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五四

五四运动不是什么启蒙爱国运动，而是一次捣乱社会、自毁传统、自残文化的蒙昧主义、民粹主义乱国运动。社会影响、历史意义都是负面的。它促进了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暴民运动的结合，直接为北狄逐鹿中原创造了社会、思想和干部条件。从此，乱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登上了政治舞台。

因此，必须从思想精神、恶性影响等多方面对五四进行清算、批判和重新定性。我给予如是定性：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因反动知识群体煽动、由学生工人为主的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它发展了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增加了知识界的反儒主义，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误导运动，揭开了全民动乱的序幕。

总说五四反帝反封建。所谓反帝，是将外交问题诉诸民粹运动，掀起民众强烈的仇外情绪；所谓反封建，就是反孔反儒反政府。五四参加者许德珩认为，五四以北洋政府为封建势力代表，以儒家文化为封建思想，将两者树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煽动人们“为了救国救民必须与之作殊死的战斗”。

五四之中和之后，学生中充满大量负面现象，视法律如无物，动辄运动起来，或者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从学生和知识群体开始，社会越来越激进化和民粹化。

五四运动重要思想资源的《新青年》就是民粹主义大本营。五四运动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社会主义。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广大读者进行了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蒙启教育”。所谓激进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其实就是民粹主义。

五四提倡的科学，其实是科学主义和伪人文科学。《新青年》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不多，更重要的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将此称为“科学的精神”，恰恰是反文化反科学的愚昧表现。将民主和科学“主义”起来，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反面。

民主主义反民主，科学主义反科学，这个道理，启蒙派大多不懂，西方自由主义者懂的就不少，自由大腕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对民主主义有严厉批判。另外，社会主义反社会危害社会，这个道理启蒙派大多也不懂，西方学者懂的就比较多，兹不赘。

翻看《新青年》的一些文章，哭笑不得，悲怒交集。那都是“三昧”经典呀：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政论《敬告青年》提出六方面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口号挺响亮，但内容大谬，因为六方面要求是“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的。依陈独秀提供的方式奋斗，只能沦为反儒反华反常的三反分子。

陈独秀写道：“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云。服不服从，因事因人而制宜，岂可一概而论？把忠孝节义和谦逊服从视为奴隶之道德反掉，必然以不忠不孝不义不谦不逊无节操不服从为荣，个人像尼采一样疯掉，到了最后，社会像文革一样疯狂，就是必然的趋势。

五四反对专制，这没问题，问题在于将专制与儒学捆绑在一起。殊不知儒家强调时中原则和制度的时代性，并不抱着君主专制不放，而且，儒家自古就是恶性专制即极权暴政的反对者。专制有良性与恶性之别。儒式君主制良性而开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将儒家等同于专制，进而等同于恶性专制，这是启蒙派的一大恶习。鲁迅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似是而非。儒式君主制下，是真儒者，无论为君为臣有权无权得势失势，都有一定的道德气象，都能接受礼制约束，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先贤的称谓可以休矣。五四启动的是反儒学、反圣贤、反道德的运动，是反文化运动，掀起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反华高潮。激烈否定中华文化、否定圣贤、误导社会、毁人不倦的一群恶知识，有什么脸面称先贤？先贤之间要加一个不字，或者称为反动派才名副其实。

反儒就是最大的反动，是通往丛林的捷径和百年来自由运动从失败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导致的无序大自由和恶习大解放，最有助于极权主义的成功。回首看文革，最大的共同点是愚蠢，然后才是凶恶。无论干部群众，高层底层，工农兵学，无不愚得不可开交不可思议，蠢得惊天动地惊神泣鬼。那样的人与社会，其所由来渐矣。冰冻三尺，寒风就起于五四。倒孔反儒导致乾坤翻覆，愈趋愈下遂致不可救药。五四就是文革初级阶段的预演呀。

遗憾地是，“彻底打倒孔家店才能使人民自由解放”，这种五四妄言依然在知识圈和民运圈流行，将马列文化及其政治制度造成的恶果说成儒家的问题，成了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和政治版的认父为贼。反孔灭儒，无异于文化弑父和道德自残，为极权主义认贼作父作了最好的思想配合。

一个以弑父拜魔为荣的人，灾难深重、命运恶化是必然的，要救它的命，首先必须千方百计疗它的愚，让它能够辨别父和贼，不要再认贼作父和认父作贼。救人如是，救族救国亦如是。这就是文化启蒙的重要和儒家群体的责任。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无论要建设新礼制还是民主制，都必须从复兴儒家开始。这是社会重建、道德重建、中国新生的唯一希望，别无选择。2014-12-14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