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我為什麼懷疑和否定馬克思？

——寫在馬克思經濟學批判後面的話

需要說明和強調，我跟歷來以至現在反對和否定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不同，第一，我對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建立在馬克思經濟學原著的基礎之上；第二，我不是只對馬克思經濟學某一個或某幾個理論觀點進行批判，而是從他的經濟學說體系中尋找最最抽象、最本質的理論觀點加以挖掘並做展開性批判；第三，將馬克思經濟學理論思想與封建專制主義結合起來研究，這是我跟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經濟學研究有很大區別的地方；第四，將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放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和世界宏觀經濟中做定性、定位研究，從人性自私的規定性中揭示馬克思經濟學的反人性特徵，通過現行宏觀世界經濟的比較研究，提出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應該終結的時候。

對馬克思經濟學，我經歷了從學習、研究到懷疑、否定的過程。這個過程，凝聚着我對經濟學真理的探索。

我最早接觸馬克思經濟學，還是在“文革”後期我的中學高中階段， 老師在政治課上發了一本單行本《共產黨宣言》，從《共產黨宣言》中我知道了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的理論。那時候，我們家庭都很貧困，溫飽沒有解決，但我認為是階級敵人太多，破壞經濟發展（“文革”的影響），所以我對馬克思的思想深信不疑。後來恢復高考上了大學專門就讀政治經濟學專業，正式進入了馬克思經濟學的領域。那時候，對毛澤東“兩個凡是”的批判，“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社會一時蕩漾着解放思想的春風，也燃起了大家探索真理的激情。農村搞“大包幹”，城裡允許搞個體私營經濟，對馬克思經濟學構成了一定的衝擊。不過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仍然死守馬克思的公有制思想，不越雷池半步。堅稱農村“大包幹”沒有改變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並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我當時所做的，是學習中的研究，從馬克思經濟學經典中尋找解決思想疑難的答案，提出了社會主義所有制不等於公有制，是勞動者所有制，包括勞動者私有制。這在當時也算是石破天驚的觀點。但做的都是從馬克思《資本論》中尋章摘句，扣字眼的事，用自己的觀點表達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解，以顯示如何與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相區別。在內心深處，仍然覺得只要徹底批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是科學的。

我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懷疑，很難說有確切的時間，是在我研究的過程中，也跟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有很大關係。在那以前的研究，我一直認為中外經濟學家都沒有擺脫對馬克思的教條主義的束縛，將公有制看作是社會主義，將私有制看作是資本主義（這連美國當時的總統克林頓都這樣認為），而我與他們不同，我堅持社會主義是勞動者所有制，資本主義是非勞動者的資本家私有制。但是，在後來的研究中，我進一步提出了資本家究竟是不是勞動者這樣一個共產黨國家認為“大逆不道”的問題。當然，也說明我以前的研究已經觸及到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統治地位主流意識形態的敏感神經，就剩下一層等待捅破的“窗戶紙”。我意識到，只要資本所有者即資本家也是勞動者，僱傭勞動與資本之間不是剝削關係，馬克思整個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可靠性就值得懷疑。中國整個的現實社會中，儘管太多的人不承認自己的利己心，裝得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但往往太多的人都在追求權力大大的、利益多多的，責任卻小小的狀況，不希望也不允許任何人挑戰他們的權威和利益。遺憾的是，儘管客觀上存在着太多的人對現實不滿，卻不允許任何人對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有什麼懷疑，而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等，恰恰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經濟學這棵樹上結出的果子。由此，我對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經濟學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我要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和他的經濟學，僅僅批判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遠遠不夠，必須否定馬克思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本身。

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留下了一個硬傷，也是致命的軟肋，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和消滅私有制的思想，所依據的邏輯前提假定不可靠，即馬克思對資本所有者、資本家作為不勞動者的認定，不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尤其是我到歐美國家的考察，還有中國多年來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增添了我否定馬克思經濟學的信心，我對馬克思關於資本家不勞動的否定深信不移。我堅決認為，資本所有者、資本家作為不折不扣的勞動者，就徹底捅破了馬克思“資本家不勞動”這層窗戶紙，釜底抽薪，動搖了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乃至馬克思整個經濟學體系的基石。我堅持認為，只要資本家是勞動者，資本家與僱傭工人的關係就不是馬克思鐵定的剝削關係，剩餘價值理論就是偽科學的存在，是一種謬論。推翻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他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批判就是偽科學的批判，他要消滅的私有制就是反人性、反人類的理論思想。自然，他的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等都是反動的東西，不僅不是對資本主義的進步，而且是對資本主義的倒退和反動。有些西方經濟學者，包括薩繆爾遜在內，他們雖然也批判馬克思經濟學，但從馬克思經濟學中尋找對西方經濟學有用的東西，比如公有制與私有制同時存在的“混合經濟理論”，將社會福利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中有“社會主義的因素”。我感到，這些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

我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跟西方經濟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性質認識到不到位有很大關係。長期以來，包括西方國家的國際社會缺乏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認識，中國迄今為止仍然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堅定了我否定馬克思經濟學的決心和信心，我必須儘可能加以徹底的批判和澄清。我的觀點很明確，包括以前共產黨倒台、社會主義聯盟解體的蘇聯東歐，以及今天的中國、北朝鮮、古巴、越南、委內瑞拉、津巴布韋等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國家普遍的信奉馬克思主義，搞共產公有化運動，用專制特權壟斷和管理經濟，自以為名義上是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國家，實質上卻是“沒有皇帝、不叫皇朝”的封建專制國家。當今世界，我理解在經濟上是兩種經濟形態，即市場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經濟只是強調了資本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概括市場經濟的特徵）和非市場經濟形態，市場經濟不存在超經濟強制，突出了資本與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是以民為本的經濟形態；非市場經濟則是封建特權經濟，是官本位，以權力為中心而非市場為中心的經濟形態。兩者之間有着嚴重的對立和分歧。儘管市場經濟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之間也會有貿易和投資，但存在着難以逾越的制度障礙。與經濟形態相聯繫，存在着兩種政治形態，一種是民主法制政治，一種是專制人治政治。可惜，包括聯合國在內，西方世界不是很清楚，並未在此基礎上處理與中共統治的中國的關係。我不同意西方國家關於世界多極化、多元化的認識。首先是要明確對立的兩極，然後才能明確每一極中存在的多元化現象。事實上，由於兩極經濟、兩極政治的對立，今天世界的“冷戰狀態”並未結束，“冷戰思維”也繼續存在。目前國際社會面臨的矛盾、分歧甚至對立，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着是“冷戰思維”的表現。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始終沒有真正走出高度集權的經濟形態，始終沒有走出以權力為中心的人治等級制政治狀態，始終恪守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我表示深深的憂慮。現在中國官方仍然堅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有着一種否定馬克思經濟學的緊迫性和責任感。

還需要說明和強調，我跟歷來以至現在反對和否定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不同，第一，我對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建立在馬克思經濟學原著的基礎之上，從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中發現其真正的立論依據，進而將其依據與歷史和現實加以實證，發現馬克思經濟學違背了客觀存在的事實，揭露其理論的偽科學特徵；第二，我不是只對馬克思經濟學某一個或某幾個理論觀點進行批判，而是從他的經濟學說體系中尋找最最抽象、最本質的理論觀點加以挖掘並做展開性批判，比如，對“資本家是否是勞動者”的嚴格認定，將此作為突破口，做攻堅研究；第三，將馬克思經濟學理論思想與封建專制主義結合起來研究，這是我跟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經濟學研究有很大區別的地方。在許多人看來，馬克思經濟學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形成的理論，怎麼也不可能與封建專制主義有什麼聯繫，所以基本上很少有人將馬克思經濟學與封建專制制度認真掛鈎研究，但是我的研究表明，由於馬克思經濟學是建立在沒有事實依據基礎上主觀臆斷的思想理論，他的結論和設想只能導致封建專制主義，不可能是其它什麼主義，而且，蘇聯、中國等國家共產黨的實踐，恰恰證明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封建專制主義之間有着一脈相承的關係，是殊途同歸；第四，將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放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和世界宏觀經濟中做定性、定位研究，一是從人性自私的規定性中揭示馬克思經濟學的反人性特徵，進而批判他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共產主義、共產黨、暴力革命等反人類的思想，二是通過現行宏觀世界經濟的比較，戳穿馬克思經濟學的荒謬和反動，提出馬克思經濟學是一種應該終結的理論體系。

最讓我憤憤不平的是，是多年來，我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否定和批判，沒有辦法、不可能在公開的場合有一點討論，許多限於自己內心獨立的思考和認識，主要靠自身的堅守、隱忍和執着，其實很希望能有互相的討論批評和思想交鋒，哪怕是對我學術觀點的的批判和否定。可惜，這在中國大陸是奢望。我深信，真理不懼批判，懼怕批判的不是真理。如果能讓中國民眾和世界認清馬克思主義和他的經濟學，並做出正確的選擇，作為學者的責任義務，我的學術探討就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事情。自然，會為此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