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粹和多数人暴政----东海客厅论民粹

余东海

负责任的领导阶层，固然非骑在人民头上，也不是跟在人民后面，而是走在人民前面，以身作则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东海曰

一

民粹主义定义纷乱不一，但有一个本质特征或者说共性，以民为粹，以民众的一切思想、理想、道德和价值观为正确，为标准。这就错大发了，严重无知缺智。这就必然影响德性的正常，导致道德失常，德智不二故。

儒家尊重人民主权，但在行政和教育领域，强调作之君作之师，绝不会说作之奴作之仆。“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任何官员均是人民之仆役”之类民粹主义巧言，为现代极权主义所擅，违仁背义，欺世盗名，莫此为甚。因此，民粹主义无论怎样道德高尚，都是高不上去的，甚至越高尚越危险而可怕。蠢人有道不如无，此之谓也。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就是一句典型的民粹话语。这种现象是有的，但不能泛泛而论一概而论。在自由和正常的社会，精英整体德智肯定高于民众。至于现代极权社会，大哥不说二哥，上上下下同样愚蠢，暴君暴民相互吹捧。

或谓马学也有可取之处，如实事求是、为民服务、群众路线等等。殊不知，任何异端邪说都不乏某些正确的话语。小程子说：“异端之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体也。”

马学也是如此，要寻求一言之中，一事之善，未尝不能也。另复须知，马家的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纯属民粹主义话语，似是而非。

马家作为现代极权主义的典型，最善于利用民意民言公愤公论。其实，公论有两种：一种是公道之论，一种是公众之论；公愤也有两种：一种是公道之愤，一种是公众之愤。公众之论、公众之愤都未必公正。民粹主义的公论公愤，不论是自发的还是不良势力煽动起来的，都无公道正义可言。

文章因被人举报而删除，账号因为被人举报而封杀，凡网络作者，皆已习以为常。这就是将思想审核权下放给广大网民，与当年将司法权、教育权下放给贫下中农，虽然所涉领域不同，危害性显隐不同，手段和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利用民众和民意剥夺人权维护极权。

马学泛滥，必然成灾；马学在上，必有人祸。马学能够泛滥起来并成为主流文化、主体思想的社会，一定是官德民智极为低下的民粹社会。民国就是典型的民粹社会，民粹主义是马学大众化和生命力强大的源泉。作明厅友言：

“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斗争中，把民主和自由当做一张策略牌打出去，使国民党处于极其尴尬被动地位，这种宣传鼓动可以看做是一种逆取的手段，是相当成功的。自由民主这种在共产党看来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与共产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但共产党把民主自由这面大旗挥舞的呼呼作响，当时在国内外所起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看看当时《新华日报》上连篇累牍的社论，不能不让人相信，各色人等纷纷站在共产党一边，社会舆论同情牌让共产党赚得足足的，当时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不过是与国民党进行的争取民心的宣传战，无数把它当真的人，国内的和从外国回来的在后来持续不断的运动中噩运降临才追悔莫及，只有不为所动离开了大陆的，成为了少数幸运儿。”

特此重申，只有人本主义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学才能导出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非它文化体系所能。马列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学，导出来的只能是极权政治和党主制度。马列主义倡导的民主自由，实为民粹主义伪民主伪自由。

马路与自由互为天敌。马路上没有自由存在的余地，既没有法治自由，更没有德治自由。马路上的自由，只能是民粹主义的恶自由，丛林化的自由。秩序是恶秩序，自由是恶自由。国家监狱化和社会丛林化，是马家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

有人说：“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需要从制度上、行动上落实、践行。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制度上行动上却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也必须被及时纠正、并且处理相关责任人。”

论逻辑确实如此。但是一定要明白，良性、有序的平等，只能由仁本主义的德治或自由主义的法治提供，非马家社会主义所能。社会主义的平等民主，要么虚置悬空，有名无实；要么扩大化而沦为平等主义民主主义，过犹不及。

全球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剩下5个：中国、老挝、越南、朝鲜、古巴。而且都不同角度地特色化了，面目全非，真正的、原教旨的、符合马恩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也没有了。这个事实充分说明，马学不适合政治，社会不能够主义，社会主义违反人道原则和时代潮流，没有未来。

二

暴政有三种：一种是暴君政治，又称少数人的暴政，极权主义也；一种是暴民政治，又称多数人的暴政，民粹主义也，需要大量愚民刁民暴民的配合。有人说得好：“多数人暴政是不需要阴谋的，只要有足够脑残认同游戏规则。”第三种暴政是两者的结合，即暴君与暴民、极权与民粹的结合。洪杨和苏俄就是两大典型。

苏俄之祸，其根有二：主根是马学，副根是反儒。马学有两个面向：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极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物本主义哲学、党本主义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民粹主义的主要内容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周鲁厅友将平民文学、普罗文学视为百年祸根之所在，过于抬举了。所谓平民文学、普罗文学，就是民粹主义文学，只是百年祸根之副根之一小部分。

百年来学界普遍推崇五四，殊不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民粹主义运动的典型。

王瑶去世，弟子献挽联曰：“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把王瑶看作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传人，误矣，误以为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好东西，奈何百年来这个误会很普遍。

鲁迅曾概括魏晋风度为清峻通脱，两岸概括五四精神为民主科学，都错了。所谓魏晋风度，无非轻浮浪荡索隐探玄；所谓五四精神，实为民粹精神。前者清谈误国，史有明证；后者民粹殃民，殷鉴不远。

五四蒙启派又称特色自由派，有一个共同点，不认真，为人为学都不认真。反孔反儒，不辨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的正邪之别，都是不认真的典型表现。

自由派首脑胡适说过：“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可他自己并未做到。如果做到了，认认真真为学，有凭有据说话，他就不会写出《说儒》《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昧于儒家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蒙昧主义书籍了。

有一副挽胡适的嵌名联：胡复何言，当年假设太大胆：适可而止，来生求证要小心。暗讽其不能兑现自己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吾亦有一联讥评之：非土非洋非古非今，莫由斯道非仁者；胡言胡语胡天胡地，反了儒家胡适之。

十集教育大型纪录片《先生》选定的十位人物中，陈寅恪较好，梁漱溟次之，这两位不愧为先生。其他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诸人，道德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各有问题，共同点是民粹化，误导有余，育人不足，无道可传，更滋迷惑。

于野厅友将大牛厅友的思想概括为三要点：历史进步主义、真理相对主义和话语现代主义。概括得好。这三点也是五四蒙启派和特色自由派的通病。

历史进步主义，是以为历史进步是直线性的，不明历史螺旋式发展的特征。真理相对主义，包括道德相对主义，其实这是杂家的观点，并不符合自由主义原则，自由主义认为普世价值具有终结意义，可不是相对的。话语现代主义，其实是话语西方主义，话语翻译主义，不懂中国话，不达中华话语体系。

百年来知识群体为有史以来最不堪。民国知识群体有两个特征：逢民之恶，讪君卖直。红毛时代知识群体除了逢民之恶，又加上了逢君之恶。倒没人敢讪君卖直了，纷纷变成了反美卖直或捧鲁卖硬，吹捧鲁迅以获取硬骨头的名声。

清刁包言：“以言媚人，以貌媚人，以事媚人，以物媚人，以文章媚人，其媚一也。”（《潜室札记》）以文章媚人，莫甚于百年来知识人。民国知识人媚民，马邦知识人双媚，下媚民粹暴民，上媚极权暴政。然后还要借鲁迅把自己打扮成硬骨头。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红毛时期的知识分子，简称红知。其愚蠢卑劣史无前例，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亦史无前例。呜呼！灭红知者，红知也，非毛也。红知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于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于满口男盗女娼的人，就毫无必要观其行了。强盗逻辑丛林法则，极权主义思想，男盗也；花语巧言令色足恭，民粹主义口号，女娼也。特别可笑可悲都是，很多满口男盗女娼的人，受到热烈的吹捧拥戴。百年怪象何其多，以此为最。

纵容官员与民争利，侵犯民众权利，极权主义也，固然大不仁；鼓励民众与官争权，争夺政府权力，民粹主义也，同样大不义。对此政治大义，自由派不易理解，唯吾儒明达之。龙在野厅友说：

“民权主义具有严重民粹化倾向，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指导思想形式开了民粹先河，不仅给社会带来思想行为大混乱，更为蚂裂主义长驱直入创造了条件。人皆知官府与民争利是错误的，却鲜能知民与官府争夺权力，同样具有非正当性。有此民权主义，民意决定一切、领导一切的思想，则官不官、民不民，乃至父不父、子不子、丛林化、地狱化、率兽食人已成为必然。”

三

一方面，良政良制可以导良社会；另一方面，良政良制又有赖于社会的配合。民粹社会，王道礼制固然绝缘，民主法治同样无望。民粹社会，能够成功和维持的必然是最坏的势力，能够建成的必然是最坏的政治和制度。平等主义、民主主义社会必然迎来极权主义统治，原因在此。

反人权的统治阶级必然没有人格，反人权的弱势群体不配享有人权。没有人格的统治阶级必然败坏一切，最后一切败坏，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无不败坏。不配享有人权的人往往没有人权，有了也保不住，会遭到他们自己的践踏。民国时期煽动民粹的精英和被民粹煽动的民众，本质上都不配享有人权。

凡是把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反儒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唯物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成好东西的人，都是极端反常、颠倒者；凡认同、支持、拥护、信仰这些东西的精英和民众，都适合极权主义和马帮统治。

马帮常常宣称，它的成功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没错，马帮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成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无数精英民众反儒崇马的结果和奋斗牺牲的成果。在反儒崇马的逆淘汰社会，马帮想不成功都不可能。这就是社会共业。中国必经此一劫，方能继续前进。

从历史的高度看，三代之民最好，民德最高。汉唐宋次之，元明又次之，清更次之，晚期已有夷狄化倾向，民国完成夷狄化，社会民粹化丛林化。后来民德又一次暴堕，堕入历史最低谷，全面禽兽化，普遍豺狼化。一切真善美的东西，一切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都会遭到豺狼般的践踏摧灭！所以，马邦精英和民众遭受的苦厄也是史无前例的。仅仅和平年代饿死数千万这一点，就无前例了。

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一体两面。不仅民粹主义反常，有此倾向都很容易失常。

民粹倾向源远流长。明太祖尊儒，以儒立国，当然非极权非民粹。但他学术不足，存在严重的君本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废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君本倾向也；删孟、重刑、侮官，民粹倾向也。赋予民众直接捆绑押送贪官恶吏进京审查治罪的权利，也是民粹化的表现，利少弊多，不足为训。

民粹倾向，古已有之，西方更重。吾尝言，马左白左，性质大异。马左即马家左派，是极权主义左派，特别冷酷残暴，无法无天；白左指西方左派，是自由主义左派，民粹倾向浓重，虚伪成性。马左白左的共同点是，都比右派坏。在虚伪性方面，西方白左又与古代霸道具有相似性。传统霸道是假借仁义道德的名义强国称霸，西方白左则是假借平等人权博爱包容等名义纵恶谋私。

对于美西所谓的政治正确，唯有儒家王道大义才能作出最好的对治。所谓政治正确，就是极端强调对女性、黑人、穆斯林和少数族群的习惯和文化的尊重，导致民主、平等、人权及女权扩大化，民粹主义倾向强烈。这些从人本主义中邪生歪长出来的错误理念，人本主义哲学本身不足以纠正。

政治以人为本，固然正确，但必须有信仰和道德之光引导、提撕之。否则，以人为本，很容易导致人欲泛滥和民粹倾向。在西方，这种信仰和道德之光，主要靠耶教提供。遗憾耶教自身存在重大问题，信仰非真实，道德非中正。故西方政治就不免陷入两难境地：宗教引导政治不行，没有宗教又不行。

自由主义的好，是两极主义的坏衬托出来的；美国和西方的文明，是马邦、小金朝、伊朗和伊教地区的野蛮映照出来的。美西问题重重，道德、思想、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问题既多又大。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的人本主义哲学，道德资源浅薄；作为信仰的耶教、即神本主义宗教，道德根基不牢。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同样不明性与天道。

从大历史的高度看，仁本主义道援天下，既有必要，也是必然。只不过，当务之急是道援祖国，先让祖国重新中国化，重启中华文明新一轮。

2022-2-2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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