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17日下午4點,毛主席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裝,踩着一雙自己穿慣了的白底布鞋,低調地來到故宮參觀訪問。
一生反帝反封建的毛主席其實不太喜歡故宮這個代表至高封建權力的地方,此次他專門造訪,是為了專門參觀這裡正在舉行的一場“基本建設出土文物展覽”。
解放以後,在黨的關懷和支持下成立了中科院考古所,並首次在河南省輝縣進行了主動性發掘。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基礎建設陸續上馬,不斷地有古代文物被發掘出來,因此考古所在文物局的領導和要求下,相繼在長沙、鄭州、西安、唐山等地進行了配合發掘。
1954年4月,文化部決定在位於午門的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從全國範圍內在基本建設工程中發現的131713件文物精挑細選出了3760件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文物,向公眾公開展覽陳列,陳列的地方就在午門城樓正殿。
毛主席對歷史和考古工作很感興趣,因此他聽說展覽會已經布置完成之後,就非常熱心地在5月17日提前踏訪。
這一次走訪之後,毛主席意猶未盡,又在5月20日來到故宮,繼續參觀“基本建設出土文物展覽”。
這一次他看得比較仔細,還興致勃勃地對陪同人員說:“這就是歷史。你們應當學點歷史,要懂得歷史,知道中國的昨天和前天。”
這一次,陪同毛主席參觀的除了中南海的“大管家”羅瑞卿,還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耆老陳叔通。
陳叔通,名敬第,字叔通,1876年生,是浙江杭州人,他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也是在國內享有較高威望的愛國民主人士。
他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的進士,放榜後授予翰林院編修,後來東渡日本攻讀政治法律,回國後深感滿清政府之腐敗無能,遂憤然加入了光復會從事反清活動。
辛亥革命之後,陳叔通一開始熱心從政,擔任過“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眾議會議員,先後任浙江都督府秘書長,大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
但他眼見軍閥政客爭權奪利,政界烏煙瘴氣,國事日非,比之前清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於是心灰意冷,於是退居杭州,擔任浙江光業銀行董事兼任總經理辦公室主任。
陳叔通早年曾經擔任過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的前身)的副監院(即副校長),這所學校人才輩出,其中有兩名學生是蔣方震(字百里)、錢家治(字均夫)。
這兩人和陳叔通一樣,都是以字行於世,蔣百里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民國“三個半軍事家”之一,被授予陸軍上將軍銜,而錢均夫則擔任過浙江省教育廳廳長,是一位文史學家。
蔣百里有一個女兒名叫蔣英,錢均夫有一個兒子名叫錢學森,他們兩個後來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了。
錢學森和蔣英因父輩是陳叔通學生的緣故,對陳叔通以“太老師”相稱,二人年輕時也曾經在求是書院的校園裡玩耍,對“太老師”執禮甚恭。
新中國成立前夕,陳叔通因為積極參加反獨裁、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的活動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刺,在毛主席專門的安排下我黨地下組織秘密地將他接到香港,隨後又輾轉經解放區來到北平。
1949年9月,73歲的陳叔通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成為新中國的高級領導人,毛主席對他也十分尊敬,稱之以“叔老”而不名。
陳叔通是前清翰林,舊學的學問是很高的,所以毛主席特地邀請他一起來故宮看展,陳老來到展廳,與毛主席一起仔細查看周口店發掘出來的北京猿人的牙齒、工具等珍貴文物,撫今追昔不勝感慨。
他們這次在午門的展廳里又走了2個多小時,然後又繞着午門城樓走了一圈,在西北角樓處,工作人員為毛主席和陳叔通照了相。
陳叔通見毛主席手裡拄着一根竹子做的手杖,便好奇地向毛主席要了過來,捧在手裡仔細端詳,發現就是再普通不過的竹子,不由得大為感慨。
沒想到毛主席身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日常用度竟和普通的老百姓沒有什麼區別,陳叔通見過光緒皇帝、慈禧太后,也見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但毛主席的做派和他們都大不相同。
他也更加確信了,毛主席和他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才是真心實意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服務的隊伍。
就在這時,工作人員不失時機地按下快門,留下了這張兩人都沒想到會對中國國防現代化進程發揮重大影響的照片。
說到這裡又有一句題外話:二人合影之後,毛主席從西邊城牆上看到近處防空部隊的高炮陣地,看了他們的演習,他說:“高射炮設在這裡不好,敵機飛到這裡再打就晚了。”
話分兩頭,毛主席和陳叔通的這張合影很快被刊發在了這個月的《人民畫報》上,而當時《人民畫報》還有一個特性,就是不僅在中國國內發行,而且還會發行到一些外國去。
在這個海外發行範圍中就包括了美國,而美國國內的新聞審查機構居然也沒有對《人民畫報》予以查禁。
就這樣,這麼一本刊登毛主席和陳叔通合影的《人民畫報》漂洋過海來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洛杉磯,隨後鬼使神差地被放在裝蔬菜的籃子裡,被送到了錢學森家。
或許是當時負責給錢學森家送外賣的老闆知道錢學森會看一些中文報刊,所以特別用心地搜集了一些中國國內發行的報刊給他送去。
這時距離拍下這張照片已經過去了一年之久,而錢學森因為掌握着美國導彈的最核心機密,又申請回國而遭到美國政府的迫害,自1952年開始就被長期軟禁,並始終被FBI的人監視。
錢學森對這一現狀非常惱火,但是又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現實,就在回國的夢想逐漸破滅的時候,夫人蔣英在收拾送來的蔬菜時意外地發現了去年某期《人民畫報》上赫然登着毛、陳二人的合影。
當時全世界都知道了毛主席是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而二人所熟悉的“太老師”能夠在午門城樓上和毛主席一起合影,其在新中國的地位不問可知。
蔣英欣喜地喊來了錢學森,二人對着照片端詳了良久,一個大膽的想法突然浮出腦海。
經過精心策劃,錢學森寫了一封致陳叔通的求救信,先是寄到了比利時的妹妹蔣英妹妹蔣華那裡,然後又經蔣華之手轉到了陳叔通手裡。
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數年前認識錯誤,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然而世界情勢上有更重要、更緊迫的問題需要解決。學森等幾個人的處境是不能用來訴苦的。”
隨後,錢學森又指出了美國政府所說的“願意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均已回國”是個謊言,其真正阻撓錢學森回國的動機無非是“不利於美國的利益”。
陳叔通收到信件後頓感事關重大,因為錢學森的價值不僅美國人清楚,中國更十分明白,如果有了它幫助,中國的導彈研發事業完全可以提前幾十年!
拿着這封信,陳叔通馬上去找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立即指示準備於8月1日參加日內瓦第二次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以釋放被俘的11名美國飛行員為條件,要求美國政府同意錢學森回國。
美國政府雖然十分糾結,但考慮到錢學森已經遠離導彈研發工作五年,其所掌握的部分技術和知識已經更新,想來放他回國對美國利益的損害也不會很大,在請示了總統艾森豪威爾之後,決定同意中方的條件。
與錢學森相比,艾森豪威爾更看重11名美國飛行員回國對他在政治聲望上的重大加分,因此沒有考慮多久就同意了。
1955年8月4日,美國政府正式通知錢學森:准許他和家人離開美國,解除限制自由的一切措施。
9月17日,錢學森和家人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返回中國,並在10月8日再一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
正如當時極力反對錢學森回國的一批美國軍方人士所擔憂的,他回國之後,中國的導彈和航空事業頓時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差不多只用了十五年時間就從一窮二白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
1960年2月,錢學森指導設計的中國第一枚液體探空火箭發射成功,9個月後,中國第一枚近程地地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
1964年6月,中國第一枚改進後的中近程地地導彈飛行試驗圓滿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枚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
到了這一階段,中國實際上已經拿到了洲際彈道導彈的鑰匙,加上1964年爆炸的原子彈、1967年爆炸的氫彈,這意味着如果中國原因,就可以“將真理傳播到全世界”。
1954年毛主席的無心之舉,竟然影響了中國現代國防工業的發展,如果錢學森不能回國或者晚回國,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
看似毫無關聯的兩件事聯繫在一起,居然產生了核聚變一樣的巨大影響,不能不說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當然,如果我們仔細思考就不難發現: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是毛主席無私無我的巨大人格魅力,沒有這個,就算合影一千張,一萬張都是沒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