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可能不再是過去的日本，中國卻仍然是過去的中國

近些年來，中日關係一直處於異常緊張的狀態，不光政府之間針鋒相對，由於中國官媒的蠱惑，民間的裂痕仇恨也在加深。對此，我很擔心這種怨恨會持續下去，甚至愈演愈烈。也促使我深思中日關係的實質，思考建立新型中日關係的出路。現今中日關係究竟屬於什麼樣性質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上個世紀的那場戰爭？如何看待今天的日本與中國？如何走出戰爭的陰影？如何開闢新型的中日關係？日本人不能迴避，尤其中國人需要面對。

日本早在19世紀末60年代就“棄亞學歐”搞明治維新，天皇放棄自己的特權實行“君主立憲”，與封建專制決裂，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了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特徵是天皇主要是個象徵，基本不干預政治；由國民選舉首相，作為政府首腦；民眾有了充分的表達權、知情權、選舉權和監督權。日本發動包括侵華在內的亞洲戰爭，帶有法西斯的性質，是反人類、反人性和反人道的，理所當然受到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反抗，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失敗有一定的必然性。這也表明，即使是進入到民主社會的國家，也有一個鞏固自由民主和平的任務，防止國家社會主義專制獨裁重新抬頭。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災難），中國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都不會忘記。在許多場合，日本主流社會已經對戰爭有所懺悔，上個世紀70年代田中角榮首相曾代表日本政府提出對中國進行戰爭賠償，基本表明了日本對戰爭的態度。多年來，日本首相經常象走馬燈一樣換個不停，但沒有改變黨派競爭、自主選舉政府首腦的性質，國家保持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屬性。儘管安倍政府提出新安保法，增加國際義務，也不失為是維護國際和平的舉動。應該說，無論從國內關係還是國際關係上看，日本都是一個現代的自由民主國家，是世界文明進步力量的一個部分。與發動亞洲和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相比，日本已經不再是那時的日本。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反觀中國，清末曾緊隨日本的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卻受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王朝殘酷的鎮壓以失敗告終。孫中山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王朝統治，但並沒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相反，中國進入了長期四分五裂、軍閥割據的時期，成為當時日本得以迅速占領中國的重要條件，自然也斷送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共在二戰結束靠打內戰建立政權後，毛澤東完全背棄了與國民黨蔣介石“重慶談判”時的諾言，不是實行民主普選、軍隊國家化，相反搞黨天下，通過共產化運動，搞黨國大公司，壓制自由民主，搞專制獨裁一言堂，繼續了封建專制的暴政統治。所以才有“鎮反”、“公有化、“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系列運動，消耗了大量國力、殘害了眾多生命。文革結束後，同樣靠整人起家的鄧小平儘管名義上搞改革開放，沒有象毛澤東那樣繼續搞政治運動，但遠遠沒有突破封建專制統治的框架，仍然沿續封建統治的政治思維，將“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棍子，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鎮壓六四學生民主運動等。後來的江澤民、胡錦濤雖然政治高壓相對有所放鬆，但同樣沿續了鄧小平的中央集權制度。直到今天為止，中共統治仍然是以權力為中心、官本位，人治等級制。典型的特徵，就是權大者通吃通贏，權力越大，利益越大，責任越小，繼承的都是封建專制的傳統。所以我認為，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幾千年歷史上那個封建專制的國家，既不自由、也不民主，走在全球經濟政治的另一股道上。

很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日本多年來對於首相的國家政策國內總是有公開反對的聲音。安倍的參拜靖國神社、提出的新安保法，經常有抗議的集會和遊行，甚至有些反對黨的頭面人物到中國來示好中共，每年都有日本人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悼念，似乎是家常便飯，絲毫不足為怪。相反，看看中國，誰能在日本問題上發出與中共政府不同的聲音，哪一個中國媒體能發表與中共不同的聲音，如果有一個中國民眾公開去參拜靖國神社看看，找一找中國有沒有與中共不同意見的社會團體，能不能上街遊行集會，對中共政府的日本政策舉行抗議？答案不言而喻。當然，儘管中國官媒呼籲中國人不要去日本旅遊，作為對日本安倍政府的抗議，但去年仍然中國遊客劇增到日本掃貨，甚至連馬桶也不放過，實際上也部分表明了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並沒有中共對日本政府那麼多的仇恨。為什麼提出日本可能不再是過去的日本，中國卻仍然是過去的中國？就是呼籲中國民眾正確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日本。如果日本已不再是過去曾經的法西斯侵略國家，相反是和平的自由民主國家，如果中國仍然是過去封建專制統治的中國，就要站在人類正確的道路上擯棄中共強加的對日仇恨思維，就要走出敵對思維，不再怨怨相報，與之平等交好，發展長期向好的國家和民族關係。並且以此為基礎，解決存在的矛盾。否則，以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思維，去反對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國與日本的勝負，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都不難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