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17日下午4点，毛主席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踩着一双自己穿惯了的白底布鞋，低调地来到故宫参观访问。

一生反帝反封建的毛主席其实不太喜欢故宫这个代表至高封建权力的地方，此次他专门造访，是为了专门参观这里正在举行的一场“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

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了中科院考古所，并首次在河南省辉县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基础建设陆续上马，不断地有古代文物被发掘出来，因此考古所在文物局的领导和要求下，相继在长沙、郑州、西安、唐山等地进行了配合发掘。

1954年4月，文化部决定在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从全国范围内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的131713件文物精挑细选出了3760件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文物，向公众公开展览陈列，陈列的地方就在午门城楼正殿。

毛主席对历史和考古工作很感兴趣，因此他听说展览会已经布置完成之后，就非常热心地在5月17日提前踏访。

这一次走访之后，毛主席意犹未尽，又在5月20日来到故宫，继续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

毛主席参观展览

这一次他看得比较仔细，还兴致勃勃地对陪同人员说：“这就是历史。你们应当学点历史，要懂得历史，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这一次，陪同毛主席参观的除了中南海的“大管家”罗瑞卿，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耆老陈叔通。

陈叔通，名敬第，字叔通，1876年生，是浙江杭州人，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在国内享有较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

他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进士，放榜后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来东渡日本攻读政治法律，回国后深感满清政府之腐败无能，遂愤然加入了光复会从事反清活动。

辛亥革命之后，陈叔通一开始热心从政，担任过“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会议员，先后任浙江都督府秘书长，大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

但他眼见军阀政客争权夺利，政界乌烟瘴气，国事日非，比之前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于是心灰意冷，于是退居杭州，担任浙江光业银行董事兼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陈叔通先生

陈叔通早年曾经担任过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的副监院（即副校长），这所学校人才辈出，其中有两名学生是蒋方震（字百里）、钱家治（字均夫）。

这两人和陈叔通一样，都是以字行于世，蒋百里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民国“三个半军事家”之一，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而钱均夫则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是一位文史学家。

蒋百里有一个女儿名叫蒋英，钱均夫有一个儿子名叫钱学森，他们两个后来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钱学森和蒋英因父辈是陈叔通学生的缘故，对陈叔通以“太老师”相称，二人年轻时也曾经在求是书院的校园里玩耍，对“太老师”执礼甚恭。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叔通因为积极参加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在毛主席专门的安排下我党地下组织秘密地将他接到香港，随后又辗转经解放区来到北平。

1949年9月，73岁的陈叔通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成为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毛主席对他也十分尊敬，称之以“叔老”而不名。

陈叔通参加投票

陈叔通是前清翰林，旧学的学问是很高的，所以毛主席特地邀请他一起来故宫看展，陈老来到展厅，与毛主席一起仔细查看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北京猿人的牙齿、工具等珍贵文物，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他们这次在午门的展厅里又走了2个多小时，然后又绕着午门城楼走了一圈，在西北角楼处，工作人员为毛主席和陈叔通照了相。

陈叔通见毛主席手里拄着一根竹子做的手杖，便好奇地向毛主席要了过来，捧在手里仔细端详，发现就是再普通不过的竹子，不由得大为感慨。

没想到毛主席身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常用度竟和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陈叔通见过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也见过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但毛主席的做派和他们都大不相同。

他也更加确信了，毛主席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服务的队伍。

就在这时，工作人员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留下了这张两人都没想到会对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发挥重大影响的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

说到这里又有一句题外话：二人合影之后，毛主席从西边城墙上看到近处防空部队的高炮阵地，看了他们的演习，他说：“高射炮设在这里不好，敌机飞到这里再打就晚了。”

话分两头，毛主席和陈叔通的这张合影很快被刊发在了这个月的《人民画报》上，而当时《人民画报》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不仅在中国国内发行，而且还会发行到一些外国去。

在这个海外发行范围中就包括了美国，而美国国内的新闻审查机构居然也没有对《人民画报》予以查禁。

就这样，这么一本刊登毛主席和陈叔通合影的《人民画报》漂洋过海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随后鬼使神差地被放在装蔬菜的篮子里，被送到了钱学森家。

或许是当时负责给钱学森家送外卖的老板知道钱学森会看一些中文报刊，所以特别用心地搜集了一些中国国内发行的报刊给他送去。

这时距离拍下这张照片已经过去了一年之久，而钱学森因为掌握着美国导弹的最核心机密，又申请回国而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自1952年开始就被长期软禁，并始终被FBI的人监视。

钱学森与他的美国同事

钱学森对这一现状非常恼火，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就在回国的梦想逐渐破灭的时候，夫人蒋英在收拾送来的蔬菜时意外地发现了去年某期《人民画报》上赫然登着毛、陈二人的合影。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了毛主席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而二人所熟悉的“太老师”能够在午门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合影，其在新中国的地位不问可知。

蒋英欣喜地喊来了钱学森，二人对着照片端详了良久，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浮出脑海。

经过精心策划，钱学森写了一封致陈叔通的求救信，先是寄到了比利时的妹妹蒋英妹妹蒋华那里，然后又经蒋华之手转到了陈叔通手里。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学森等几个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

信函原件

随后，钱学森又指出了美国政府所说的“愿意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均已回国”是个谎言，其真正阻挠钱学森回国的动机无非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

陈叔通收到信件后顿感事关重大，因为钱学森的价值不仅美国人清楚，中国更十分明白，如果有了它帮助，中国的导弹研发事业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

拿着这封信，陈叔通马上去找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立即指示准备于8月1日参加日内瓦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以释放被俘的11名美国飞行员为条件，要求美国政府同意钱学森回国。

美国政府虽然十分纠结，但考虑到钱学森已经远离导弹研发工作五年，其所掌握的部分技术和知识已经更新，想来放他回国对美国利益的损害也不会很大，在请示了总统艾森豪威尔之后，决定同意中方的条件。

与钱学森相比，艾森豪威尔更看重11名美国飞行员回国对他在政治声望上的重大加分，因此没有考虑多久就同意了。

1955年8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钱学森：准许他和家人离开美国，解除限制自由的一切措施。

钱学森与家人回国

9月17日，钱学森和家人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中国，并在10月8日再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正如当时极力反对钱学森回国的一批美国军方人士所担忧的，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导弹和航空事业顿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不多只用了十五年时间就从一穷二白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0年2月，钱学森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9个月后，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1964年6月，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圆满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到了这一阶段，中国实际上已经拿到了洲际弹道导弹的钥匙，加上1964年爆炸的原子弹、1967年爆炸的氢弹，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原因，就可以“将真理传播到全世界”。

1954年毛主席的无心之举，竟然影响了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发展，如果钱学森不能回国或者晚回国，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居然产生了核聚变一样的巨大影响，不能不说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当然，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毛主席无私无我的巨大人格魅力，没有这个，就算合影一千张，一万张都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