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和11月，為編寫《粟裕傳》作準備，我與朱楹同志一起採訪嚴振衡同志，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連續19次80多小時的訪談中，他不用講稿，出口成章，侃侃而談，國內外形勢，戰略戰役決策，戰場鬥智鬥勇，時間地點，言談舉止，史實條理清晰，人物栩栩如生。如實記錄下來，就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好文章。我們嘆服他超強的記憶力，更佩服他深邃的思想和絢麗的文采。強將手下無弱兵。在一代名將粟裕身邊，有這樣智勇雙全、膽識兼備的人才，珠聯璧合，相得益彰，絕非偶然。本書大部分內容，都是我們親自聽他講過的。此次重讀，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又見他卓越超群、可歌可泣的傳奇一生，是一次難得的精神享受。讀後百感交集……
嚴振衡是在“皖南事變”後的艱難歲月裡來到粟裕身邊的，先後擔任新四軍第一師、蘇浙軍區、華中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司令部偵察科長、作戰科長，與粟裕一起度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全過程，參與戰役決策和戰場指揮，並且受粟裕派遣獨立執行偵察、作戰、和談等任務，是粟裕稱讚為“機靈精”的得力參謀和助手。他的回憶錄，如實記述了在粟裕身邊的戰鬥歲月，既有事件、人物的生動記述，又有決策、指揮的理性思考，仿佛引導讀者進入當時當地的歷史環境，親身體驗那些驚心動魄的戰鬥過程。正如徐焰在序言中指出的，他的回憶錄“不是簡單的感恩式的頌揚或流水賬式的記述”，而是“栩栩如生地勾畫出那位名將是如何指揮一次次震驚全國的輝煌戰役，是如何運籌、如何思索、如何下決心”的，使人們“看到一個鮮活的名將形象”，而且“在對歷史細節的追憶中伴隨着許多理性思索，這些反映歷史規律性的思索比記述本身更有價值”，使我們“從經驗概括中得出不少有益的啟示”。
嚴振衡以親身體驗告訴我們，粟裕與一般戰將不同，既能馳騁疆場出奇制勝，又能運籌帷幄駕馭戰局，既有赫赫戰功，又有理論建樹，更有高尚品德，是中國以致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的軍事奇才。
在八年抗日戰爭,特別是擔任蘇中區、蘇浙區主要領導人期間，粟裕面對蘇浙特殊的戰略地位，奇妙處理敵我友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衝破“利用水網以建立相當鞏固根據地已不可能”的認識誤區，在蘇中水網地帶和日偽統治的腹心地區，成功開闢並堅持了抗日民主根據地，並且在戰略相持階段提前實行局部地區的戰略反攻，在車橋和天目山戰役中提前實現由游擊戰到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對新四軍第一師和蘇中區給予“四個最”的高度評價，說：“我一師幾年來的工作是獲得了最大的成績，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全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民主人士鄒韜奮實地考察蘇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以後說：我在這裡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看到了新中國的光明。
1945年天目山戰役以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預言:粟裕同志將來可以指揮四五十萬軍隊。嚴振衡回憶跟隨粟裕與日偽軍作戰的同志們心中親身經歷，充滿深情地說:“粟師長不僅是打大仗、打勝仗的能手，更是游擊戰爭的專家。他出事處事不驚，履險如夷，膽大心細，料事如神，早已是同志們心目中的偶像。”
1943年6月到10月，嚴振衡隨粟裕到淮南新四軍軍部開會，歷時3個月零12天，往返行程500餘公里。去程走南路，經東台、興化、江都、邵伯到淮南黃花塘，沿途視察蘇中軍區部隊和抗大九分校師生；回程走北路，經淮安、寶應敵占區和接敵區，包括車橋、草甸等日偽軍據點附近，對沿途地形、敵情進行實地勘察。嚴振衡說：“我當時疑問很多，但不便多問，也不好提意見，總往首長不放棄任何機會對自己轄區內或途徑地區周圍作調查研究這方面想。同時也深感此行重任在肩，為首長和部隊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後來才明白，原來粟師長此舉是為將來的一場大戰作實地勘察，而這個戰場竟會選在這個遙遠的地方”。才真正認識到，粟裕同志真是個目光深遠、深謀遠慮、大智大勇的軍事家。”要不要打這一仗，當時是有不同意見的。主持華中局工作的饒漱石說：還是不要打，打了會過分刺激日寇。
粟裕考慮再三，認為機不可失，毅然召開蘇中區黨委和蘇中軍區領導人會議，提出發起車橋戰役的建議。他分析蘇中和全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車橋地區的戰略地位，提出了一個重要論點，即“在戰略相持階段，爭取有利時機，推進局部的戰略反攻”。“車橋之戰有許多獨到之處。我們集中5個團作戰，這已不是游擊戰，是真正的運動戰”。此戰殲滅日軍465人、偽軍483人，摧毀日偽軍據點12處，解放縱橫 50公里的廣闊地區，打通了蘇中與蘇北、淮北、淮南戰略區的聯繫，使蘇中區機關部隊有了相對穩定的整訓地區，也是以後進軍江南、轉入反攻的重要基地。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面對戰和交織的複雜形勢，粟裕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展示了駕馭全局掌握未來的戰略才能。當時，中共中央作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判斷，一度考慮將中共中央機關轉移到靠近南京的淮陰。受這種思想影響，華中局駐地淮安出現一股和平氣氛。有人說，將來成立聯合政府，實行軍隊國家化，槍桿子要收起來，靠政治鬥爭解決問題。將來聽不到槍聲了，如果聽到槍聲，可能是哪位同志走火了。
華中軍區組織部負責人跟嚴振衡打招呼，說準備組建警衛營保衛黨中央，讓他擔任營長。在當時的形勢下，粟裕無論是對外發表談話，還是內部報告，總是堅持兩點論：一方面要看到，經過鬥爭，可能爭取一個和平局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個新中國。現在，蔣介石玩弄兩手策略，我們也要用兩手策略對付他，以談對談，以打對打。粟裕對嚴振衡說：“跟蔣介石和不和得下來，這是中央掌握的。我們作為軍人，就要想到，蔣介石這麼大力量，即使消滅他幾十萬，是否能迫使他停戰？不一定。所以，我們要準備打，不僅要準備小打，還要準備大打，不僅準備短期打，還要準備長期打，甚至一直打下去，打出一個新中國。”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電示華中局、華北、晉冀魯豫三地：“無論將來情況如何，我們均須精兵簡政，”“你們三處兵額最大，負擔極重，如何實行精簡，應速定方針。我們意見，第一期精簡三分之一，並於三月內完成。……取得經驗，第二期再精簡三分之一。” 嚴振衡說：“粟裕同志拿到這個電報發愁了：華中野戰軍一共不到五萬人，第一期精簡去一萬多，第二期再精簡一萬多，還剩一萬多。徐州周圍敵人六七個軍，新（浦）海（州）連（雲港）方面還有兩個軍，津浦路南段和沿江地區敵人也有六七個軍。蔣介石一翻臉，向我發動進攻，我一萬多人怎麼辦？”當時國民黨軍也搞“整編”，把原來的軍改為整編師，實際上人員、裝備更加充實。我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精簡老弱，充實部隊”，只精簡老弱病殘人員1017人，華中野戰軍則由4個縱隊4萬餘人擴充為兩個師、3個縱隊共6萬餘人。同時擴大和加強地方武裝6萬餘人，建立了支援前線和後勤保障系統，進行土地改革，及時完成軍事力量的戰略集結，為即將到來的全面內戰作了充分的準備。 毛澤東後來總結這一段的教訓說：“今年一二月，以為蔣介石有辦好事的模樣，結果還是辦了壞事。我們復員吃了虧，部隊不充實，減少了民兵。”（《黨的文獻》1994年第4期）而在華中區、特別是粟裕直接領導下的蘇中區，並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陳毅在1948年4月華東野戰軍高幹會議上說：“粟裕同志在蘇中自衛戰爭開始時，堅持先搞土改，這是政治水平很高的表現。當時戰爭情況緊張，軍事指揮員強調地方搞支前工作是很自然的，他反而注重土改，這是很好的。”
在三年解放戰爭中，在每一個戰略轉折關頭，粟裕都適時地推出關係戰略全局的建議。這些建議，抓住了戰略轉折中的關鍵問題，符合解放戰爭發展的客觀規律，對於中共中央軍委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進行切合實際的戰略指導，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舉例來說，解放戰爭初期的戰略方針，開始是有不同意見的。中共中央指令太行、山東、華中三區主力外線出擊，指令粟裕、譚震林率領華中主力進軍淮南，與陳毅、舒同率領的山東野戰軍配合，拿下徐州，占領蚌浦鐵路線。
當時，三大戰略區領導人都表示擁護，陳毅更是一再堅持“全軍戰略仍應向西向南”，集中兵力拿下徐州。粟裕則建議，華中野戰軍主力依靠蘇中根據地內線殲敵，先在蘇中打兩仗，再轉到淮南參加外線作戰。嚴振衡說：“那時，粟裕同志很沉悶，帶着鋁製鍵腦器走過來，走過去，很少說話。我們知道大戰臨近，不敢打擾他。粟裕同志的壓力，不是因為敵人有多強，而是從作戰指導方針上應該怎麼打。是內線殲敵，還是外線出擊？戰場選在什麼地方？這是他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總體來看，兵力我們處於劣勢，裝備我們不如敵人。打到外線去，地方政權都在敵人手裡，我們在蔣管區作戰，根據地的優勢發揮不出來。開始我們可能打一些勝仗，但我們未必能保持優勢，如果敵人搞我們的後方，根據地就會喪失。戰場選在哪裡，是個大問題。要發揮我們的長處，打擊敵人的短處。只有消滅國民黨軍隊有生力量才能實現和平。目前關鍵是打幾個勝仗。他認為，只有把戰場擺在蘇中，才有打勝仗的可能。
粟裕同志這些想法，不好直截了當地向中央說，只能說在蘇中打仗有什麼優點，要求第一階段先在蘇中打兩仗看看。”“解放戰爭初期，黨中央、毛主席沒有制定‘戰略防禦、內線殲敵’的戰略方針，有的是一個‘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那麼，‘戰略防禦、內線殲敵’的戰略方針是怎樣形成的呢？這就是毛主席的英明偉大了。毛主席批准了粟裕同志的建議。讓他打兩仗看看，摸摸敵人的情況。”後來又多次徵求粟裕的意見，採納粟裕的建議。
結果，打了個“七戰七捷”。華中野戰軍以三萬多人對國民黨十二萬多人，殲敵五萬三千餘人，殲敵數量為華野參戰兵力的1.76倍。而主持山東、華中軍事領導工作的陳毅，對於粟裕的建議，是持批評態度的。在蘇中戰役過程中，他在致華中局和中共中央的電報中，也多次批評粟裕在蘇中戀戰遲遲不去淮南是不對的。
蘇中戰役以後，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併，毛澤東指令“戰役指揮交給粟負責”，接連打了宿北戰役、魯南戰役、萊蕪戰役，仗越打越大越好。“
這時，毛主席下決心了。他說，現在不要考慮什麼外線作戰問題了，要以殲敵為原則，哪裡能消滅敵人就在哪裡打。毛主席開始離開原來的外線作戰的方針了。”“現在一些文章和戰史不講這些，好像我們黨一貫正確，先知先覺。應該看到，正確的方針、路線，都是在實踐中反覆修正，才逐步完善，有一個發展完善的過程。
粟裕同志的可貴之處就在這裡。他總是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執行中央指示，並對中央高度負責。他有意見就提出來，有建議也說出來，不怕擔風險，保護黨的利益。”可是在1958年對粟裕同志進行錯誤批判時，有人不顧事實妄加指責，說什麼蘇中戰役“戰役上是勝利的，戰略上是錯誤的”，說粟裕“不堅決執行毛主席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而是堅持在蘇中內線打，反映了他的地方主意和鬧獨立性。”
現在，距離那次採訪將近20年了，嚴振衡同志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在我的採訪記錄里，有這樣的記載：1991年9月23日，在連續15天的訪談之後，嚴振衡充滿深情地對我們說：“粟司令像一支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照亮了華東，……” 令人不平的是，在後來的日子裡，有人卻歪曲歷史，……而把粟裕置於黑影里，把髒水往粟裕頭上潑。現在，我們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讓蠟燭閃耀出自己的光輝。希望把這個意思寫進粟裕傳的導言裡。”現在，《粟裕傳》已經出版。在編寫《粟裕傳》過程中，我們始終記着他的囑咐，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秉筆直書，把被歪曲的史實糾正過來，把被顛倒的是非顛倒過來，把被埋沒的史實披露出來，使之成為《粟裕傳》的一個突出特點。這是可以告慰嚴振衡同志的。（作者系《粟裕傳》作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