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君子——恩师张岱年二三事

          范学德

一

   回中国的第二天，经人转手，我看到了一位陈宗清牧师写给我的便条，让我给李存山打个电话。李存山是张岱年的弟子，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工作多年。打通电话后，他告诉我，陈来编了一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文集，里面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由于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把书送给我。又说，这本书是没有稿费的
   我与李存山约定，一号下午到他那里取书。下午五点多钟，我见到了李存山学兄，据上一次见他，已经十四五年过去了。我接过他的书，匆匆谈两句就结束了，我还要到别处去。
   当晚，坐上了直达沈阳的五十三次特别快车后，我翻开了陈来编的这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文集——《不息集》，一看，就放不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醒来，又继续坐在过道里读。
   张岱年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是先生的私塾弟子。十七年前我写了国内外第一本研究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著作——《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

2004年本来打算在夏天回国探亲的时候，再去见先生，电话中也告诉了先生我回国的日期，先生也很高兴，说回来吧。又说，机票那么贵啊。但万万没有想到，先生竟于四月二十四日过世，虽然先生是在九十五岁的高龄逝世的，但是，如果国内稍微尊重一下这样国宝级的大师，先生本来是还可以活下去的。
   李忠华兄回忆，四月七日这天，可能是先生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张先生不慎跌倒了。张先生的儿子和儿媳立即送先生到北京大学的合同医院——北医三院急诊室就医，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五个多小时中，医院竟然连一把轮椅也提供不了，先生就是在儿子和儿媳的搀扶下，一项项地检查的。这一次折腾，先生元气大伤，此后就一病不起了。
   合上书，我几乎要流泪了。要是换上一个部长副部长，会怎么样呢？中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什么人来当部长副部长，但是，像张先生这样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学者，这样的君子，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至少，在几十年内，不会出现了。
   这是一个扼杀君子的年代。
   其实，张岱年一生最不幸的一天，是五七年的那个春天，他出于良知，对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领导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从此，被剥夺了二十多年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
   想起了网友们爱说的一句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不出知识分子。
   在这个怀念文集中，我又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他们如今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正是他们，当年写文章大批张岱年先生，要置先生于死地，而张先生也真的几乎要被逼死，他想过自杀。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有一次，北京大学哲学系管右派的那个人千方百计的整张先生，张先生偷偷去找了周礼全老先生，说着说着，不禁大哭起来。文革后叶朗先生曾经问过周礼全先生，“这个人怎么能这样作”。周先生说，“你不了解他，他能这么做的。”
  是的，中国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是能这么做的，他们许多人正这么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快三十过去了，他们没有人向张先生道过一次歉，而他们，有的是张先生的亲戚，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学生。
   中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那些人们，还有多少人持守良知？至少知耻？

     2005 五月七日清晨于香港

     二．

   冯友兰先生曾经用刚毅木纳来评价张岱年先生，而张先生一生做人做学问的原则正是“直道而行”。他特别赞同孟子的天爵说，主张以德抗位，这个位字，用当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政治权力。但张先生不懂，在权力就是一切的环境中，“德”脆弱得不堪一击。
   有德者总是首先倒下，站得住的大都是小人。
   在回忆张岱年先生的文章中，许多人都提到了三件事：一是直到2001年，张先生还住在一个只有两个卧室的房子中，其中一间卧室还是他的儿子和儿媳住了多年。还有一个小屋子，算是张先生的书房，张先生自嘲说，在那个房子中，他的活动范围只有半臂长。他本来想给自己的书房起个名字叫蜗牛居，但是，他不敢。就是在这个蜗牛居中，二十年来，张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学术论文。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就在那个蜗牛居里。
   叶朗先生回忆说，2001年，他看到张先生终于搬到了新居，就对张先生说，“这个房子要是早来20年就好了！”

张先生回答说：“哪怕早来两年也好啊！”
   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先生从来不会拒绝人，无论什么人，请他看论文，写书评，他从来不拒绝。在国内的时候，我曾经几次对先生说，先生，你不能什么人都答应，这样，你就没有时间写自己的东西了。但先生却仿佛不解地说，是啊，是啊，可是，我怎么能拒绝呢？
   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的著作，先生无法拒绝。
   无论什么人来拜访先生，先生从不拒绝。客人一坐下，师母就会端上一杯热茶，说，请喝茶。到客人告别的时候，先生一定会站起来，和师母一起把客人送到楼下。后来，他们下楼很困难了，就送到门口，并一直看着客人离开，并且挥手一再说，再见，再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