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ry Li

2018年10月3日中午，因為是星期三，我有臨床樣品要處理。我匆匆的吃完中飯，往兒童醫院走去。在兒童醫院走道的電視機里，正在播放2018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的獲獎人名單，一個熟悉的名字一下子進入我的耳朵, “George Smith”。我真的不敢相信，這是我的老哥“George”？等我處理完手頭的工作，立馬回我的辦公室。 

在辦公室的電腦里，證實是我的“老哥”獲獎後，立即打電話給他，當他聽到我的祝賀的聲音，一個 “My Master”稱道我時，立即讓我回憶起二十幾年前剛到美國時美好的記憶。  

我出國早期，師從Dr PREISLER （芝加哥RUSH 腫瘤中心主任）。我的美國老師像我的國內的余賀老師，沈鼎鴻教授一樣，有相當的前瞻性思維。他根據自己的幾十年臨床研究經驗，考慮腫瘤細胞在腫瘤細胞形成早期，先受細胞內外因素刺激，再造成這一早期細胞基因變化，最後形成腫瘤細胞。他們這一代人，看到當時很流行的“腫瘤細胞-特異性抗原抗體”理論有缺陷時，提出了應用人類基因組理論，利用腫瘤細胞表面可能有一些非蛋白質變化，比如在多肽，多糖水平，可能發現一些標記物家(不是在蛋白質水平)，從而打開腫瘤研究的新大門。這一思想，使我與George 積上緣。

Dr PREISLER 為了這一理念，帶我去了密蘇里一個農村小鎮，見了George。他是PHAGE DISPLAY 系統的發明者。當時Dr PREISLER 這樣介紹我給George：“Dr Li 是我實驗室Supervisor，他是原代細胞培養專家”。因為我的名字有三元音，不好叫。我的實驗室一半多是中國人，他們中國人叫他 “師父”，我們叫他 “Master”吧。

以後在密蘇里與芝加哥二頭工作的日子裡，如果我人在密蘇里George實驗室工作，一般我工作到深夜。因為深夜從實驗室回密蘇里旅館，不安全，George一直等我結束一天的工作，駕車送我回密蘇里旅館。這樣，他花費大量的個人時間接送我。他的一個實驗室主管老頭，為了不浪費George晚上寶貴的時間，給我出了一個主意，因為他很喜歡中國太極，看我每天做早操，讓我教他和George做早操 (因為我在中國時，二醫大學生生涯五年和在新華醫院當班主任二年，總共7-8年的早操，對此操很熟)。他們知道這早操從中國太極演化而來 (我給這操起名“現代版的中國太極”)， 他們很高興學習了。從此，我人在密蘇里的日子裡， 每天當我做操時，他們跟我做，晚上，當George等我回密蘇里旅館時，他自己抓空閒時間練習，他倆從此也叫起我中國“MASTER”了。 

1999年的一個夏天，George最後一次又來芝加哥看 Dr PREISLER，他帶了一個照相機，要我和他拍照留念 (這是我與George 最後的合影)，因為當時Dr PREISLER他的身體情況對我們保密的，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George要與我留念拍照。以後才知道原因。Dr PREISLER過世後，由於我在George實驗室長期工作學習，所以George和我還保持聖誕節互相聯繫的關係，當然以後我們家搬到克里夫蘭，聯繫就慢慢少了。

這次，George獲諾獎，當我與他通完電話，真正體會到：人生師生遇見是一件最美好的事物。因為他們給予我們不全都是知識，而是指引我們不一樣的思想。George獲諾獎後，又使我感觸很深：人生不能隨波逐流、墨守成規；懂得去學習與探索造物主給我們創造的內在東西；George獲諾獎後，使我深深領悟：人要低調，有了努力的方向，要不懈奮鬥；總有陽光在等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