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我为什么怀疑和否定马克思？
——写在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后面的话
需要说明和强调，我跟历来以至现在反对和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不同，第一，我对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原著的基础之上；第二，我不是只对马克思经济学某一个或某几个理论观点进行批判，而是从他的经济学说体系中寻找最最抽象、最本质的理论观点加以挖掘并做展开性批判；第三，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研究，这是我跟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有很大区别的地方；第四，将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和世界宏观经济中做定性、定位研究，从人性自私的规定性中揭示马克思经济学的反人性特征，通过现行宏观世界经济的比较研究，提出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终结的时候。
对马克思经济学，我经历了从学习、研究到怀疑、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凝聚着我对经济学真理的探索。
我最早接触马克思经济学，还是在“文革”后期我的中学高中阶段， 老师在政治课上发了一本单行本《共产党宣言》，从《共产党宣言》中我知道了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那时候，我们家庭都很贫困，温饱没有解决，但我认为是阶级敌人太多，破坏经济发展（“文革”的影响），所以我对马克思的思想深信不疑。后来恢复高考上了大学专门就读政治经济学专业，正式进入了马克思经济学的领域。那时候，对毛泽东“两个凡是”的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社会一时荡漾着解放思想的春风，也燃起了大家探索真理的激情。农村搞“大包干”，城里允许搞个体私营经济，对马克思经济学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不过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死守马克思的公有制思想，不越雷池半步。坚称农村“大包干”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我当时所做的，是学习中的研究，从马克思经济学经典中寻找解决思想疑难的答案，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不等于公有制，是劳动者所有制，包括劳动者私有制。这在当时也算是石破天惊的观点。但做的都是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寻章摘句，扣字眼的事，用自己的观点表达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以显示如何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相区别。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只要彻底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怀疑，很难说有确切的时间，是在我研究的过程中，也跟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在那以前的研究，我一直认为中外经济学家都没有摆脱对马克思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将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将私有制看作是资本主义（这连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都这样认为），而我与他们不同，我坚持社会主义是劳动者所有制，资本主义是非劳动者的资本家私有制。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我进一步提出了资本家究竟是不是劳动者这样一个共产党国家认为“大逆不道”的问题。当然，也说明我以前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统治地位主流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就剩下一层等待捅破的“窗户纸”。我意识到，只要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也是劳动者，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不是剥削关系，马克思整个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中国整个的现实社会中，尽管太多的人不承认自己的利己心，装得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但往往太多的人都在追求权力大大的、利益多多的，责任却小小的状况，不希望也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们的权威和利益。遗憾的是，尽管客观上存在着太多的人对现实不满，却不允许任何人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有什么怀疑，而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子。由此，我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他的经济学，仅仅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远远不够，必须否定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
我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留下了一个硬伤，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消灭私有制的思想，所依据的逻辑前提假定不可靠，即马克思对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作为不劳动者的认定，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我到欧美国家的考察，还有中国多年来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我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信心，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家不劳动的否定深信不移。我坚决认为，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作为不折不扣的劳动者，就彻底捅破了马克思“资本家不劳动”这层窗户纸，釜底抽薪，动摇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乃至马克思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基石。我坚持认为，只要资本家是劳动者，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就不是马克思铁定的剥削关系，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伪科学的存在，是一种谬论。推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就是伪科学的批判，他要消灭的私有制就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理论思想。自然，他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等都是反动的东西，不仅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进步，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的倒退和反动。有些西方经济学者，包括萨缪尔逊在内，他们虽然也批判马克思经济学，但从马克思经济学中寻找对西方经济学有用的东西，比如公有制与私有制同时存在的“混合经济理论”，将社会福利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我感到，这些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跟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到不到位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包括西方国家的国际社会缺乏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认识，中国迄今为止仍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坚定了我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决心和信心，我必须尽可能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澄清。我的观点很明确，包括以前共产党倒台、社会主义联盟解体的苏联东欧，以及今天的中国、北朝鲜、古巴、越南、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普遍的信奉马克思主义，搞共产公有化运动，用专制特权垄断和管理经济，自以为名义上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实质上却是“没有皇帝、不叫皇朝”的封建专制国家。当今世界，我理解在经济上是两种经济形态，即市场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强调了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概括市场经济的特征）和非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不存在超经济强制，突出了资本与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是以民为本的经济形态；非市场经济则是封建特权经济，是官本位，以权力为中心而非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形态。两者之间有着严重的对立和分歧。尽管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也会有贸易和投资，但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与经济形态相联系，存在着两种政治形态，一种是民主法制政治，一种是专制人治政治。可惜，包括联合国在内，西方世界不是很清楚，并未在此基础上处理与中共统治的中国的关系。我不同意西方国家关于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的认识。首先是要明确对立的两极，然后才能明确每一极中存在的多元化现象。事实上，由于两极经济、两极政治的对立，今天世界的“冷战状态”并未结束，“冷战思维”也继续存在。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矛盾、分歧甚至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着是“冷战思维”的表现。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真正走出高度集权的经济形态，始终没有走出以权力为中心的人治等级制政治状态，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我表示深深的忧虑。现在中国官方仍然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有着一种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紧迫性和责任感。
还需要说明和强调，我跟历来以至现在反对和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不同，第一，我对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原著的基础之上，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中发现其真正的立论依据，进而将其依据与历史和现实加以实证，发现马克思经济学违背了客观存在的事实，揭露其理论的伪科学特征；第二，我不是只对马克思经济学某一个或某几个理论观点进行批判，而是从他的经济学说体系中寻找最最抽象、最本质的理论观点加以挖掘并做展开性批判，比如，对“资本家是否是劳动者”的严格认定，将此作为突破口，做攻坚研究；第三，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研究，这是我跟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有很大区别的地方。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经济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怎么也不可能与封建专制主义有什么联系，所以基本上很少有人将马克思经济学与封建专制制度认真挂钩研究，但是我的研究表明，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没有事实依据基础上主观臆断的思想理论，他的结论和设想只能导致封建专制主义，不可能是其它什么主义，而且，苏联、中国等国家共产党的实践，恰恰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殊途同归；第四，将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和世界宏观经济中做定性、定位研究，一是从人性自私的规定性中揭示马克思经济学的反人性特征，进而批判他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共产主义、共产党、暴力革命等反人类的思想，二是通过现行宏观世界经济的比较，戳穿马克思经济学的荒谬和反动，提出马克思经济学是一种应该终结的理论体系。
最让我愤愤不平的是，是多年来，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否定和批判，没有办法、不可能在公开的场合有一点讨论，许多限于自己内心独立的思考和认识，主要靠自身的坚守、隐忍和执着，其实很希望能有互相的讨论批评和思想交锋，哪怕是对我学术观点的的批判和否定。可惜，这在中国大陆是奢望。我深信，真理不惧批判，惧怕批判的不是真理。如果能让中国民众和世界认清马克思主义和他的经济学，并做出正确的选择，作为学者的责任义务，我的学术探讨就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自然，会为此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