初,也就是1900年到1920年欧洲的两个绘画¬流派:后印象派、野兽派。可是在中国,大概过了7080年,才又被一群年轻人想起来,非常间接地、一厢情愿地模仿、追求,转变成当时中国的前卫艺术。所以,在野画展真正的作用不是作品,而且精神,那种非官方的立场,那种异端精神,那种试图摆脱本土,看向西方的渴望。是这些精神和愿望真正影响到后来的“’85运动,可是“’85运动的一部分作者看不起70年代末的在野运动,就像左翼艺术看不起民国时代的艺术一样。


然而,真正与西方当代艺术衔接、对话,互动,是要到“’85运动之后。这时就要讲到学院这一块,因为“’85运动和上世纪70年代末在野运动的根本差异,是前者的参与者绝大部分已经是学院艺术家和理论家,它的大背景,是整个人文艺术和反思运动在80年代中期进入高潮,哲学、文学、诗歌,文化热,出版和翻译,在学院群体中开始越来越活跃,“’85运动应运而生,正如在野群体在文革结束后应运而生一样。


当时学院和在野的关系与今天不一样,它们之间有互动关系。今天,学院在野的性质、说法都变了,叫做体制内体制外,二者再也不会像二十年前那样发生互动了。今日学院太沉闷了,不可能影响社会,只能被动地受到社会影响——这就是20多年来的变化。



学生提问


问:文革以来这些艺术家是不是真心、热诚地,以完全真诚的心态来创作工农兵艺术?


答:从1949年到1966年,从1966年到1976年,从侯一民、靳尚谊一直到陈逸飞这代艺术家,可以说完整地属于19491976这两代人。我们对当时的无产阶级文艺到底是怎样的心态?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吧。


我们可以从这串名单谈起。这些是红色画家。论题材、主题,都是革命,论政治身份,侯、靳、陈逸飞,都是共产党员。其他人呢,可以说是灰色画家,到文革,就变成黑色画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画家。同样表达革命,表达民族灾难,表达爱国,在文革的政治尺度下,会遭遇荒谬的结论。


岔开,讲一点蒋兆和。他的大画《流民图》上世纪50年代到前苏联展览,引起轰动,前苏联画家对着他的画鼓掌,给他崇高的称号:东方伦勃朗。你们看过《流民图》没有?跟真人一样大。你们可以比一下,你的脑袋有多大他画的脑袋就有多大,拿个大毛笔一路画下来,很了不起,他创作这幅画时,30岁左右,很年轻。到目前为止,包括徐悲鸿,我认为无论国画写实还是油画写实,画人物,从表情到内心到造型,没有人超过他。国画界对他有争论,说那不是国画。我认为这没关系,它真的不是国画,只是素描。你们知道他出身是什么?是画石板像的。你们到苏州去看到公墓里那些墓碑上的爷爷奶奶像,就是石板画。他以前是画这个的,当然要画得像。同时,他是爱国主义者。当时,没有一个党的地下组织之类,说:蒋兆和,你来画一张《流民图》。当时民国所有艺术家都是自为的、自主的——你相信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没关系,只要拿作品来。这就是民国的艺术生态。蒋兆和就拿出了这张《流民图》。


杨力舟,前中国美术馆馆长,工作十几年,一肚子苦水。他跟我讲,这些老先生实在太难弄了。像蒋兆和那样,已经被我们的前苏联老大哥赞誉为东方的伦勃朗,可是最近几年他的《流民图》挂在中国美术馆墙上,还有派老画家说:这是汉奸的画,怎么还把它挂在这儿?这是2000年、2001年的事。


这就是中国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纠缠到现在。为什么说他是汉奸?因为他在沦陷区,在日据时代画了这张画,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还有点气量。虽然,后来有强硬一点的日本人说不能展出,强行关闭了展览,但当时坐镇上海的日本官员在一开始通过了这个展览。当时政治和艺术的关系还没有这么密切,民间可以办展览。就是因为这个,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蒋先生背个汉奸的恶名。可是你想想,他在沦陷区,他要活,不免会和一些日本人来往。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画挂上墙还有他的同代人要来咒骂他。


这样的例子,你说他是红色画家还是黑色画家?更有其他大量画家,不反动,也不革命,就画些山水、风景、装饰画之类。那么,他们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绝大部分民国画家没有后来那么鲜明的政治身份,只是很单纯的画家。而建国以后,我刚才说过的著名画家,尤其是留苏群体,我敢说,他们百分之百相信共产主义,相信他们所画的这些画是革命的。他们热爱新中国,虽然文革中被打得半死,但不能怀疑他们青年时代的信仰和作品。他们生在民国,成长在新中国,他们热爱新政权,热爱无产阶级文艺,完全相信这一套。新政府出钱送他们出国留学,上世纪50年代他们出国是美好的青春记忆。你想啊,一个20出头的青年,国家派你出去留学,多么光荣啊!所以他们真心实意拥护党,拥护国家,真心实意加入无产阶级创作的队伍,创作无产阶级的作品。这些人名单很长,有很多人,包括那个右派何孔德,他从来没有怀疑社会主义,怀疑共产党。


到了下一批人,陈逸飞、魏景山、蔡亮……¬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他们。但他们对红色政权的记忆肯定不太一样。大家知道朱乃正是右派,蔡亮是右派。在1957年他们18岁的时候,这个政权的耳光就打下来了,在意识形态中,他们可能怀疑,但不可能反抗。他们终生画的都是革命画,但是他们的生命和这些画是二元的。所谓二元,就是我心里想的,和我画的画,是两回事,有时重合,有时不重合。


再下来就是我们知青这代人了。这代人非常二元,我们受完整的革命教育,但文革和上山下乡是真实的再教育,这次再教育的后果,使我们这些真正的红孩子成为第一代怀疑主义者,因为我们亲生经¬历,亲眼看到了文革的罪恶,看到了下层的苦难。我16岁到农村,看到老百姓,看到农民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子,猪狗不如!——今天的农民工,虽然生活比那时好一点,但他们毫无尊严,更加猪狗不如。所以,我很诚实地告诉你们,我从少年时代就怀疑这个制度,到今天也怀疑这个制度。


但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国家富强和农民贫困不是一个概念。我是知青,我忘不了农民的苦难,可是当年如果我不画这些宣传性主题,我不但进不了主流,而且画不成画。你摆脱不了农村,摆脱不了两脚踩在烂泥里的生活,你还要当油画家?你做梦。所以,凡是知青画家,都是双重人格。


我相信在你们身上也有双重人格,你们要考试,回答什么是马概?什么是毛概,但同时,你们看美国杂志,看胡戈的电影,看后舍男孩多好玩啊!小男孩多性感,又无辜,在魔鬼与天使之间,但这位唱美国歌的男孩据说是党员,学生会的头儿——非常自然的双重人格。他活在今天的消费时代、流行文化时代、美国文化时代,同时又是党员,学生会的头儿,对着镜头哇啦哇啦对口型,唱流行歌曲、美国歌曲。你们有几位同学看过?(都看过)喜欢不喜欢?(哄笑)女孩子一定会喜欢。


这就是你们的双重人格,这种人格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成型。所以,美国那位杜勒斯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概括了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历史:和平演变在第二、第三代身上会发生。当年冷战开始了,世界政局大划分,一部分被斯大林的阵营拿走了,一部分是西欧和美国阵营。铁幕开始拉下,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互相比造原子弹。到上世纪90年代苏东坡(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事件发生,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全倒了,最大的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了,应验了杜勒斯在上世纪40年代说的话:这些国家赤化了,但希望在第二代第三代。我就是第二代,你们就是第三代。和平演变的前提,是在我们内心塑造双重人格: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同时做这件事情,如果可能,我再做点别的事情。我有两张嘴,两套话语,两副眼镜,你来了,我说这话,他来了,我说那种话:这就是双重人格。


但今天我跟你们说的,是真心话,你们听得出来。双重人格的人,很清楚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诸位如果注意上世纪80年代的知青文学,你会发现知青是这个社会第一批觉醒的人、叛逆的人。他开始怀疑这个时代,同时非常爱国。我们怀疑,因为我们爱国;我们爱国,所以我们怀疑。怀疑什么呢?工农生活猪狗不如,可是非要你画欢笑的工农。你们到赣南、到陕北、到东北、到贵州去看一看,当时的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


所以,1976年第一次去西藏时,文革还没结束,我画了《泪水洒满丰收田》,1980年再去西藏,时代变了,画了《西藏组画》,因为我终于可以画我看到的真实的人民。你问我画¬的时候想到什么?我当时根本没想什么,更没想这些画能不能出名,我只是往回想,想我插队时候看到的农民。西藏农民也一样,只是自然一点,粗犷一点,跟江南农民世世代代苦下来不太一样。


就我所知,我们这代人形成自己的人格,变成怀疑主义,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你们要到农村去!要接受再教育!我们去了,就因为这种再教育,我变成现在的我。在没有学校和考试的年代,我不用考英语,不用考政治,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脑子想。我很高兴我是这样地成长起来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17197d0102dvl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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