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是一個不大尋常的母親。像所有的媽媽一樣，她摯愛自己的女兒，但她給我的愛可能比一個普通的媽媽更多、更深；

她是我的第一個老師，領着我從少不更事走到長大成人，但她以自己的文化修養和學識留給我的精神財寶，遠比其他任何老師留給我的要豐富、持久；

她也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早和最特殊的朋友，同其他朋友相比，她是一個更能給我以支持、啟發和鼓勵的朋友。

媽媽今年一百歲了。對於她所熱愛的這個又古老、又年輕的國家來說，這確實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年。媽媽只活了五十一歲，卻經歷了這個國家百年來最動盪、最困難、最艱苦的年代。在她的一生中，在我們祖國的大地上，戰爭一場接着一場，從來沒有停止過。她雖然沒有上過戰場，但卻受到各種戰爭的深刻傷害，並且在抗戰時期失去了自己的健康。

她受過與她同時代女性相比更好的教育，有獨特的藝術稟賦和才華，卻由於時代的、社會的種種限制而無法充分發揮。儘管如此，她一生都在為中國的文化建設默默地做着開拓性奉獻。

我出生在媽媽生命的中途——她二十五歲時。為了得到一個更加完整的林徽因的面貌，我只能讓時光倒流，回到她的幼年和童年時期，從頭開始。

童年時代

我的媽媽是1904年6月10日在杭州出生的。

她的祖父林孝恂（字伯穎）是福州人，清光緒15年（一說為16年）中進士，入翰林院。

據家人說，當時做“京官”開支大，對外省來的新上任者尤其如此。他們需要許多銀兩在官場應酬周旋。林孝恂自忖無此財力，便在每年一度的翰林院甄別考試中故意寫錯一字，以此向考官暗示，他希望“外放”到地方。後來，他便被'外放”到杭州地區做縣官，曾任仁和、孝豐、金華、石門等地的知縣和海寧知州，最後做到杭州的代理知府。據說這同他精於醫道，並曾以此挽救了當時浙江省某高官之子有點關係。但這時已值清朝末年，政治更加衰敗，林孝恂便決定辭去官職，到上海定居。我的母親於1904年出生時，她的祖父還在杭州地區做官。

林孝恂思想比較“開放”，曾先後多次將子侄後輩送往日本留學。他有兩個兒子（林長民、林天民）和五個女兒。辛亥革命前，林長民（即我的外祖父）和林天民都曾留學日本。媽媽的姑姑們也都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在那個時代的女性中比較罕見。媽媽的大姑母林澤民是教媽媽讀書寫字的啟蒙老師。抗戰時期我們在四川後方曾接到大姑婆從北平的來信，那一手工整的王羲之體小楷給我以十分深刻的印象（我的外公林長民是民國初年的著名書法家，以王羲之體小楷見長）。

我的外公林長民（字宗孟）生於1876年，是長子，曾兩度赴日本留學。據我的堂舅、建築學家林宣（林天民之子）2001年來北京時告訴我，我外公是在“三十一歲時”，從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法律政治系畢業的；他的父親林天民同年畢業於東京高工電氣系，當時年僅十九歲。

我不知道外公何時同外婆結婚，只知道他們婚後八年我的媽媽才出生。因此，他們應當是在1896年（外公二十歲時）結婚的。

我的外婆名何雪媛，浙江嘉興人，是一名當地富商最小的女兒。她有江南水鄉少女的美，但沒有多少文化；由於是家中幼女，從小頗受母親嬌慣，所以也不擅長家務，又比較任性急躁。因此，在嫁入林家後，不為公婆和大小姑所喜愛。特別不幸的是，外公對她沒有多少感情。他們之間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婚姻所造成的悲劇。

媽媽是外曾祖父林孝恂的長孫女，出生後，我的外曾祖母游氏視她為珍寶，立即將這個孫女從兒媳房中遷出到自己的臥室里，親自照料。但在媽媽約七歲（1911年）時，她的祖母去世了，媽媽重新回到自己母親身邊，但我的外婆此時對這個女兒並不很喜愛。外婆後來又生了一兒一女，可他們都在幼年便去世了。外婆常常怨艾自己“命苦”。

後來，外公又娶了一個妻子名程桂齡，她生下一女四男，這使我的媽媽在自己的同母弟妹夭折後，又有了幾個幼小的弟妹。作為長姐，她對這些幼弟幼妹有真摯的手足之情，但兩“房”共處於一個家庭的兩個相鄰院落的局面，特別是外公明顯地“厚此薄彼”和外婆對此的非理性對待，常常帶來種種家庭糾紛和爭吵，使尚未成年的媽媽的稚幼心靈受到了不應有的傷害。在我小時候，媽媽每說起她童年這方面的感受時還不免傷心。

幸好那時媽媽的家庭成員很多，是一個大家庭，已成家的兄弟姐妹們都住在一起。其中除了她的祖父母和父母外，還有眾多姑母們。因為媽媽的祖母疼愛女兒，捨不得讓她們嫁到夫家，所以她們在結婚後，還常常住在娘家。因此，媽媽自幼就同自己的姑姑和表姐們親密無間，也受到姑姑們特別的疼愛。在這個大家庭（或家族）中，媽媽把表姐們都當成自己的親姐姐，特別依戀她的大姑林澤民（王氏）和大表姐王孟瑜（即她的“大姐”，我稱“大姨”）。

林徽因（左一）9歲時與妹妹、表姐合影

我小時候常隨媽媽到北京城西舊帘子胡同的大姑婆家去，大姨一家也住在那裡。媽媽在大姑婆的家中總是特別的快樂。在那個並不奢華卻非常溫馨的小小四合院中，已經年邁、但皮膚仍白皙細膩的大姑婆總是對我們體貼入微，常在纖塵不染、擺設不多但精緻美麗的客廳或廂房中，請我們吃福建掛麵、滷雞蛋、肉鬆、“光餅”等。

媽媽是家中的長孫女和長女，沒有兄長。所以，她很早就承擔了有點超乎她年齡承受力的半個“長子”的家庭責任。辛亥革命（1911年）爆發時，她年僅七歲。外公從日本留學回國後，曾在福州辦學教書，辛亥革命後常到南京和北京，而媽媽和她的祖父等一大家人當時都住在上海。八九歲時，媽媽已經能夠寫信給常不在家的外公，報告一些家中的情況，因而頗受外公的喜愛。

媽媽十二歲時（1916年），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外曾祖父已於1914年去世），第二年又遷到天津。那兩年媽媽常同家人在天津，而外公則經常往返於京津兩地之間。這一時期，外公頗為倚重年僅十二三歲的媽媽，要媽媽照顧她的娘、二娘和幼小的弟妹們。

有一次，全家人都病倒了，媽媽一面寫信給外公報告，一面為生病的幼弟幼妹操心。她記得，有一天晚上，她聽着當時年僅兩三歲的燕玉（我的姨）和林恆（我的三舅）啼哭無常直到深夜，林桓（我的二舅）當時大病初癒，醒來也哭。林桓的乳母粗心不管他，媽媽不忍心聽他久哭，就起來抱着他在有月光的廊子上徘徊，一個多小時後他才睡去。這時，這個小姐姐年僅十三歲。

三舅林恆後來在北平上學時曾住在我家，他在1936年報考了空軍學校，抗戰時期成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1941年3月在成都上空迎擊日機時犧牲。當時媽媽在四川宜賓李莊的病榻上聽到這一噩耗時，傷心欲絕。三年後，媽媽寫了《哭三弟恆》這首悼念他的詩，從中可以看出她對這個從小抱着、看着長大的弟弟真摯的愛。

1917—1919年，外公在北京的政治活動十分頻繁。這一時期他同我的祖父梁啓超有許多共同的活動。1917年，他們曾共同反對張勳復辟。同一年，他們都曾在段祺瑞、汪大燮的內閣中短期任“總長”（梁為財政總長，林為司法總長）。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們都認為，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省戰前所得的權益，應當歸還中國，而不應落到日本人手中；他們都反對袁世凱賣國的“二十一條”。兩人曾為“山東問題”合作奔走，他們的活動後來成為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的觸媒，這一點至今不太為人所知。

2003年，我的祖父梁啓超在天津的故居“飲冰室”（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6號）在經過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大力修復後，成為紀念館向公眾開放。在此之前，天津古籍出版社於2002年5月出版名為《梁啓超和飲冰室》的文集，其中載有《梁啓超與林長民》一文，作者為張道梁，現將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很多人都了解梁啓超，但對和他關係極為密切的林長民卻比較陌生……。這裡，我想就他倆合作奔走、呼籲中國拒簽‘巴黎和約’一段史實，作重點敘述。

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總統。11月11日一戰結束。12月1日外交總長陸征祥代表戰勝的中國赴巴黎參加和會，因海運困難，他繞道日本轉赴法國，不意登上日輪後，竟發現丟失了一隻重要的公文箱。消息傳到國內，輿情大嘩。而此前1915年他又曾代表袁世凱答覆日本的最後通牒，承認賣國的‘二十一條’，致使歐壇（疑為“政壇”之誤。——梁再冰注）高層對陸征祥頗為不滿，認為他沒有外交才能。當時林長民已受聘為徐世昌總統府的顧問，就聯合梁啓超向徐世昌建議，在總統府內另設外交委員會，作為參議外交的機構。徐接受建議，任命外交元老汪大燮為委員長，以孫寶琦、熊希齡、陸宗輿、李盛鐸、林長民、王寵惠等為委員，林長民兼任事務長。當時日本串通英美法各國，強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林長民以巴黎和會事關國運，又建議徐世昌請梁啓超赴歐，以梁啓超的地位與名望，聯絡各國領導人為中國遊說。徐也採納這建議。梁在啟程前和外交委員會各委員討論中國在和會上的提案，堅決要求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提案經徐世昌同意後，由國務院致電在巴黎的中國使團。不意提案內容竟被日本探知，經過日方暗中活動以及曹汝霖等親日派的反對，將提案內容改為‘希望條件’。陸征祥奉電令準備在和約上簽字。事有巧合，5月2日這一更改內容的電報，由國務院電報處拍發時，被該處一位福建籍的工作人員將電報內容潛告同鄉林長民。5月3日清晨，汪大燮、林長民憤而辭職。與此同時，林長民一面密電在巴黎的梁啓超，囑他通告巴黎中國留學生起來反對簽約，一面又通知國民外交協會發電拒簽合約（梁啓超、汪大燮、林長民、蔡元培等均為該會理事），汪大燮等聽說北大學生有要遊行舉動，乃於傍晚驅車親至東堂子胡同蔡宅，將緊急局勢告知了蔡元培校長，蔡即電北大學生代表於當晚九時來蔡宅開會，決定將原定5月7日的遊行提前三天於5月4日舉行。

以上事實均據原外交委員會秘書葉景莘的回憶文章。可知梁啓超和林長民在促使中國拒簽和約上，所起的作用是很關鍵的。”

初識梁思成

我的父母是在1918年相識的。他們的“介紹人”就是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我不知道公公和外公最初是怎麼商量的，但看來他們都同意讓這一對青年男女互相認識。所以，我父母的婚姻不是“父母之命”，但他們之間最初的友誼確實是建立在兩位父親之間友誼的基礎上的。可以說，他們後來發展起來的友情是這兩位父親之間友誼的繼續。

我的父母是在1928年結婚的，此時距離他們最初相識的時間已有十年之久。在這十年中，他們的友誼和愛情不斷有新的內容，也經歷了風雨波折的考驗。

他們首次相識是在我外公在北京的寓所的書房中。當時媽媽年僅14歲，正在培華女子中學學習，爹爹（梁思成）17歲，是清華學堂的學生。爹爹來看外公時，外公請媽媽出來相見。爹爹後來說，他當時對於這次“相親”頗為忐忑，有點擔心會見到一個梳着一條油光光的大辮子、穿着拖地長綢裙（民國初年女子的打扮）的舊式大小姐。但當亭亭玉立卻稚氣未脫的林徽因走進來時，爹爹見到的卻是一個梳着兩條垂肩髮辮、上身穿着淺色中式短衫、深色裙僅及膝下的小姑娘。她的靈秀之氣和神采立刻吸引了他。特別令他心動的是，這小姑娘起身告辭時輕快地將裙子一甩便翩然轉身而去的那種飄灑。

他們從這時起開始交往，雙方的兄弟姐妹們常常也在場。例如：爹爹當時曾以清華軍樂隊隊長的身份邀請媽媽到清華園看“全身披掛”的軍樂隊演出，她的表姐們也被邀參加。女孩子們看後覺得這種美式樂隊制服頗有喜劇味道。這時爹爹是個還有些青澀的愣小伙子，在他的業餘愛好中，除了畫畫和音樂之外，最喜歡的是爬繩攀高和游泳、撐杆跳高等運動。當時他的身體很棒。

雙方家長贊成他們交往以了解彼此，但並不想用婚約把他們早早地束縛住。我祖父反對早婚，主張年輕人要學習有成、有自立能力後再訂婚和結婚。

第一次出國

1920年（媽媽十六歲），外公以“國際聯盟中國協會”成員的名義，被派往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進行訪問。當時，他已不再擔任官職，但仍同中國外交界人士有較密切的聯繫。他想在1919年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以後，到歐洲進行考察，以便繼續觀察各國政治動向（包括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關係和戰爭對有關各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從而進一步思考中國應採取的外交對策。

外公決定帶媽媽與他同行。這時他大概已經意識到，他這個女兒的天賦和學習潛力不太尋常，想讓她暫時擺脫家庭瑣務，同他一起出國增長見識，開闊視野和心胸，以便受到更好的教育，將來成為一個新型女性。此外，外公在國外活動時，也需要一個“女主人”協助持家。媽媽當時已在有外籍教員的培華女中學會英語，口語已經比較流利，能夠給予外公不小的幫助。

外公和媽媽大概是在1920年春夏之間乘船前往歐洲的。關於這次旅行，我只記得媽媽曾說過穿過紅海時酷熱難當。

解放後我才知道，在他們乘坐的這艘船上，還有不少中國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外公還向這些中國學生們捐了款。解放初期，我曾聽媽媽（或爹爹）說過，陳毅同志（他好像當時也在這艘船上）向他們提起過此事。

外公和媽媽抵達倫敦後，外公曾單獨到巴黎參加一些會議，媽媽沒有隨行。從1920年8月上旬到9月中旬，外公同媽媽一起到歐洲大陸遊覽，共訪問了法國、瑞士、德國和比利時四國，在各國都有一些友人陪同。

現在，我無法找到能反映媽媽本人對此次歐洲之旅有何具體感受的資料，可我保存着一本外公在這次旅行中所記的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他們歐洲四國之行的情況。使我可以較為具體地了解了媽媽這一段難得的早年經歷。

他們於1920年8月7日從倫敦的寓所（在Ormonde Gate）出發，渡過海峽後進入法國，在巴黎停留了幾天，辦理進入瑞士和德國的手續。接着便坐火車到里昂，再從里昂出發，坐火車經過法國東北山區進入瑞士。

他們於8月13日自里昂抵達日內瓦後，立刻被萊蒙湖的湖光山色所吸引。根據外公的日記，他們到旅館卸裝後，便租了一輛馬車“繞湖緩轡而行”，晚飯後，又“沿湖畔行，隔岸燈火輝煌，館舍鱗比……，喚船欲涉，徽女憚涉乃止。”

第二天，即8月14日他們又乘船沿着湖北岸東行，中午上船，下午“五時半抵羅山”（Lausanne，即“洛桑”），在此“登陸少駐”，只見“雨湖煙霧向晚漸消，夕陽還山，嵐氣萬變，其色青綠紅藍，深淺隱現，幻象無窮，積雪峰巔於疊嶂，間時露一二晶瑩如玉，赤者又類瑪瑙紅也”，七時坐船回日內瓦，“晚行較迅，雲暗如山，靄綠於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際尚有微明。”

第三天（15 日），他們父女二人和三位外公的老友一起，本擬“沿湖南岸迤北，與昨游成一周”，因未趕上開船時間，便仍然沿着湖的北岸乘船東行，經過許多湖濱小鎮，後來到盡東頭的Montreux（蒙特勒鎮），並在此下榻。下午“四時半，同人出遊，盤山而上，山凹處不見湖光，亭館無數，多富人巨室別墅，行數里復曠然，面水樹木森蔚，略有松柏針細而短，……自日內瓦來時船過Nyon（尼翁）、Rolle 之間，有傍湖宏構兩所，庭院甚麗，則拿破崙第三與奧廢皇之別邸也。”

8月17日，他們又乘電車上山至Glion後改乘火車直達海拔2045米的Rochers de Naye 山峰：“峰巒連接車逶迤而上，若長蛇曲徑盤旋而前，時在山陽，時在山陰，時在澗底，時在木末，穿穴入洞長者經四、五分鐘”，到達山頂旅館後，他們又外出登山，這時外公留在北岸，而媽媽則到了“對谷之巔”，“兩峰相望人小如豆，崖下白雲似海，正凝眺間徽已繞至吾後，忽聞語聲，籟動雲破。”

8月18日他們離開了蒙特勒，又經洛桑乘火車到Berne（伯爾尼），在伯爾尼停留一天后，於8月20日乘電車抵達伯爾尼南面的Thun（圖恩）湖，在圖恩湖上，自己划船，“盪槳所過湖堤、水榭處處入畫”。8月21日又乘火車到Lucerne（盧塞恩）附近的“四省湖”（Lac.de.Quatre）遊覽。

他們在瑞士前後共停留兩周。

讀外公當年日記中這些生動細緻的描寫時，我發現媽媽對大自然之美的敏感和細緻觀察能力很像她的父親。可以想見當年他們父女暫時擺脫國內政治的紛擾和生活的瑣事，共享湖光山色時的心情；同時也感受到外公的文化底蘊對後來成為建築師和詩人的媽媽影響相當深遠。

外公此行中，同時也很注意各國的政治法律制度、財政經濟狀態、交通運輸、人民的精神面貌等多方面情況，特別是戰爭對各國的影響。他們在離開瑞士時，經瑞士巴塞爾（Basel）進入德國境內。

他們和友人於8月28日乘德國臥車抵達法蘭克福（Frankfurt），後換乘列車至柏林。儘管“余等無一人能操德語”，“入德境時車中侍者招呼頗為親切”，只見“從法蘭克福至柏林，所經各站時刻不爽，車輛軌道整理亦極有序，不類戰敗國家氣象，山川原隰不如瑞士之美，而麥田方收，耕不失時，沿途千里滿地多種松杉，已有二、三十年長成之干，森林種植實有遠圖，稍稍繁盛之所煙突無數，想見當時工業之發達，而現未停工尚有煙焰者不過十之一二。”

外公和媽媽在德國停留了一個星期，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外公看到戰後德國食品嚴重匱乏，火車中“上等人士婦女乃至手攜黑麵包、水漿於車中飲啖”，“壯丁經久戰缺食營養之色時見於面”，“柏林廛肆售品凡服御奢靡之物遠不逮巴黎倫敦”，“街衢負荷駕車之駟多羸小不任重”；但他同時也注意到，“鐵路用車尚不甚缺，從前工廠有製造軍用品者，如克虜伯之廠，戰後工作多制工業機械，尤致力於機關車之製造，……克虜伯工人之數戰前四萬二千人，現在仍四萬六千人，不但無減且有增也，將抵Cologne（科隆）時工廠尤盛，皆無停工……學校教育以及諸試驗所自戰時以來未嘗少綴”。外公由此得出結論：“（德國國民）一時雖受挫折，十年二十年後必將復興”。

他們於9月4日在科隆換車後進入比利時，經過Liege（列日），當天下午抵達布魯塞爾。9月6日又到安特衛普訪問，在這裡參觀了鑽石展覽。外公寫道：“三時至鑽石展覽會。所陳多比屬非洲鑽礦所產，……初生礦質極粗，畢露晶瑩，其小者琢磨已不易，工人先熔鉛成一團，趁其未凝嵌其上，入冷水使縮，如是者數次，鑽堅然後磨鑽。工人挼鉛，十指耐熱，鍛煉以至幾無觸覺，蓋為至苦工作。嬌姬妖冶用以自絢麗，卻不知其面面晶光皆從水深火熱中來也。”

9月8日，他們從比利時回到法國，“十二時車離比京赴法，所過皆當時戰地，入法境後，毀於炮火者漸多矣。”

9月11日，外公和友人帶着媽媽一起到距離巴黎50英里的Soissons參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一處戰場。這個戰場是德法雙方曾進行拉鋸苦戰的戰場之一。

在這個曾經繁華的城市裡，他們“乘汽車觀諸戰跡，周視數十里內不獨屋宇無一完瓦，乃至樹木田土摧陷匪余”，只見“滿地瓦礫雜以炸鐵藥彈”和“戰壕無數”。他們還跳進一個戰壕察看。傍晚，他們來到了一個曾遭炮擊的咖啡館。這個咖啡館“戰前為極大一酒樓，窖中藏貯陳酒頗富，德人據之以為戰時病院……，咖啡館侍女燃燭引余等入，指示某處為病室，某處為醫室，某處為手術室，某處為停放死體之所。手術施後無生全之望者即納其窖中。窖中門戶重疊，愈入愈深，濕氣極重，牆壁多護漆布，觀之陰氣逼人。”

外公和媽媽在離開法國前還訪問了他們在中國就認識的一對法國夫婦的農莊。這對法國夫婦的家離奧爾良（Orleans）不遠。外公和媽媽為此曾於9月12日在奧爾良投宿一晚。在這裡，儘管不通法語，他們還是想看看整個城市。於是，外公“出門覓一汽車，手作旋繞狀，驅車者乃會吾意，環全市一周不過半時，有橋梁、道路、教堂、學校、公園、廳榭，皆極整備，……”

1920年9月15日，父女二人再次渡過英法海峽回到倫敦，結束了為期一個多月的歐洲大陸四國之行。

聖瑪麗學院

1920年林徽因在倫敦

回到英國後不久，媽媽開始了比較正規的學習生活。1920年9月20日，外公帶她到倫敦的聖瑪麗（女子）學院入學。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午後三時與徽女同到St.Mary' College，徽女考入此校也，晤其校長Miss Powell：七十來歲老寡女，極誠懇且健行。余歷觀校舍頗稱許。徽女應考英文及他答案。校距余寓所約二里有餘，乘Buss到Hyde Park（海德公園），步行穿過公園便是。”

兩天后，外公又在日記中寫道：“二十三日為徽女上學之第一日，早起晨餐後余同徽女赴校，Miss Phillips（媽媽的英語家庭教師）亦送徽女，三人步行至Sloane Court，乘Buss車至Hyde Park門口，復步行穿園徑達其北門，出至校，同入禮拜堂祈禱聽經畢，入大講堂，校長Miss Powell報告諸生班次及舊生考試成績後，演說時許，列席者諸女生外諸生家族，亦皆婦女，惟余例外。”

此前外公還為媽媽延請了菲力普母女二人作為英語家庭教師，並在生活上照應她和陪伴她外出（當時英國青年女子不得單獨外出）。外公寫道，菲力普小姐（Miss Betty Phillips）來自Northumberland，“其人頗樸直，到此即館余寓，頗與徽女相得”。

1920年林徽因與父親林長民在倫敦寓所

這本日記生動地描繪了他們當時所見的一次大戰後歐洲各國的政治情況與社會生活，也反映了外公對當時歐洲社會的觀察與思考。這樣的考察、經歷和思考，對媽媽這樣一個初次踏出國門、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其影響無疑是深遠的。從這本日記中，我不僅了解了媽媽當年一路所見所聞，也隱約看到了她後來一生的思想軌跡。

媽媽到英國前主要受中國文化薰染，在英國居留的一年多中，開始接觸歐洲文化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某些生活方式上（如英國人普遍愛好的afternoon tea或“下午茶聚”），也涉及更深層次的領域，首先是文學藝術的鑑賞方面。這一時期媽媽的英語口語和閱讀水平都大大提高了，通過閱讀英國文學作品等，她開始在原有的中國文化根底上吸收西方的影響和理念，成為她此後具有“東西方雙重文化”修養的一個基礎。

當時外公所來往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是像他自己一樣的“老”留學生，也有不少青年留學生，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接受過東西方兩種文化的影響。媽媽當時年紀還小，在學識上同來到外公寓所的那些牛津、劍橋的中國學子們自不能相比，只能是一個“洗耳恭聽”的小女孩，但她的思維敏捷活潑，英語聽說能力強，這使她能從外公同中、外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中獲得超出學校教育的“營養”。同時，在各種“午後茶聚”中間接感受牛津、劍橋師生自由辯論、聊天的學風。

在英國的一年中，媽媽在兩個方面有所收穫，即：

（一）通過接觸英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文學作品活躍和解放了思想，初探文學殿堂。當時曾到外公家來的留學生徐志摩在這方面可能對她起到了一定的介紹和引導作用。媽媽始終尊重和感謝這位兄長式的“老師”。徐志摩當時還不是詩人，但受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雪萊和濟慈等人影響，已開始向寫詩的方向發展。青年林徽因可能給了他某種靈感。但是，她始終沒有對這位當時已娶妻生子卻不滿自己婚姻的青年的追求作出回應。這可能同她自己童年的生活感受有關，因為她自己的母親恰好是在一次不幸的封建包辦婚姻中在感情上被丈夫遺棄的一方。

（二）媽媽在倫敦時期有不少同她年齡接近的英國女朋友們。這些女友之一是一位學建築的學生。媽媽從這位女友那裡首次得知建築在西方不僅僅是“蓋房子”，而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和藝術。建築作為一門集美術（包括繪畫、雕刻、工藝美術等）、工程技術和人文理念於一體的綜合學科對她產生了巨大吸引力。觀察這位女友作建築繪圖使她尤感興趣，並且產生了將來要成為一名女建築師的強烈願望。

1921年10月媽媽隨外公回國時，她的“行李”中已經有了不少新東西，其中包括她對建築學的新的了解。

回國以後

媽媽回國後繼續到培華女中學習。爹爹這時已是清華學堂高等科的學生，畢業後將到美國留學，他開始考慮自己未來的專業。媽媽也在考慮她未來的學業，並且想起了她的學建築的英國女友。她對爹爹談了西方的“建築學”概念以及她想學建築的願望。爹爹此時也感到，建築這門綜合各種藝術門類、跨人文與理工的學科非常適合他的特長和愛好。於是，他們都有了將來要學建築的想法，這也使他們之間的感情有了新的內容。

1922年以後，他們的關係更加親密。1923年5月7日爹爹遇到車禍時，媽媽也十分焦急關切。我的公公（梁啓超）在5月8日寫給我大姑（思順）的信中詳述了車禍情況後寫道：“內中還把一個徽因也急死了，林家全家也跟着我們餓着守了大半天。”在5月17日的信中他還說，爹爹受傷後，我的祖母“每日往看彼兩次，徽因亦日日往。”

赴美國留學

林徽因在美國留學時

爹爹本應在1923年赴美留學，因1923年5月在車禍中受傷，只好將赴美留學時間推遲到1924年，媽媽也於當年考取了清華半官費留美。於是，兩人便於1924年春夏之交一起乘船赴美。在啟程前，他們曾隨公公和外公一起參加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期間（1924年4月）的接待活動。

他們抵達美國後，曾於1924年暑期先在伊薩卡（Ithaca）的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補習英語等課程，秋天才到費城（Philadelphia）入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爹爹進了建築系（School of Architecture），因該校建築系不收女生，媽媽則進入賓大的美術學院（School of Fine Arts），同時選修建築系的課程。

爹爹和媽媽留學美國初期，接連兩次遭到家庭噩耗的打擊。

他們在賓大入學後不久，我的婆婆（祖母）李蕙仙在1924年10月（中秋節）因癌症惡化去世。婆婆同公公是長期患難與共的夫妻，也是爹爹的生母。她病重期間，爹爹和媽媽已遠渡重洋求學，未能為公公分憂和為她最後盡孝，所以當噩耗傳來時，他們既悲痛又內疚，心情格外沉重。

1925年12月24日，外公林長民在奉系軍閥的一場戰爭中被流彈擊中而遇難，對於當時年僅21歲的媽媽來說，這又是一次突如其來的災難和打擊。我過去對於外公遇難的詳情不太了解。近年來才從一些有關書籍中得知：外公當時受聘於奉軍將領郭松齡，是郭的“幕僚長”，而郭松齡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不願繼續為奉軍賣命打內戰，並且“倒戈”要求奉系軍閥張作霖下台，舉兵失敗後被張作霖槍斃。

外公遇難的噩耗傳到美國已是1926年初。他的遇難使他的整個家庭失去了經濟支柱，眷屬（包括我的外婆）不得不全部返回福州老家。媽媽當時想立即回國奔喪和見家人，但被勸阻。我祖父當時曾大力協助林家辦理後事，並寫長信給爹爹和媽媽，給他們以開解、引導、支持、溫暖和生活上的體貼關心。公公在他的信中寫道：“徽因怎麼樣，我前月有很長的信去開解他（她），我盼望他（她）能領會我的意思：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訣。”但對於媽媽來說，這一變故所帶來的打擊和傷痛實在太大，使她幾乎難以承受。她從倫敦回國以後，同外公之間的父女之情已比過去更深沉真摯了。

這時正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國內軍閥混戰愈演愈烈、社會動盪、經濟凋敝、生靈塗炭的年代。作為遠離祖國而又有愛國心的海外學子，媽媽和爹爹此時對國愁家難之苦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心情惡劣自不待言。

儘管如此，他們卻並未因此而悲觀消沉，反而加倍奮發努力學習，在賓大建築系成為成績佼佼者。現在想起來，以當時他們的心情，特別是感情比較脆弱的媽媽，能做到這一點確實很不容易。

媽媽雖是賓大美術學院的學生，但選修建築系的課程。她的成績很好，特別是在建築設計方面。因此，到1926年春天便被賓大建築系聘為協助教授建築設計的非全日制助教。她的建築設計富有創意，常有獨出心裁的靈感和“神來之筆”，具有自己的個人特色。

林徽因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成績單

當時，在賓州大學建築系，曾在巴黎美術學院學習過的法裔教師Paul P. Cret（1876—1945）影響很大。在他的影響下，爹爹和媽媽在1924—1927年的三年學習生涯中，不僅學習了與建築設計和建築工程有關的各種課程，而且深入學習了西方建築史，還接受了嚴格的繪圖訓練。這使他們在回國後能在建築教學和中國建築史研究兩個方面都做出開拓性貢獻。

爹爹在建築繪畫方面以精美細緻見長，而媽媽畫的圖則不如爹爹的乾淨漂亮。他們兩人有時能夠合作，相互取長補短，有時則不能。我記得媽媽曾經說過：有一次，他們的作業是設計一張聖誕卡，媽媽有一個比較新穎的“靈感”，爹爹也頗為讚賞，但認為此卡必須由他來畫出，才能盡善盡美。媽媽不同意，她說，同學們都認得他倆的畫圖風格，爹爹如代她畫，別人一看就知道“槍手”是誰。但爹爹仍堅持由他來畫，為此兩人吵了一架。

在賓大學習期間，像許多中國留學生一樣，他們常常到附近餐館去洗碗，以打工來補貼一些日常開支。賓大建築系當時不收女生的一個理由是，建築系學生常需要夜間趕圖，男女生晚上不宜在一起。但實際上媽媽也常常在夜間和同學們一起趕圖。她說，畫完圖回家時餐館往往已經關門，回到宿舍餓得受不了就喝自來水“充飢”，這對她的健康顯然很不利。

媽媽在美國時常常想家，她說，有時想得“心焦得不得了”，好在當時不僅爹爹也在賓大，他們還有許多共同的好友，包括同在建築系的陳植、楊廷寶、趙深等。而且，學建築本是他們自己的志願，因此學習生活並不單調寂寞。我的三叔（思永）、四叔（思忠）當時也在美國留學，三姑（思莊）和大姑（思順）在加拿大東海岸，兄弟姐妹離得不遠，也不時聚會。

媽媽曾在倫敦上中學，性格活潑大方又擅長英語，這使她能比較自如地在東西方兩種文化之間“往來穿行”，因而在外國同學中也有不少朋友。她覺得英國女孩子比較拘謹和內斂，而同美國女孩子交往更無拘束一些。

1927年夏天，媽媽從賓大美術學院畢業，在三年中學完了四年的課程，獲得學士學位。爹爹在到賓大後便進入建築系二年級，他在同年2月份和6月份先後獲得建築學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

他們兩人在1927年夏天畢業後，都被Paul P. Cret聘請到他的建築事務所當他的助手。

這時，他們不想立即結婚，而決定分別再進修一段時期。

暑假以後，媽媽到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進修了將近半年，學習舞台設計。舞台設計是文學、美術和建築緊密結合的藝術，媽媽對這三個方面都有濃厚興趣，也具有天賦才華。因此，她選擇這一主題顯然是為了拓展自己的潛能和進入更廣闊的藝術領域所進行的一次嘗試。這半年的學習對她的影響頗為深遠。但在回國後，她除了幫助曹禺等搞過一兩次舞台布景外，並未在這方面有大的發展。

同一時期，爹爹到哈佛大學進修了半年，研究東方建築和美術史。這時，他已立志回國後要研究中國建築，同時考慮到，回國後也可能要到大學教書，講授建築學，覺得需要閱讀更多的有關圖書資料。他在哈佛大學還看到這裡館藏的許多中國流失的珍貴文物，如唐昭陵石馬等（當他告訴公公他在美國見到昭陵石馬時，公公大吃一驚）。

爹爹這時有了撰寫一部《中國宮室史》的念頭，並且同公公商量了此事。公公當時表示，這“當然是一件大事業，而且極有成功的可能，但非到各處實地遊歷不可……”。公公自己這時正計劃寫一部“中國歷史”但認為這“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希望在美國留學的子女（學考古學的三叔思永、學圖書館學的三姑思莊）能成為他的助手。爹爹後來以畢生精力從事中國建築史的研究，顯然與他的父親在這方面對他的影響分不開。

在分別結束了將近半年的進修以後，爹爹和媽媽於1928年3月21日在加拿大我大姑（思順）家中結婚（大姑夫周希哲時任駐加拿大總領事）。此時距他們最初相識的時間已有十年。在這十年中，他們共同經受了不少人生風雨。但從後來他們的經歷來看，這條人生風雨之路才剛剛開始。

他們結婚後不久就按照我祖父的建議，途經歐洲返國，以便能在歐洲各國實地考察各種建築古蹟，為今後的研究和教學搜集更豐富的資料。

公公對他們此行寄予很高的期望，要他們到歐洲後“每日有詳細日記”，後來並囑咐：日記不能間斷，“日記固然以當日做成為最好，但每日參觀時跑路極多，晚間疲倦，難全記，宜記大略而特將注意之點記起（用一種特別記憶術），備他日重現時得以觸發。所記範圍切不可寬泛，專記你們最有興味的那幾件——美術、建築、戲劇、音樂便夠了，最好能多作‘漫畫’。”在游歐路線方面，他曾建議他們除英、法、德等國外，要前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歐極有特色，市政亦極嚴整有新意”，到意大利要“把文藝復興時代的美徹底研究了解”，還提醒他們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游南歐”，包括西班牙和土耳其，在土耳其要“看看回教的建築和美術，附帶着替我看看土耳其革命後的政治。”

後來爹爹媽媽在經歐洲回國時確曾訪問英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大概未去北歐和土耳其。媽媽對西班牙印象頗深，抗戰時期還寫過一篇散文《貢那達之夜》，記述當時所見，可惜此文未發表，現在已找不到了。她重訪倫敦時發現，儘管時間已過去八年，她當年的許多女友一直未婚也無男友，因為第一次大戰中男子死傷太多了。她對此十分感慨。公公在1928年5月14日寄到巴黎給他們的一封信中說：“你們沿途的明信片尚未收到，巴黎寄來的信已到了。那信頗有文學的趣味，令我看着很高興。”

任教東北大學

在我的父母回國前，我的祖父已經於1928年6月（大約是中旬）接受了東北大學向爹爹發出的聘請書。關於爹爹到東北大學任教一事，公公曾在1928年5月8日寫給爹爹的一封信中建議他予以考慮。據說當時東北大學已有建築專業，是預科（學生50人），秋後要成立本科。公公在信中說：“我雖未得汝同意，已代汝應允矣。惟該系既屬創辦，汝之聘或即是該系主任，故開學前應有許多準備。”

梁啓超1928年5月8日家書

但不久之後，東北政局大變，發生了震動整個東北的“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在有“東北王”之稱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坐火車從北京回東北途中，控制南滿鐵路的日本關東軍在皇姑屯用炸藥炸毀了他所乘列車。張作霖受重傷，當天回到奉天（瀋陽）大帥府後死亡。奉天當局知道這是日本人的陰謀，其目的在於搞亂東北，乘亂出兵。為迷惑日方，奉天方面未立即公布張作霖的死訊，直到張學良6月19日回到瀋陽主持全局後，才從6月下旬開始辦喪事。因此，外人都不了解這一時期東北的情況。

1928年6月10日，公公在給爹爹的信中談到他回國後的工作和這一事件時說，“自瀋陽炸彈案（指皇姑屯事件）發生後，奉天情形全在渾沌中。此間也不能得確切消息，恐怕奉天不能安然無事的，下學期東北能否開學誰也不敢說。……當此亂世無論何種計劃都受政治波動，不由自主。你回來後職業有無着落現在也不敢說了。”可是他在6月19日的一封家信中說：“奉天形勢雖極危險，但東北大學決不致受影響，思成聘書已代收下。”

爹爹和媽媽得知已受聘於東北大學，便縮短了在歐洲各國的訪問，坐火車途經西伯利亞於1928年8月下旬回到中國。公公在他們結婚後不久曾寫信給他們說，“我以素來偏愛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兒，其可愛與我原有的女兒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他們學習四年後終於回國，更使公公感到由衷的高興。

但此時公公因腎病反覆發作，健康狀況正在惡化。他在1926年曾做過一次腎切除手術，但手術後仍不斷便血（我在解放後才知道這次手術是一次重大的醫療事故，醫生誤將健康的腎切除而留下了有病灶的腎）。1929年1月19日，年僅57歲的公公去世了。這時爹爹（不到28歲）和媽媽（不到25歲）回國還不到半年，他們的工作剛剛開始，此時他們的悲傷可想而知。

爹爹和媽媽在公公去世前（1928年9月）就已經到東北大學，開始創辦建築系的工作。最初，這個系只有爹爹和媽媽兩人為學生授課。

東北那時已經由“少帥”張學良主政。他為了穩定局勢，不僅着手整頓軍隊、司法、內政和經濟，而且大力興辦教育，於1928年9月14日自任東北大學校長。這個大學是張作霖於1923年辦起來的，在這方面，他同日本人有過鬥爭。日本人當初認為，東北不需要辦大學，東北人要上大學，可以進日本人在東北設立的大專學校，東北沒有的科、系可以去日本讀。

張學良主政後不僅投資為東北大學擴建校舍，而且到全國延攬人才，為各科系聘請教師。爹爹和媽媽就是在這一時期到東北大學教書的。陳植、童寯和蔡方蔭伯伯後來也都到東北大學建築系任教。他們都是爹爹和媽媽在賓大的老同學，陳植伯伯還是爹爹在清華學堂的同學。在這些伯伯中，我最熟悉的也是陳植伯伯。他一直住在上海，活到一百歲高齡。他去世前一兩年，我還同他通過電話，聽到他爽朗的笑聲，他還告訴我，他清楚地記得我“在東北時”的樣子。

媽媽在東北大學開學前曾在1928年8月回福州一次，把自從外公遇難後一直住在福州的外婆接到東北，從那時起，外婆就一直同我們住在一起。媽媽還從福州把她的二弟林桓和堂弟林宣也帶到了東北。宣舅比媽媽小8歲，是東北大學建築系第一班的學生，後來也成為建築學家，解放後曾長期任教於西安冶金建築學院。二舅那時還在上中學（後來他回福州去了，以後又去美國定居）。三舅（林恆）、四舅（林暄）和五舅（林垣）當時都在福州，年紀尚小。

我是1929年8月在北京（北平）出生的，當時正是我的父母在東北大學教書時期，所以我出生後不久就隨他們到了瀋陽（奉天）。不過，我對於這個家已經毫無印象，因為離開時還不到兩歲。

林徽因與梁再冰，1929年

關於這個家我所知道的只是，1931年暑假時，我們全家四口人（爹爹、媽媽、外婆和我）都已經回到北京（北平）。當時東北形勢已相當緊張，日本人蠢蠢欲動。爹爹已經決定應朱啟鈐老先生之聘，到他創辦的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學術機關——中國營造學社——工作，但瀋陽家中物品卻還原封未動，未及搬回北京（北平）。後來很快發生“九一八事變”，爹爹和媽媽沒有再回東北，這個家裡所有的東西也不知去向，當時瀋陽家中除衣物以外，還有許多書籍、字畫、佛像等。我估計，其中可能還有不少爹爹和媽媽在美國學習時和在歐洲訪問時所作筆記、圖畫、照片等。

林徽因與梁再冰在東北大學

這是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我們丟掉的第一個家。

北總布胡同三號

在北平，爹爹和媽媽又建立了我們的第二個家——位於北京東城的北總布胡同三號。這是爹爹和媽媽從東北回到北平後租來的一個四合院，也是我記憶中的第一個家。

從“九一八事變”（1931年）之後到“七七事變”（1937年）之前，我們全家在北總布胡同三號住了六年。這是我們家生活相對穩定寬裕的一段時間，是夾在兩場“大風雨”中的一個短暫的階段。在這幾年中，媽媽從初為人母變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同時，她和爹爹一起進行的中國古建築的考察研究工作進展順利，她在文學創作方面的才華也初步展現，在詩歌、散文、小說等方面都有不少收穫。

北總布胡同三號靠近東城牆根，是一個兩進四合院，大大小小一共有四十來間屋子。這所房子有兩個雖然不大卻很可愛的院子，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媽媽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裡有兩棵高大的馬櫻花樹和開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幾棵丁香樹。夏未秋初，院中蟬鳴不止，許多紅色的馬櫻花落在石板地上。院子中有一個小小的花壇，種着雞冠花和喇叭花。我就是在這個院子中認得這幾種花的。我還記得媽媽教我寫字認字，曾教我寫“搖曳的樹影”這幾個字。

媽媽那時很年輕，很美，臉頰有一個酒窩，很愛笑，笑起來時眼睛眯成一條縫。她俯身靠近我時，我覺得她的皮膚很柔和，有淡淡的檀香味。我小時非常依戀她，希望她老在我身邊，哪裡也不要去。

當時媽媽和爹爹住在這房子裡院（北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階，客廳在正中央，東頭是他們的臥室，臥室同客廳（玄關部分）之間有隔扇。西頭是他們的畫圖室，周圍有許多書架。我在這裡最早看到他們使用丁字尺和三角板，甚至在他們旁邊“玩”過畫這房子的“平面圖”。

媽媽喜歡在客廳西北角的窗前書桌上靜靜地寫作。那時她總是用毛筆和毛邊紙。她的字體有點像外公的字體——王羲之體的秀麗小楷。她的文學作品大都是在這裡寫成。

林徽因於北總布胡同三號家中

客廳的窗戶朝南，窗台不高（像所有北方四合院一樣），有中式窗櫺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陽可以照射到屋裡很深的地方，使媽媽喜愛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動物、沙發和牆上的字畫都沐浴在陽光中。夏天，寬大的廊子使房間不太熱。

我在這個房子裡度過了從兩歲到八歲的童年時期，這也是我開始記事的時候。許多溫馨美好的瑣事，直到七十年後的今天也還記憶猶新。

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生病時媽媽對我無微不至的體貼和細心照料。那時候，生活條件較好，我和弟弟的臥室在北院的一排西廂房（朝東）中，有保姆照顧日常生活。但每到我生病時，媽媽就把我抱到她的臥室中，自己照料我。我常犯胃病，稍吃油膩就會反胃，有一次嘔吐得很厲害，連喝水也吐，最後渴得不行，但越渴，越喝，越吐。媽媽就把我抱到她房裡，一點一滴地餵我喝水。晚上她把一小茶壺水放在我床邊，告訴我渴時只能“抿一口”。我夜裡醒來發現她根本沒睡，一直在聽着我的動靜。

那時我生病時總覺得媽媽既是母親，又是醫生和護士。她很少帶我去醫院，總是在諮詢醫生後自己護理我。她兼有醫生的觀察和判斷能力、護士的細心和母親的體貼。所以每到生病時，只要媽媽在身邊就很安心，知道她會想盡一切辦法減少我的痛苦，她不在身邊就覺得很緊張、很委屈。

那時外婆住在外院的一排南房中，這一排房朝北，但經爹爹媽媽的裝修，這排房南面也有窗，因此屋裡採光很好，也暖和。外院的東廂房是我的“書房”或遊戲室，同外婆靠得比較近。外婆喜歡養蠶，春天我常到她房中看她的蠶從黑色的幼蟲到白色的成蟲，再到吐絲作繭。我想，生在杭州的媽媽小時候大概也有這樣的體驗。

在這所房子裡，媽媽還給我抱來一隻小貓，它是我的第一隻貓（從此以後我就同貓有了不解之緣）。我還模糊地記得那天在兩個院子之間有垂花門的廊子東頭，在一間小屋裡，媽媽把這隻小貓抱給我，讓我給它起名字。我不知從何而來的靈感，隨口說：“叫它‘明兒好’吧！”從此這貓就叫“明兒好”了。但後來它身上生了跳蚤，媽媽用樟腦丸塗在貓身上，想消滅這些跳蚤，結果貓舔食後死了。媽媽十分後悔，多年以後還在自責。

爹爹和媽媽還曾送給我一隻小白狗，想幫助我克服那時十分怕狗的心理。這隻狗非常小，像個玩具，為了強調它是我的狗，他們給它起名“冰狗”。

北總布胡同三號不僅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們長住、短住或度周末的家。三舅林恆上中學時一直住在我家，那時他住在里院東廂房（飯廳）北頭的一間屋子裡，每天騎車去匯文中學。媽媽很愛這個舅，我也很愛他，總到他房間去玩。燕玉姨到北京（北平）來時也住在我們家。

三姑（思莊）結婚時媽媽很是張羅了一番。後來三姑到廣東去了，三姑父因病不幸去世後，她帶着兩歲的荔明回到北京時也住在北總布胡同三號，我就是這時第一次見到我這個非常好玩的小表妹的。

媽媽自小就是家裡的“大姐”，又是梁家兄弟姐妹們的“二嫂”（爹爹行二，但伯父早夭），由於對弟妹們真摯、關愛、親切，所以他們都願常來我家，而且常常把自己的同學和朋友們也帶來。

五姑（思懿）那時是燕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同媽媽很談得來。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五姑是學生運動骨幹，後來上了黑名單。她當晚就跑到我家，向爹爹媽媽宣布“鄙人現已被捕”。媽媽立刻在自己的衛生間裡為五姑“化妝”，先用火箝子為她燙髮，然後又讓她穿上綢旗袍，戴上耳環，把一個從不塗脂抹粉、只穿藍布大褂的五姑打扮成了一個“少奶奶”。爹爹隨即自己開車把五姑送往車站，讓她乘火車去上海。後來五姑終於脫險。

媽媽常常能為別人設想。能為別人“設身處地”是她的一個性格特點，這同她的“作家思維方式”可能有點關係，所以她雖然談吐直率、有鋒芒、心情焦躁時控制不住自己的壞脾氣，但她的兄弟姐妹們仍覺得她可親可愛。

那時媽媽和爹爹的朋友很多，大多是清華、北大、南開和燕京大學的教授們，其中尤以清華教授為多。他們都常到北總布胡同三號來作客，往往是周末下午來喝“下午茶”和聊天，晚上一起出去吃飯。

這些來訪的朋友們很多都是他們的終身好友，在抗戰時期風雨同舟，解放後一起迎接新生活。

他們這些朋友之間的友情十分深厚，歷久彌堅。因為儘管他們的學術專業領域各不相同，但有大體相同的文化背景：大多是少年時期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浸染，後來留學歐、美，回國後在大學裡教書，或從事其他學術研究，年齡同我父母相仿或稍長（三四十歲），當時都滿腔熱誠地想把自己的全部知識奉獻給中國這個雖有古老文化傳統卻十分貧窮落後的國家，都正在腳踏實地地做着開拓性的文化建設工作。日本在占領東北後得寸進尺，正在步步逼近華北。國家已臨近危急存亡關頭。在這種形勢下，他們都為中國的前途感到擔憂。媽媽後來告訴我，在他們的聚會中，“時局”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主題。

在抗戰前常來我家、抗戰後同我家關係仍然密切的伯伯和阿姨們中，我比較熟悉的有張奚若、錢端升、金岳霖、周培源、陳岱孫、葉企孫、吳有訓、鄧以蟄、陶孟和、李濟和沈從文等伯伯們以及他們的夫人，包括張姨（張奚若夫人）楊景任、錢姨（錢端升夫人）陳公蕙、周姨（周培源夫人）王蒂澂、陶姨（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和陳姨陳意（陳植的姐姐，當時是燕京大學家政系主任）等。我同他們的一些子女們也是童年時代的朋友，至今大家已七老八十，仍時有來往。

我的三叔梁思永（考古學家）在北平工作時也常來。

我還很清楚地記得，在我大約四五歲時，爹爹媽媽常帶我到清華參加返校節。印象最深的是，一代一代的清華人帶着家眷聚餐。聚餐的高潮是各班級校友按班級先後向校長敬酒。這時，首先總是聽到有人喊：“1919敬校長酒！”接着是1920、1921、1922、1923……敬校長酒，開始時離座敬酒的人很少，後來就越來越多。……這時，爹爹媽媽好像又回到了他們的學生時代。

1932年8月，弟弟從誡出生後，媽媽的心情很好，健康狀況也好轉了。此後她常常同爹爹一起到華北各地農村去進行古建築考察測繪。當時的農村交通和住宿條件都很差，所以，這些考察活動對於過去生活上未受過多少練的她來說，是一種新的體驗和鍛煉。這些考察活動不僅使他們的建築史研究工作取得豐碩成果，而且使媽媽開始對中國農村有了感性認識，思想上的觸動是深刻的。從她這一時期寫作的《窗子以外》等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她當時的心路歷程。

林徽因於陝西考察測繪古建築

這些農村地區的考察活動實際上也是抗戰時期他們從北平到西南後方長途跋涉的一次“預演"。如果他們在戰前沒有這些在農村地區生活和工作的經驗，我想，抗戰開始後，他們將更難適應生活的巨大轉折和隨之而來的艱難困苦。

但是，對於當時十分需要媽媽的我來說，每次她同爹爹一起離開家到外地去考察，也就是我比較寂寞的時候。我上小學以後，每次他們暑假出外考察時，我都要鬧點情緒。

盧溝橋事變

1937年的夏天，媽媽同爹爹一起到山西五台山區考察，在“台外”的豆村發現了佛光寺大殿這一當時國內僅存的唐構建築。

林徽因測量五台山佛光寺唐乾符四年經幢，1937年7月

在離開北平去五台山以前，為了防止我在他們走後鬧情緒，媽媽讓大姑（思順）把我帶到北戴河同表姐、表哥們一起度假，後來，三姑（思莊）帶着我的小表妹吳荔明也到北戴河來了。

這一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日本軍隊打到了北平城郊。當時，爹爹媽媽正在五台山佛光寺考察測繪。由於看不到報紙，他們並不知道這場戰事的情況。媽媽在後來寫給我的信中敘述了他們當時的情形。從這封信看，他們當時對於這場戰事的規模有多大、將會引發一場多大的戰爭還不清楚，但對日軍入侵這一點，思想上已經有一定準備。

當時我還不到八歲，媽媽在信中儘量用小孩能看懂的語言講述他們的行程。信中還畫了一張詳細的地圖，說明她和爹爹進、出五台山的路線。媽媽在信中寫道：她和爹爹從6月26日離開太原到五台山去以後，就沒有收到過家信和報紙，所以，日本同中國打仗的事情也就一點不知道。後來，“路上坐火車和騎騾子，走的頂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十二日才走到代縣，有報、可以打電話的地方，才算知道一點外面的新聞”，當時他們聽說“到北平的火車——平漢路和津浦路——已然不通車，真不知道多着急。好在平綏鐵路沒有斷”，她就同爹爹繞道大同由平綏路回到北平（這封信是他們回到北平後寫的）。

媽媽在信中還說，“我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來占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什麼都頂有決心才好。你做一個小孩，現在頂要緊的是身體要好，讀書要好，別的不用管，現在既然在海邊，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你媽媽同爹爹都頂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林徽因致梁再冰信，1937年7月

這封1937年7月用鋼筆寫在毛邊紙上的信，奇蹟般地保存到了今天。1997年7月，我和老伴沿着60年前爹爹和媽媽當年走過的路線訪問了五台山和佛光寺，心情十分激動。同時，我也更深地體會到當年他們千里迢迢、翻山越嶺進行野外考察、測繪工作之艱苦，精神之可貴。

他們從山西回到北平時，這座城市還在中國守軍手中。宋哲元的部隊在北總布胡同我家門口挖了戰壕，看樣子要同日本人打一仗。爹爹、媽媽和他們的朋友們這時也決心“與城共存亡"。於是，周培源、錢端升、葉公超等教授全家大小都集中到了我家，家裡一時集中了十多個大人小孩，買了罐頭等物品，準備城裡發生戰事時用。但是，過了幾天，外面聽不到什麼動靜了。原來，中國軍隊已經撤出城區，日本軍隊隨即開進了城。

北平淪陷後，爹爹和媽媽立即決定離開北平，目的地是當時看起來非常遙遠的大後方——昆明。

這時，三姑按媽媽的要求把我從北戴河帶回天津，在那裡等候爹爹和媽媽，我們是坐火車回天津的。當時三姑還帶了她的女兒吳荔明（三歲）和我的八叔梁思禮（13歲）。這趟車沿途上了許多日本兵，車廂里坐滿了帶槍的日本鬼子。車走得極慢，每站都停車讓日本兵上、下。在一天一夜中，我們沒吃沒喝，又渴又餓，坐在車廂後排的一個角落裡。三姑鐵青着臉不說一句話。那時，我只盼望有一支威武的中國軍隊來把這些可惡的強盜都趕走。

我們到天津後，住在“老家”，即我祖父在天津意租界的寓所（飲冰室），公公去世後，我的“天津婆”（王桂荃）和我的五叔（思達）、八叔（思禮）、五姑（思懿）和六姑（思寧）仍住在這裡。

大約在1937年8月底或9月初，媽媽、爹爹、外婆、弟弟（從誡）從北平到達天津。他們到天津後不久，我們就開始往西南後方走。

萬里關山

這是媽媽和爹爹從東北回到北平後又一次失去自己的家。從北平到昆明是一次前後長達三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分為兩個階段：先從天津到長沙；在長沙停留約兩個月後，再從長沙到昆明。

我們是坐一艘海輪從天津到青島的，到青島後坐火車經濟南、徐州、鄭州到漢口，過擺渡到武昌（那時沒有長江大橋），再坐火車去長沙。記得在徐州倒車時不是在車站，而是在鐵軌旁邊，周圍有許多準備開往前線的中國士兵，我們看到他們非常興奮。

這時，我已經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八歲），爹爹和媽媽一路上教我看地圖，認出我們走的路線，媽媽還教我記日記。

我們到長沙後住了大約兩個月。在這裡我第一次感到我們全家生活已經完全變了樣：沒有四合院和花草樹木了，也沒有自己單門獨院的住所了。

爹爹和媽媽找到了火車站附近的一所兩層樓房，在樓上租了兩間屋子，他們倆和我們姐弟兩人同住一間，另一間外婆住。樓下是房東，有一個又窄又潮濕的天井。沒有廚師了，媽媽必須自己做飯、洗衣、打掃衛生、照顧孩子……，對於不習慣、也不熟悉家務勞動的媽媽來說，這當然是苦事，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當時媽媽對此毫無怨言，不僅沒有愁眉苦臉，對這種新的、比較艱苦的生活倒還很歡迎。她和爹爹立即開始學習幹家務，並且頗以此為樂事和趣事，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之深。

在長沙時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首次經曆日本飛機的轟炸。由於事先沒有警報，日本轟炸機到了頭頂上，爹爹還跑到陽台上去看，以為是中國飛機，直到炸彈落地爆炸起火才急忙跑回房間把我抱起來。媽媽也立即抱起小弟，攙扶着外婆往樓下跑。當時整個樓房震動，到處都是碎玻璃。在我們跑到樓梯拐角處時，又一批炸彈落下，就落在樓外離我們不遠的地方（事後發現這裡有彈坑，還滾着兩個路人的頭顱）。幸好這樓梯拐角起了保護作用，我們未受傷害，只是抱着孩子的媽媽在霎那間被震到了院子當中。我們跑到大街上以後，聽到飛機再次俯衝，那時毫無戰爭經驗，竟然不知道臥倒，全家人都站在那裡。但這批炸彈竟然沒有爆炸。

後來，媽媽和爹爹把外婆和我們姐弟送到了張奚若伯伯家（他們全家這時已同其他許多教授們一起到了長沙，也租住了兩間房，便將其中一間借給我家），自己便匆匆趕回原住處去收拾我們的衣物。許多東西都是從土裡挖出來的，直到多年以後，我家的箱子中還發現過碎得像棉花似的玻璃渣。

在這次轟炸以後不久，大約在1937年11月下旬，我們就離開了長沙，前往目的地昆明，當時沒有朋友同行。張奚若和金岳霖伯伯曾為我們送行。

從長沙經貴陽到昆明的旅程是我們這次長途跋涉中最艱苦的一段，因為當時是坐破舊的長途公共汽車走山路。湘黔一帶都是高山峻岭，汽車盤旋而上，顛簸很厲害，外婆、媽媽、我和弟弟都暈車，特別是外婆，上車就吐，如患重病。晚上車停在小縣城路邊，下車後旅客紛紛去搶旅館。這時，爹爹和媽媽就飛奔着去找住宿的地方，讓我和弟弟扶着外婆坐在行李卷上看守我們的行李。到了旅館裡床鋪不夠，就把我們自帶的“行軍床”支起來（那時的行軍床是用木頭和帆布做的，比較笨重），第二天早上再收起來。

在這次旅途中印象最深的是爹爹和媽媽在這種緊張困難的旅行中應付自如，十分“專業”。譬如打行李，兩人合作，動作敏捷熟練，很快地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頭打成一個結實的鋪蓋卷、用油布包着的；到小飯館吃飯時準備好一小鐵盒酒精棉，將碗筷消毒後再吃。這顯然是過去他們到農村考察古建築時“練”出來的本事。

我們在這次旅途中曾路過湘西的常德、沅陵一帶。媽媽對這裡美麗的風景留連忘返，雖然在艱苦的路途中，也要儘可能多看幾眼，並曾特意到沈從文伯伯的兄長在沅陵的“山居”中去拜訪。我們全家都在這裡領略了蔥鬱的、萬山重疊猶如一片海洋的綠色，真是心曠神怡。

在從長沙到昆明的途中，很不幸的是，媽媽在湖南和貴州交界處的晃縣（現為新晃侗族自治縣）得了肺炎。那時還沒有抗生素類藥物，肺炎是很難治的病症。幸好同車人中有一位曾在日本行醫的女醫生兼通中西醫藥，她為媽媽聽診後開了中藥方，媽媽服用後緩慢退燒，兩周后燒才退盡。這兩個禮拜我們就住在這個木板搭的小旅館中。我們住在樓上，樓下常有過路司機和其他旅客喧鬧，同年輕的女老闆吵架。媽媽在病中仍用她的耳朵細心地聽着這裡發生的一切，用一種作家的心態感受着這小小縣城中沸騰的生活。

媽媽退燒後的次日我們就上路了。我們半夜就上車等候啟程，媽媽抱着弟弟坐在車的前排，一坐就是一天。沒想到這車竟在傍晚時在荒山野嶺中拋錨了。最後發現汽油已用盡。但附近既無村，又無店，路過的農民都說至少“要再走五里”才能見到村落。到哪裡去找住處呢？當夜色漸漸襲來時，乘客們都絕望了。這時已是1937年12月份，山中極冷，媽媽拉着我和小弟的手來回地走，想暖一暖凍僵的身子。後來一些乘客無意識地推着車往前走，走着走着路邊竟突然出現了一個村莊，主人對這一車乘客還頗熱情，打來熱水給大家洗腳。於是我們又過了一劫。

到貴陽後我們在“中國旅行社”住下，休息了十二天。爹爹想讓媽媽病後初愈的身體恢復一下。但這次旅途中的大病對於曾患結核的媽媽終究是十分不利的，並種下了到四川後結核病復發的隱患。

在晃縣我們還結交了幾個後來全家都終身難忘的空軍朋友。

在我們抵達晃縣的當晚，爹爹和已開始發燒的媽媽急於找到一間旅館，但發現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他們正在着急時，忽然聽到有一間旅館的樓上傳出優美的小提琴聲。他們被這動人的琴聲所吸引，忍不住上樓去看。原來是一批廣東小伙子住在這裡，拉琴者是其中之一。聽到廣東話，爹爹就用家鄉話同他們攀談起來，才知道他們都是空軍航校的學生，也是去昆明的。當他們得知我們全家老小無處安身時，立即表示可以擠出一間房間給我們。於是我們一家五口當晚就住進了這家旅館。第二天一清早，他們就全走了。臨別時，爹爹把我們到昆明後的住址告訴了他們。

我們到昆明後，每到周末或節假日，這些空軍航校學生就結伴來我家做客。常來的有七八個人。媽媽總像對待自己的親弟弟一樣對待他們（他們都是航校第七期的學生，我三舅林恆是第十期的學生）。

後來，他們從航校畢業時，因為在昆明沒有親人，就請爹爹和媽媽在他們的畢業典禮上充當他們的“家長”。

他們畢業後，先後被分配到各處擔任空襲警戒任務，大多分到了四川。大約在 1939年，那位拉小提琴的黃棟權在重慶上空被日機擊落犧牲。媽媽為失去這個“弟弟”而非常傷心。但這個廣東小伙子的犧牲只是開始，在此後的不到兩年中，我們在晃縣認識的七八個飛行員幾乎全部陣亡了。

最後，只剩下一人，林耀。林耀曾在一次迎擊日機對重慶的空襲時，被擊中左臂，重傷後跳傘降落山區，被老百姓發現抬到醫院時，已經過了九天。因他左臂神經萎縮，傷愈後不能再飛戰鬥機，就暫時當了飛行教練。在此期間他曾到李莊來訪問過我們。像其他小伙子一樣，他把媽媽看成“大姐”，媽媽也把他當成弟弟（此時我三舅已經犧牲）。後來林耀駐成都，同我家常有來往。他家原在香港，養傷時他家裡給他帶來的唱機和唱片，後來他全送給了病中的媽媽。經過刻苦鍛煉，他使自己手臂的功能恢復到可以飛戰鬥機後，就又投入了戰鬥。這個毅力堅強的空軍飛行員，最後在日軍大舉進攻湘桂的戰役中，在衡陽上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媽媽和我們全家人後來從未忘記他和他的戰友們。

在昆明的三年

當我們終於到達昆明時，已是1938年年初。記得爹爹當時曾計算過，此行我們一共走了四十天。

在昆明的三年是媽媽抗戰時期生活中比較愉快的三年。昆明地處高原，空氣比較稀薄，因而對有肺病的媽媽不太有利。但媽媽非常喜歡這個美麗的城市，她愛這裡的藍天、白雲、燦爛的陽光、繁茂的林木、如茵的草地、多彩的鮮花，這一切常常使她興奮得不能自己。每當看到秀麗的翠湖、浩瀚的滇池和蒼翠如畫的西山，她更是如醉如痴，暫時忘卻了自己生活中的種種煩惱。

林徽因與友人在昆明

但是，就是在昆明，她開始感受到了抗戰生活的艱難和沉重。在我們剛到昆明後不久，爹爹就因背脊椎骨關節硬化症復發病倒了，在半年多的時間裡背痛不止。因為背脊骨漸漸彎曲，他沒法平躺，只能半躺在一張帆布椅上。媽媽此時的身體還能勉強支撐，盡全力維持着這五口之家的正常生活。

物價的不斷上漲是一個現實災難，媽媽每次去買米買菜都會感到口袋裡的鈔票更不值錢了，而且通貨膨脹來得相當猛烈和無情，日甚一日，使人難以應對。

到昆明後住房也一直是個難題。初期，我們曾在一位前市長的一個狹長的“花園洋房”（位於巡津街盡頭）中租了三間房子，這三間房子位於大門口和在花園盡頭的主人樓房之間，同這兩者相對隔絕，有個窄長的中院。但到1938年底，主人便收回了這三間房子，我們必須另找住處。

在被趕出這處房子而所覓得的新房還不能入住之前，媽媽和爹爹通過朋友暫時借到了一個位於昆明西山的別墅棲身。這別墅是一些醫生們夏天避暑用的，而當時正值冬天，所以無人使用。它位於半山坡上，面向“五百里滇池”，位置確實極好，可惜“四季如春”的昆明的冬天也很冷，而且沒有辦法取暖，把我們一家凍得夠嗆。但媽媽對這裡的湖光山色愛得不得了，在有太陽時讓我們都到屋前的山坡草地上盡情享受。

我們住的第二個房子位於“巡津街九號"。我的父母同另一對也是清華教授的年輕夫婦在這裡合住此房約一年，兩家各有三間屋子（互成直角），院中有一棵大樹。但不久日本飛機的轟炸越來越頻繁。有一次炸彈落下時我們大家都仰面躺在樹下，感覺十分恐怖，最後又回到房中趴在床下。

這時，中國營造學社的劉敦楨（士能）伯伯和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先生已先後抵達昆明，爹爹的背痛已漸漸消除（但他的健康從此再沒有完全恢復）。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在昆明便又重新開始了（在北平時，在朱啟鈐社長領導下，營造學社有二十多名員工。此時，只剩下爹爹、劉伯伯和劉、莫、陳先生等五名正式工作人員和媽媽這位無薪給的“社員”了）。

1939年的秋天，學社和我們一家搬到了昆明郊區的龍泉鎮（龍頭村）附近的麥地村。營造學社的工作就在這裡重新開始。1939年秋季至1940年2月，爹爹和劉伯伯以及莫、陳二位共四人曾到四川去考察古建築，媽媽和劉致平先生“留守”麥地村。

“留守”麥地村

我們在麥地村住在一個尼姑庵中。庵中供着菩薩的大殿就是營造學社的畫圖室，其側室是劉致平先生的臥室。我們一家住在同這個大殿成直角的一間半房中。媽媽帶着我和弟弟住較大的一間，另外的半間（約6~7平方米）被一分為二：後半部是外婆的臥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活動所在的起居室（劉伯伯、伯母和劉敘傑、敘儀、敘彤三兄妹住在另一個院子的正房中）。

麥地村房子的條件很差，地上無磚也無地板，撒了一些生石灰防潮，窗子很小，所以通過屋頂上的一塊玻璃“亮瓦”採光。儘管如此，媽媽在這裡把我們的生活安排得有聲有色。她藉助當時來到昆明的基泰建築公司的一些熟練木工（她的老同學楊廷寶和趙深等主動向她推薦的），把半間起居室和外婆的臥室裝修了一下，鋪了粗木地板，做了一個比較“正規”的門代替原來的木板加鐵扣的門，將窗台從高處下降到很低，裝上了玻璃，並在靠窗的牆上部做了一個簡單的小書架，在下面的木凳上鋪上了一些飾布，使這間小屋立即“煥然一新”。在這間可愛的小小起居室里，媽媽在煤油燈下為我們講解莊子“解牛篇"和“唐睢不辱使命”等戰國策篇章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我們的房外有一個較寬的廊子，這裡就是我的“書房”，在用一條木板吊起來做成的書架上有不少媽媽買給我們的書。從我開始認字起，她就特別愛給我買書。這時我的主要讀物包括一些翻譯的外國兒童讀物，如加拿大作家寫的《綠廬小孤女》（Anne of the Green Gables）、美國兒童名著《小婦人》、德國故事《愛彌兒捕盜記》、法國故事《苦兒努力記》等等，還有老舍以新加坡為背景寫的《小坡的生日》、張天翼為兒童寫作的《禿禿大王》、趙元任翻譯的《愛麗斯漫遊奇境記》（Alice in the Wonderland）、從誡此時最喜愛的多卷冊的《人猿泰山》等等。

這一時期，《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和《精忠說岳》也是我和弟弟愛看的書，其中的英雄人物是我們和劉家三兄妹在附近田野中玩耍時的模仿對象，有時還把爹爹媽媽的衣服翻出來在身上披掛起來“打仗”。總之，當時我們的生活水平雖因通貨膨脹而日日下降，生活卻很活躍。媽媽愛給我們買書卻並不“督促”我們讀書，而是任其自然，讓我們隨心所欲地讀、想、玩耍。

爹爹從四川回來後，媽媽要他教我讀《左傳》，他教了我好一段時間，因此，我至今還能背誦一兩篇《左傳》。但後來由於他倆都太忙，我去本地小學上學了，《左傳》的學習也就中斷了。

到昆明後，我又有了一隻小狸花貓，晚上它常常伴我睡覺。但它身上又有跳蚤，媽媽不許我抱貓睡覺，我就把它藏在腳下，媽媽晚上常到被窩裡來把它“掏”走。後來到了鄉下，這隻小貓咪因為長寄生蟲而死去了，我和弟弟都非常傷心。媽媽就教我們用松柏葉做了一個小花圈掛在樹上，在一塊布條上寫着：“紀念我們的小愛貓咪咪——愛你的一家人”，並且為貓舉行了一個小小葬禮。這件事多年以後還深深地印在我心裡。

我們在麥地村住了半年多（從1939年秋季到1940年5月份），後來因為麥地村的房子不夠住，我們從麥地村搬到了兩里路外的龍頭村（龍泉鎮）。這是自己出資蓋的一所夯土牆的房子，地是向隔壁的李姓地主借的，條件是我們走後房子就歸他了。媽媽和爹爹為此拿出了全部積蓄，連外婆的一些首飾也搭上了。但我們在這所房子中只住了半年（1940年5月至年底）就離開昆明去四川了。當時在這個鎮上用這種方法建房解決居住問題的還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單位的一些知識分子（傅斯年、李芳桂、李濟、梁思永等）以及一兩位西南聯大的教授。

這所夯土牆房子共有三間，在一個小山腳下，院子不小，但長滿了雜草。建房期間，特別是上梁和立柱時，媽媽常要我和弟弟到工地去看看，了解中國房子的建造過程。房子尚未完全完工，工人們就走了，最後，爹爹還自己釘了一塊白木頭地板。

林徽因（中）和梁從誡（左）在昆明棕皮營村自宅的建築工地上

這房子雖很平常，但畢竟花了不少心血：當中的一間是媽媽爹爹和我們姐弟的臥室，擺滿了床——木床和行軍床，沒有衣櫃；右面的一間是起居室，有桌椅，沒有沙發；左面前半間是一個小飯廳，後半間是外婆的臥室，廚房在外面。這屋子的窗格是中式的菱形格子，同農村環境挺協調。我們搬進去後媽媽常在家裡的陶質土罐中插大把的野花，反正昆明的花多得很，色彩或鮮艷或素淡，隨手都可以摘取許多。全家都很喜歡這所“自己的”新房子，我開始在爹爹的指導下在院子裡種了些玉米、扁豆和西紅柿，都長得很好。

梁再冰和梁從誡在昆明棕皮營村自宅起居室中，1940年

但是，好景不長。

1939年9月希特勒在歐洲發動了“閃電戰”，不久便占領了大半個歐洲，1940年6月法國投降前，日本已同德、意結盟、加入“軸心國”陣營。1940年9月，日本占領了當時的“法屬印度支那半島”（今天的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北部。越南北部有很長的邊界同雲南接壤，越南被日本軍隊占領後，雲南立即面臨日軍直接入侵和破壞的重大威脅。

這時，同中國營造學社工作關係密切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所）、中央博物院（中博）等單位決定：從雲南遷往四川以保護它們的大批善本書和各種中國珍貴文物。營造學社在古建研究工作中常要借用他們的圖書，因而也決定隨他們一起遷往四川。

世界形勢的變化就這樣同個人的命運緊密地聯繫了起來。

1940年11月下旬，我們全家從昆明遷往四川的準備工作已就緒，只等接我們的卡車一到就要出發了。正在這時發生了想不到的事情：爹爹的腳趾感染了破傷風，必須馬上治療，否則連腿也保不住。全家都十分愁悶，爹爹也急得連聲嘆氣。這時，史語所等單位的一些工作人員和眷屬（其中包括我三叔、考古學家梁思永一家）已經出發。我們全家也必須隨大隊人馬一起動身，無法單獨行動。結果爹爹媽媽決定：由媽媽帶領全家（外婆、我和弟弟）同大隊人馬一起先走，爹爹留下治病，治癒後再到四川來。

就這樣，媽媽帶着全家人又一次作長途旅行。這一次我們的目的地是四川南溪縣李莊鎮（現為宜賓市李莊鎮）——長江邊上的一個約兩萬人口的小鎮。

1940年11月29日，在飄着雪花的天氣中，我們坐帶篷的卡車離開住了將近三年的昆明。

劉敦楨伯伯一家與我們一家同行，也在我們這輛卡車上，還有其他單位的許多人員。

根據我（十一歲）當時所記的一點日記，29日我上車離開昆明後因為暈車，就“倒在媽媽手上睡覺，有很多人都吐了。……後來困極就睡着了，醒來已到曲靖，在'松花江旅館’住下。”11月30日，我們從曲靖出發，當晚到達宣威，“住在'中國旅行社’。小弟（從誡）發燒至39度多”，“半夜在床上聽見小弟說胡話”。12月2日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宣威到威寧，“住在‘官商客寓’是個小店，很髒，老闆抽鴉片煙”。

12月3日我們從威寧到達畢節，我至今仍記得沿途風景如畫，但人煙稀少，在臨近畢節城時竟看到背着狽的狼在離公路不遠處奔跑。當時聽同車的人說，晚上有狼在離我們的卡車（停在城門附近）不遠處嗥叫，使留在車裡看守行李的人很害怕。

在畢節，從誡繼續發燒，媽媽帶我到街上的中藥店為他買了藥，回來按當地土法在煮藥時放進一個雞蛋，然後用藥浸過的雞蛋為他揉搓額頭，使他逐漸退了燒。

買藥以後，在回旅館途中，媽媽看到了一個已改成學校的孔廟，外面有紅牆，裡面有很大的場地、大殿和石橋等。她對這座建築物大感興趣，一定要我同她一起進去看，還指點我看它屋頂的結構，結果引來許多小學生圍觀。我很不高興，執意要走，不肯進去。回到旅館後媽媽訓斥了我，對我說：“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如果要參觀，一定要看看這地方的縣政府、重要機關、學校、孔廟以及街道布置法、城牆的建築法才對，不是單看鋪子賣什麼東西就算完事的（我當時在日記上記下了這段話）。”那時我覺得她是在“對牛彈琴”。後來想到，那天如果爹爹也在，她一定會很高興，他倆一定會說個沒完。很久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大概就是他們到各地考察古建築和傳統市鎮規劃時的一種調查方法吧。

我們在畢節停留了三天，12月6日離開畢節後，在赫章吃中飯，當天傍晚到達敘永。12月7日中午離開敘永，傍晚到達瀘州，住在藍田壩的“中國旅行社”。

12月9日我們準備坐上水船從瀘州去宜賓。同一卡車來的各家先把行李捆好，請挑夫挑到江邊，再用小划子將行李運到靠近輪船處，結果發現輪船入口太小，大件東西進不去。於是，劉伯伯和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小姐等人就押着行李繞道而行，劉伯母帶着劉家兄妹們，媽媽帶着我們坐在囤船上等待他們，直到天黑，我們才上了船。這一天，大家都沒吃晚飯，餓着肚子上了床。

12月10日我們在船上醒來時發現已開船，當晚到達宜賓。在船過南溪縣時，我們看到岸上有許多境遇悲慘的傷兵。在宜賓停留的兩天都有空襲警報。比我們先到的莫宗江和陳明達先生在宜賓同我們“會師”了，大家都很高興。

“李莊！李莊！”

1940年12月13日上午，我們從宜賓坐小木船（下水船）前往李莊，終於來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當時離宜賓約60華里的李莊。在木船搖到李莊時，我們孩子們高興得同聲大喊：“李莊！李莊！”

我們一家後來在李莊住了五年半，直到1946年夏天才離開這裡。媽媽就是在這裡失去了健康。

李莊鎮在長江南岸。當時是一個樹木繁茂、鬱鬱蔥蔥的地方。鎮南有與長江平行的起伏山脈,不太高的小山上是成片的橘林和茂密的竹林，江邊有多人才能合抱的大榕樹和寬闊的草場。沙土地上生長着頗有名氣的李莊花生。在物資匱乏的抗戰時期，這裡是一個物產比較豐富、得天時地利的好地方。因此，不僅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和社會所、中央博物院以及營造學社等學術單位遷來了，同濟大學也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從雲南遷來。一時間這個小鎮成了後方一個人才薈萃的文化中心。

但是，李莊也是一個氣候比較陰冷潮濕的地方，對曾患肺病的人很不利。

我們到達李莊後，立即前往離李莊鎮約兩華里的上壩村月亮田，中國營造學社的“社址”就在這裡。

上壩村在一座小山腳下，山上長滿橘樹。月亮田是一所宅院，院門朝西（從門口向西北看可以望見奔流不息的江水）。這個門比裡面的院子略高，走下幾個石階才是院子，院中長着不少芭蕉樹。門口有一大片水田。出大門走幾步就可以登上南邊的小山。

這所房子並不全歸我們使用。我們實際上是同房主合住在一個大的院落中，使用的只是這個院落的西北角。營造學社的辦公室（即畫圖室）和宿舍主要是兩排互成直角（L形）的房子。其中較長的一排（南北走向）分為前後（西、東）兩部分，分別面向有芭蕉樹的前院和一個比較安靜的後院。營造學社的辦公室（畫圖室）面向後院。我們一家則住在與學社辦公室成直角的“側翼”中。

媽媽帶着我們一家老小住進這房子後大約一個多月，舟車勞頓的辛苦和陰冷的天氣終於使她早已在透支的健康達到了一個臨界點。

我們到李莊後不久，就是1941年（民國三十年）的元旦。我們焦急地等待着爹爹到李莊來，經常到江邊的囤船上去等船。但爹爹遲遲未來。春節前，媽媽的肺結核症復發了。她的病勢來得極為兇猛：連續幾個星期高燒到40度不退，夜間盜汗不止。當時爹爹正在重慶請求重慶政府教育部資助營造學社的經費。李莊沒有醫院，連體檢的條件也沒有。當時也沒有抗生素類藥物，更沒有肺病特效藥。媽媽身邊也沒有任何醫生或護理人員，我（十一歲）和弟弟（八歲）太小，外婆年紀又太大。可憐的媽媽當時只能獨自一人苦苦掙扎。我早上起床時時常看到她床邊掛着許多被汗濕了的毛巾。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厲害。我那時真怕會失去媽媽，但又不能給她以任何實際的幫助。

爹爹到1941年4月間才回到李莊，他又帶來了三舅（空軍飛行員林恆）在成都上空迎擊日機時陣亡的噩耗（爹爹從重慶趕往成都為三舅辦了後事），使媽媽在精神上又遭受到一次沉重打擊。

到李莊後，我們的生活水平又下降了一大截，營造學社沒有固定經費來源，為此，爹爹不得不經常向重慶政府的教育部請求一些資助，但每次所得無幾，而且很快地就會被通貨膨脹所吞噬。最後，連學社有限人員的工資也幾乎發不出了。

居住條件比在昆明時更差了，房間多用木板和竹篾抹泥為牆，爹爹和媽媽的臥室部分是磚牆，雖裝了白木地板，但頂不住川南的潮氣。梁柱都被煙熏火燎得漆黑，房頂上有竹製頂篷，老鼠和蛇常常出沒其間。木床上臭蟲總是成群結隊。由於物價不斷上漲，柴米油鹽都得在拿到錢後立即購買，否則便會“縮水”，甚至化為烏有。肺病病人需要鈣質，但那時喝不到牛奶，沒有電燈和自來水，當然也沒有X光設備。

在熬了好幾個月以後，媽媽才慢慢退燒了，但這次打擊太重了，她的身體後來始終沒有根本好轉，病情仍不時發作。她從此失去了健康，只能天天臥床，從臥室的窗戶中望望外面的小院。這種很像囚徒的生活使她愁悶極了。

林徽因於李莊家中

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使媽媽和爹爹十分傷心的事：存在天津麥加利銀行地下室的資料——營造學社戰前古建測繪考察所得資料——被大水淹了，也就是說，他們多年的心血和勞動泡了湯。他們為此不禁哭起來了。

在營造學社工作因經費困難而前途茫茫時，劉敦楨伯伯和陳明達先生先後離開了李莊到重慶工作去了。學社原來的工作人員留在李莊的除爹爹媽媽以外，此時只剩下劉致平和莫宗江先生了。

但此時已極度病瘦的媽媽並沒有放棄希望，她對自己事業的前途仍保持一種韌性的信心，相信抗戰終究會取得勝利，相信她和爹爹為之貢獻了半生精力的研究工作會繼續下去。

在病情稍微穩定以後，媽媽開始讀書。這一時期她所讀中、英文書籍涉及範圍很廣，但其中心還是與中國建築史的研究有關。

媽媽開始很認真地閱讀《史記》和《漢書》並作筆記，想為營造學社研究漢代或更早期的建築作文獻資料方面的準備。經過多年考察證明，漢代建築物已無法找到地表以上的遺構（少量漢闕除外），但是1939年秋季以後，爹爹等營造學社成員到四川進行古建考察時，發現了東漢時期建造的古墓。這些漢墓以及同時發現的漢闕，為研究那個時代的建築提供了實物資料。漢墓尤為重要，因為其中的石柱和柱礎，特別是石頭斗栱和石刻裝飾都反映了中國建築的基本特徵。

爹爹媽媽以及學社其他成員當時對唐代以後的中國建築比較了解，因為他們已經在北方各地做過腳踏實地的考察和測繪工作。此時，他們便想以漢墓中的石構為實證，進一步上溯到了解漢代的建築。除了實物以外，他們也需要文獻資料，這就是媽媽當時在重病中仍然認真研究漢史的原因。

作為建築師的媽媽一向重視“人”和建築物的關係。她的建築設計思維的一個特點就是，總是認真細緻地考慮各種建築物中人的方便和審美需求。所以，她對住在各種房子（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里的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比較注意。媽媽常常不自覺地用一個作家的眼光觀察人生，因此，她對“人”的理解比一般人更深入精神層面。這樣，她在讀史的同時，就從建築師和作家兩個方面同時切入了古人的生活。爹爹曾開玩笑地說，媽媽那時簡直成了一個漢代人的生活習俗細節的專家。

當時，媽媽的病情時有反覆，稍微勞累就會發燒。但就在這種狀態下，她仍比較認真地閱讀了《史記》《漢書》和有關中國建築的一些其他書籍，而且收穫不僅限於建築方面。

媽媽當時也讀了一些英文書籍，如英國著名傳記學家斯特拉齊（Lytton Strachey）寫作的《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 Victoria）等書。我記得那時媽媽對斯特拉齊的英文頗為欣賞，曾經讓我讀Queen Victoria中的若干篇章以幫助我提高學英文的興趣（我那時已經上中學）。

斯特拉齊是一個傳記學者和作家，他寫的傳記注重人物的個性，能夠從一個作家的角度利用史料，在敘述某些歷史事件時，把人物的性格特點勾勒出來。他的這種寫作方法可能為既是建築史學家，又是文學愛好者的媽媽帶來了某種靈感。

有一天，媽媽忽然在靈感的驅使下，說她想用英文寫一部《漢武帝傳》，並開始了有聲有色的構思。但這不過是一個念頭而已，後來寫作並未成為現實。她以後也沒有認真地研究漢武帝其人。這一“宏偉設想”也就變成了她一生中諸多“未完成交響曲”之一。但這反映了媽媽讀書時仍有創作衝動。

媽媽在李莊的病床上也讀了不少俄羅斯文學作品，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高爾基的《我的大學》等。那時我在同濟大學附屬高中上學，同學中常常傳看這些作品，媽媽也很愛看。她此前比較熟悉英美作家的作品，這時開始接觸相當數量的俄羅斯文學作品。《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當時我看的是中文版，她看的是英文版。我們常常就這些書交換看法。

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開闊了媽媽的文學視野。她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談到，她覺得1805—1812年的沙俄時代同她自己經歷過的（20世紀）20—40年代的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我記得她曾同我討論過《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安德烈和皮埃爾等人物的性格等。

媽媽喜歡同身邊的人溝通和交流思想，也喜歡同別人分享她的讀書體會。抗戰後期，爹爹和從誡都到重慶去了（爹爹臨時到“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工作，從誡上了南開中學），家裡就只剩下了外婆、媽媽和我。因此，我這時從媽媽的女兒和學生，變成了媽媽的朋友。媽媽在同朋友相處時，無論對方為何人，都是平等相待的。於是，我就在不知不覺中追隨着她的閱讀範圍和思索路線，同她一起進入了一個比我的日常生活廣闊得多的世界。她帶着我在一片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化田野上漫遊。這種漫遊使她因被“囚居”於斗室養病所帶來的寂寞心情開朗了許多，也使我受益匪淺，其對我影響之深遠，是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的。

媽媽對於各種中文和英文作品中精彩的文字表達方法反應敏銳，琢磨得非常細緻。她非常喜愛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中譯本）中關於美麗的俄羅斯自然景色的描寫，我至今還能記得她閱讀和談論這些作品時的喜悅之情和炯炯目光。媽媽酷愛大自然之美，因此，她對一切關於自然景色精彩描寫的感受就特別真切。

因為病痛折磨，媽媽這時已經極為瘦弱，很難再把她看成是一個“美女”。但她仍然非常美麗，內在精神的美麗有時會使她“容光煥發”。來看她的朋友不太多，但我們家還是有一些客人喜歡聽她侃侃而談。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小姐（也曾留學國外，是學歷史的）就常來看她。當她們倆在陰冷的李莊的黃昏時刻漫談時，我常常是一個忠實的聽眾。

在中國古代文學方面，媽媽那時特別喜歡讀杜甫的詩，尤其是杜甫在戰亂年代寫的詩。她曾為我比較詳細地講解過《北征》。其中“況我墜胡塵，及歸盡華發，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這一段由於她的講解，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這些充滿對家人真摯感情的詩句因此而變得更加生動和難忘了。“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這首詩也是媽媽指點我讀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她和爹爹的美國朋友費正清（John Fairbank）到重慶工作，常寄美新處的英文新聞稿給她。雖然這些新聞稿寄到李莊時往往已經是十天半個月以後，但在消息閉塞的李莊，仍可算新聞。媽媽很關心當時世界各地的戰局，總是很認真地讀這些新聞，有時也讓我讀（作為一種英文學習）。我還記得她對斯大林格勒保衛戰（1942—1943年）和太平洋戰爭中的日美“瓜島”爭奪戰（1942年下半年）都特別注意，還曾向我詳細講解這些戰役的來龍去脈。

20世紀80年代，當我作為中國新聞工作者到澳大利亞工作時，有一次在一個外交場合遇到了一些當年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澳大利亞老兵，同他們談起“瓜島”之戰時，當年媽媽在李莊向我介紹這一戰役的情景立即浮上心頭。

到達李莊的頭兩年，媽媽的身體所經受的打擊使她從此失去了健康，成為一個長年臥床的病人。同時，缺乏經費來源和人員的流失使營造學社的古代建築的研究工作也幾乎難以為繼了。

1943年以後，儘管媽媽的身體並無根本好轉，但病情惡化的勢頭已經相對平緩下來。爹爹的背脊骨因脊椎關節硬化症已完全僵硬，加重了他整個身體的負擔，但疼痛不十分劇烈。

這時，爹爹和媽媽開始重新考慮營造學社今後的工作。他們決心把他們手頭仍保存着的學社多年的古建考察、測繪和拍攝所得資料整理出來，加以補充，將之付印。由於當時國內的印刷條件很差，而他們這批圖片資料要求的印刷精度又很高，他們決定請求美國朋友費正清、費慰梅夫婦給予幫助，將一部分圖片先拍成縮微膠捲，然後送到美國付印。這些圖片附有中英兩種文字說明，有關文章也將用兩種文字寫作。另一方面，他們準備在李莊用石印技術和當地紙張重新出版《營造學社彙刊》（抗戰後已停刊），把學社抗戰時期的研究報告發表出來。

對於爹爹和媽媽來說，在當時他們的身體狀況和生活條件下，把營造學社的工作堅持下去確實很不容易，但他們還是以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化事業特有的責任感和執着精神，用很大的毅力，為堅持、恢復和發展學社的古建研究工作付出了自己的體力和心血。

那時，爹爹自己和莫宗江先生承擔了大量的繪圖工作，而媽媽則協助作英文文字解說的寫作以及編撰工作。由於工作量大，常常需要在晚上繼續趕圖、趕稿。那時李莊沒有電燈，平常我們晚上點菜油燈，即使用較粗的燈芯，也只能得到如豆的燈光。全家惟有的一盞煤油“馬燈”（可提着走）就是爹爹媽媽趕活時最高級的照明設備了。就在這盞煤油燈下，他們完成了後來成為英文版和中文版《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圖、文資料。不過，這本書是在他們都已逝世多年以後，經過許多曲折才終於出版的。現在重看這本書中的精美繪圖和文字解說，我不禁想起了爹爹媽媽和我們在李莊的日子，覺得那真是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換來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他們不堅持的話，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工作即使不完全中斷，也必定會受到重大挫折。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簡稱《彙刊》）的恢復出版也是一件大事。《彙刊》是抗戰前學社定期出版的高水平的學術刊物，抗戰開始後停止了出版。抗戰後期在李莊出版了兩期。當時，李莊和宜賓都沒有現代化的印刷設備，紙張的質量也比較差。我記得這兩期《彙刊》是手寫、手畫後刻蠟版再石印的，文字部分還比較容易處理，繪圖部分就相當困難了。當時學社的人員已有所增加，羅哲文先生就是這一時期參加營造學社的工作的（那時他的名字叫“羅自富”，因為同美國總統的名字羅斯福諧音，爹爹常常開玩笑叫他“總統”）。

這兩期《彙刊》從刻蠟版到裝訂成冊完全是手工操作的。我還記得裝訂時連外婆都參加了。媽媽為恢復出版《彙刊》花了大量心血，新出版的《彙刊》裡還有她關於現代住宅設計的文章。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第二期封面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第二期刊登林徽因著《現代住宅設計的參考》

抗戰開始以後，媽媽就沒有繼續她的文學創作活動了，但她有時還寫一點詩。她臥病李莊時也沒有完全停止寫詩。我就是在她的病榻旁最初接觸到她的詩和其他作品的。她有時也將自己的舊作翻出來看看、改改。就在這一時期，我在她床邊讀了她的已發表的幾個短篇小說（《鍾綠》《吉公》《文珍》和《繡繡》）以及刊登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一年級課本上的散文《窗子以外》。我很喜歡她的詩，特別是那些情緒開朗、歡快、浪漫、畫面生動、韻律整齊、有音樂感的小詩。我曾將她的一些詩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媽媽不反對我做她的一個小讀者。但她當時只把自己的文學創作看成剛剛開始或遠未完成的一項活動，認為自己的作品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還沒有達到她自己滿意的水平。她自己比較滿意的短篇小說是《在九十九度中》，抗戰前曾登在《學文》雜誌上。這本雜誌（據說一共出版了三期）的封面是媽媽設計的，是兩條魚抱着一支筆，魚是彎彎的，筆是直的，每期封面的顏色不一樣，魚和筆的顏色也不一樣（我還依稀記得她在北平設計這一封面的情景）。

在李莊時，媽媽曾推薦我讀公公（梁啓超）寫的《情聖杜甫》和王國維寫的《人間詞話》（也登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的課本上）。還向我介紹了沈從文的小說《邊城》，非常讚賞他對湘西風土人情的描寫。

在李莊時，媽媽身體稍好時也曾外出一兩次探親訪友。她曾坐滑竿到李莊鎮西面的板栗坳探望我的三叔——考古學家梁思永，並會見傅斯年、董作賓等考古界的朋友。語言學家李芳桂一家也曾在這裡住過。

板栗坳那時是一個美麗的山坳，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在地，史語所的善本書籍圖書館就在這裡的中式庭院中。院中有大棵的茶花樹，山坳入口處有大棵的臘梅，都使媽媽看得入迷。

三叔是史語所的研究員，他曾參加20世紀30年代中期河南安陽的“殷墟”發掘工作，有重大發現，成績卓著。但他到李莊後也因肺病復發臥床，病狀與媽媽的病狀很相似。

抗戰勝利以後

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傳來時，爹爹和從誡在重慶，媽媽、外婆和我在李莊。我們一家人在兩地分別慶祝了這等待了八年的勝利。

不久以後，爹爹回來把媽媽帶到重慶去進行身體檢查。檢查的結果是結核菌可能已從兩個肺葉擴展到腎臟（那時她常常感到膀胱疼痛）。醫生的預言是：她也許只能再活“五年”。不過，除了爹爹以外，媽媽和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可怕的“預言”。

當時重慶和李莊之間的水道由於正在治理一些急流險灘而暫不通船，媽媽滯留在重慶無法回到李莊。在她的朋友們（包括在昆明的老朋友們和那時正在重慶工作的美國朋友費慰梅、費正清夫婦）的共同倡議下，爹爹和她決定，她將暫時離開氣候潮濕陰冷的重慶，到氣候溫和的昆明去休養一段時間。因此，媽媽就在1945年的秋冬之交從重慶飛到了昆明。這時，爹爹曾回李莊住了一段時間，我那時在李莊同濟大學附中，已讀到高中三年級，將在1946年夏天畢業。

媽媽到昆明後，最初住在張奚若伯伯家，後來曾搬到“唐繼堯花園”住了一小段時間。她對於能同許多老朋友們重聚，互相“報告”分別後的幾年中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感到十分暢快，說她這時才體會到，唐朝詩人們在其詩作中曾表達過的多年未見的老友彼此偶然相遇時的喜悅。但當她沉醉在昆明的綠樹、鮮花、飛鳥、雲天和夕陽的同時，卻又因為高原缺氧而時時喘不過氣來。

媽媽在昆明市正好趕上了“一二·一”學生運動，她曾寫信給我向我“報道”此事。

我們全家五人最終在1946年7月份又集中到重慶，並在7月底乘一架運輸機在幾個小時內飛回闊別九年的北平。

這時，爹爹已接受清華大學的聘請，將在清華新創辦的建築系中擔任系主任。中國營造學社的其他成員也將到清華任教。

我們回到北平後，最初住在宣武門內國會街的西南聯大復員教職員工的接待處（這裡後來是北大“四院”，解放後是新華總社），等待搬進清華的新林院。新林院在淪陷時期是日本軍隊養馬的地方，樹木和房屋都被破壞得很厲害，此時正在修葺。在等待期間，我有時和媽媽去逛宣武門內的舊家具鋪，看能否買幾件我們可用的家具。後來在這裡買了一套顏色還比較好看的舊沙發。

再次回到兒時生活過的北平，我覺得這座古城有點衰敗，但有兩件事印象特別鮮明。

有一次媽媽和我分乘兩輛三輪車經過北海前的團城，當我們從西向東過“金鰲玉蝀橋”時，在我後面的媽媽突然向我大聲喊道：“梁再冰回頭看！”我回頭一看，霎那間恍若置身於仙境：陽光下五彩繽紛的“金鰲玉蝀橋”同半圓的團城城牆高低錯落，美麗極了。只可惜當時沒有一架攝相機將這一畫面留下。後來這橋因“妨礙交通”被另一橋所取代，至今我每到此處總感覺若有所失，好像到了一個親人失蹤的地點。

還有一件事常常想起：在我們剛搬到清華時，媽媽說我應當去頤和園看看，但她自己因身體狀況無法和我同去，因此要給我找一個能引導我“正確地”遊覽頤和園的人。後來她就請清華哲學系的美學教授、鄧以蜇伯伯的女兒鄧三姐帶我去。三姐是一個修養極好的國畫家，人也長得很美，她帶我遊覽頤和園的“路線”是：從東宮門進入後先到昆明湖邊，從正面看萬壽山和排雲殿，然後便掉轉身上山，經諧趣園進入後山，而不走長廊。媽媽對三姐的“路線”十分讚許（鄧三姐是核能物理學家鄧稼先的姐姐，五十年代初期因煤氣中毒不幸去逝）。

為清華建築系付出心血

我們回到北平後不久，在還沒有搬進清華新林院8號以前，爹爹就離開北平經上海去美國講學了。當時耶魯大學邀請他作為客座教授，在1946—1947學年講授中國建築和美術，普林斯頓大學請他參加為紀念該校建校兩百周年而舉行的“遠東文化與社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1947年4月），作有關中國建築的講演。同一時期，爹爹還作為代表中國的建築師參加了紐約聯合國大廈的設計工作。

爹爹很重視這次訪問美國的機會。他想利用這次訪問儘可能多地了解當時西方建築教學方面的情況，以使新建立的清華建築系的教學能跟上時代，有一個較高的起點。他也對戰後各國重視都市規劃的思潮極感興趣，想為清華建築系引進有關理念和知識。但為此他必須在清華建築系開辦之初離開中國約一年之久。

爹爹離開北平赴美時（1946年夏天），清華建築系還處於“從無到有”的階段，一切都必須從零開始。爹爹這時卻遠在美國，無法分身。清華建築系必須在1946年9月份新學年開始前做好授課的準備工作，這時已接受爹爹的請求到清華建築系任教的吳良鏞先生從南方來到北平，在病床上的媽媽的支持下，開始為建築系的誕生做非常具體的準備工作。他們的緊密合作涉及從桌椅板凳等瑣碎的行政事務到專業性很強的為初學者講授建築課程這樣的學術問題。媽媽為此貢獻出了她的全部學識、經驗和熱情。她對中國建築教育事業的奉獻精神給建築系早期的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徽因與清華大學營建系首屆畢業生合影，1950年

梁再冰與清華大學營建系首屆畢業生合影，2000年

新林院8號

我在1946年夏天參加了在北平舉行的大學入學考試後，在這一年秋天進入北大西語系。入學後便住到了沙灘的北大女生宿舍——灰樓（這座建築是爹爹在抗戰前設計的，最初的設計是個方正整齊的三層建築物，媽媽看後認為有點呆板，便在三層之上加了半層，我恰巧就住在這半層中——面向民主廣場的“天字樓”）。我平時在城裡住北大，只有周末和假日才回清華。

媽媽此時的身體更壞了，精神卻並不因此稍減。我每周回到新林院8號時都發現，這裡是一個各種活動——學術的和生活的——中心。來到這裡的主要是各種年齡的、清華一些不同系的教授、教員和學生們。其中不僅有媽媽和爹爹的老朋友們，如當時也住在清華新林院的張奚若、金岳霖和周培源教授以及他們的家人，還有建築系的教師和學生們。外語系的教員王佐良和周珏良先生等也是常客。他們非常喜歡同媽媽就中外文學著作交流看法，媽媽也希望從他們那裡得知當時文學思潮方面的一些新動向。我就是在他們的談話中最初聽到T.S.Eliot 這個名字的。

朋友們的訪問使媽媽疲勞，也使她高興。媽媽是一個無法停止學術上的探討、藝術上的感受和對親友的關心的人，因此她幾乎無法休息。

1947年夏天，爹爹結束講學從美國回來了。他看到清華建築系已初具規模，教學也走上軌道，感到非常欣慰。他從美國帶回的關於都市規劃方面的書籍立即引起了媽媽的高度興趣。我記得爹爹和媽媽曾一起興奮地閱讀和熱烈討論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著作。有時金岳霖、張奚若伯伯也參加他們興高采烈的討論。

在爹爹回國前，蔣介石政府在解放戰爭中終將失敗的形勢已經顯現，爹爹的美國朋友們問他今後是否將留在國內，爹爹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他們在戰後會進行建設，他願意為此盡力。

爹爹回國後，媽媽於1947年底在西四的人民醫院動了一次大手術，切除了被結核菌感染的一個腎。這次手術後傷口略有感染，但用藥物控制住了。傷口癒合後，媽媽的健康惡化趨勢得到遏制，但兩肺的功能仍然很差，所以仍然必須臥床靜養而不能多活動。

我在北大學習期間，媽媽有時翻出她的一些未發表過的詩作進行修改，也曾寫過一些詩，讓我送給當時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沈從文伯伯，把這些詩刊登在當時的《益世報》副刊上。那時沈伯伯一家住在離沙灘北大西門不遠的松公府夾道，我常常在吃完中飯後去他家。他總是興致勃勃地讓我看他收集的各種美麗、精緻的小盤兒小碗兒。

解放戰爭時期蔣管區的物價上漲得比抗戰時期還厲害。因此儘管我們回到北平後住房條件大有改善，經濟情況仍然十分拮据。“金元券”出籠以後，物價上漲如脫韁之馬，簡直無法忍受。購物時需要帶着成捆如廢紙的鈔票，有時只好換點銀元保值。我那時在北大吃學生食堂，每月有相當於二十多斤麵粉市價的“公費”，交給食堂後可以吃飯，媽媽還給我一點零錢。清華家裡的伙食常常是饅頭、窩頭、紅薯、大白菜、蘿蔔之類，油水不多。

1948年夏天以後，國民黨和三青團的特務常在清華、北大校園中橫行霸道，逮捕進步人士，搜查教授住宅，我家也未能倖免。此時，人人都感到蔣政權“氣數已盡”，日子沒法過下去了，中國即將大變。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北大“民主廣場”西側的食堂吃完飯之後，看到廣場上有許多牌子向大家通報麵粉的“行情”。原來麵粉的價格每個小時都在上漲。當時我立即想到了清華的家裡已快見底的麵缸，琢磨着是否應該趕快去買麵粉，以防斷糧。我知道爹爹媽媽肯定還沒有想到這一點。正在這樣想的時候，聽到從西北方向傳來的隆隆炮聲，而且越來越近，開始時還不甚在意，忽然一個念頭閃過：“該不會是從清華那邊傳出的吧?”我趕快跑到灰樓樓下去打電話，卻發現電話已經不通了！天呀！

我像瘋了似的立即騎車到騎河樓的清華校車站去趕當天的班車（那時每天只有一班），幸好校車還未開走，就隨此車在西直門城門關閉前出了城，在城門口看到許多傅作義的部隊正在往城裡撤。

那天我到家時天已經快黑了。我在“清華園”下車後小跑經過舊南院回到了新林院8號。快到家時只聽見家裡人聲嘈雜，全家人都在。特別令我高興的是，在城裡上輔仁中學的從誡也騎車趕回來了，此外還有建築系的許多老師和學生們。記得人們歡迎我的第一句話是：“你現在已經到了解放區了！”

那時情況還不穩定，又傳言說特務們要來“血洗”清華園，周培源伯伯正扛着槍和同學們一起在校園裡巡邏。建築系的老師和同學們建議把媽媽抬到大圖書館去以便保衛，但後來聽說特務們已經跑了。爹爹高興地說：“我們真是解放了！”

第二天有敵機來扔炸彈，我們都在新林院8號的門廳處臥倒，重溫抗戰時期空襲時的“功課”。後來發現扔下了兩顆炸彈，一顆就落在新林院西面的空地上，一顆落在“工字廳”前。此後，我們就等待解放軍來“接管”清華，但等了許久都沒有任何軍隊進清華園，這時爹爹媽媽和許多教授伯伯們才首次體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含義，同時聽到了許多關於解放軍“不拿人民一針一線”的小故事。從此，他們開始對這支軍隊有了親切感。

後來終於來了一些解放軍，原來是一個部隊文工團來為大家演出《楊勇立功》等劇目。媽媽也滿有興致地同我們年輕人一起去看，並且對演員們的表演、簡單而不庸俗的布景和服裝等頗為讚賞。

送女兒參軍

1949年3月，我離開北大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最初媽媽不同意我去參軍，要求我至少等到大學畢業後再參加工作。那時我才讀到西語系三年級，我不願等待，堅持要走。媽媽很傷心，爹爹也勸我別走（他可能考慮到了醫生在1945年所說媽媽最多再活“五年”的話）。當時這場辯論使我很痛苦，因為我確實也捨不得離開他們，但我們最終還是達成了妥協：我答應在“一年以後”回到北大，把大學讀完。

我離開北大和清華時思想鬥爭很激烈，新生活對我有很強的吸引力，但我擔心我會和爹爹媽媽在思想上產生隔閡。我預感到參軍以後我的思想會發生變化，擔心他們不會像年青人那樣容易地接受新的思想和生活。

我參加南工團後住在東四“華文學校”，同許多學員們一起睡在地板上。不久後被調到新華社新聞工作隊，準備南下漢口，臨走前不久，媽媽帶着毛巾等小東西來看我，坐在我的鋪蓋上，呆了很久。

國旗、國歌、國徽

我到部隊後和媽媽經常通信。有一次她來信說，她和爹爹都“參加了工作”，已經“穿上制服”，使我十分驚喜。

1949年9月29日，在第一個國慶節前兩天，爹爹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告訴我他參加了第一屆政協會議。爹爹寫道：“我得以參加這個開國盛典，實在感到光榮與興奮。當兩個月前我設計改造中南海懷仁堂會場時，再也想不到會來坐在這代表席上的。”“在一次討論國旗、國徽、國歌的會中，我得以進一步認識了毛主席。”在敘述了這次討論中的民主氣氛以及他自己在選國旗圖案中所發揮的作用後，爹爹又說：“關於國歌之選定，張（奚若）伯同我可以自誇有不小的功勞。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時也有許多人有那意思。那是‘九·一八’以後不久製成，而在抗日期間極有功勞的一首歌。……有人主張改詞，我認為不必。我說法國馬賽曲就是一首軍歌，也有‘打倒昏君暴主’之詞，是歷史性的歌詞。……我們雖已過了‘最危險的時候’，已不是‘做奴隸的人’，但那是歷史性的。……於是我的主張得以勝利的通過。當晚散會之前，我們圍着毛主席高聲同唱第一次的‘國歌’，高興興奮無比。”

爹爹的信中又說，“我這幾個禮拜來，整天都在開會，在機構的組織和人事方面着忙。四面八方去拉建築師來北京。……技術工作全由媽媽負責指揮總其成，把你的媽媽忙得不可開交，我真是又心疼、又不過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着向前走，緊張興奮熱烈之極，同時當然也遭遇許多人事和技術的困難，……媽媽瘦了許多，但精神極好。”

我從爹爹的來信中感受到了他和媽媽從來沒有過的一種歡欣鼓舞、奮發昂揚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動。這封信我至今仍保留着。

1950年6月底我從漢口新華社四野總分社調回北京新華總社工作。回到清華園的家裡後，客廳的情景使我大吃一驚：到處都是紅、金兩色的國徽圖案——沙發上、桌子上、椅子上擺滿了國徽，好像這裡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國徽“作坊”。媽媽正全神貫注地埋頭工作，其他一切似乎都暫時忘記了。

從這時開始，我覺得媽媽已經完全忘記了她自己是一個身患重病的病人，因此她周圍的人往往也不太把她當病人看待。

新林院8號客廳中的氣氛也變了。這裡成了一個巨大的“工作間”，建築系的師生們川流不息地來來往往。我那時住在城裡，不一定每周回家，但每次回去都感受到家中濃厚的“國徽氣氛”。

林徽因與梁思成討論國徽方案

國徽的設計是清華建築系（營建系）師生集體智慧和個人藝術才能的完美結合，凝聚着參加設計的每一個人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愛。當我們的國徽終於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時候，我覺得在那個紅色中也有媽媽的一小滴血，那個金色中也有媽媽心中的輝煌。這是媽媽在歷經劫難又邁步從頭跨越的時候，為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做出的又一次默默奉獻。

在完成了國徽設計後，媽媽又同爹爹參加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媽媽負責紀念碑底座上花紋圖案的設計，但她未及見到這個紀念碑在天安門廣場上建立起來就辭世了。她逝世後，紀念碑建築委員會決定把她親手設計的一塊漢白玉花圈刻樣放在她自己的墓前。我很感激當年碑建會的這一決定，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由莫宗江先生書寫的“建築師林徽因之墓”這幾個字被粗暴地破壞後，我仍可以憑着這方漢白玉刻樣在八寶山公墓中找到長眠在那裡的媽媽。

最後的時刻

無論媽媽病得多麼重，我從來沒有想到她會離開我們。雖然我知道她的身體已經越來越成為她的一個負擔，但她是這樣一個“活跳跳”的人，我無法將她同“死”聯繫起來，……直到1955年的春天。

我已在 1953年夏天結婚，1955年，我的大孩子（兒子）即將出生時，媽媽因病住進了同仁醫院。爹爹此時也住在這個醫院，兩人的病房相鄰。媽媽住院前一再說服我產後要到清華勝因院12號（我們家這時已搬到這裡）去度產假。那時她還在為我張羅嬰兒用的衣被等。

我在孩子滿月後立即趕到醫院去看她。一個多月未見，我一見到媽媽立即從她的臉色上感到，她快要離開我們遠行了。

這種感覺使我戰慄。深深的自責與後悔情緒頓時籠罩在我的心頭：為什麼我沒有早點注意她的病情？事情怎麼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為什麼我這麼晚才意識到這一點？

醫生向我詳細介紹了媽媽的病情後，我的這種想法更強烈了。

但媽媽見到生產後的我卻是一副極為欣慰的樣子，她高興地對周圍的護士說“你們快看我的女兒，她的身體和臉色多好啊！”這時，她似乎忘了自己的病痛。

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醫院打電話到新華社通知我：媽媽病危。我立即趕往醫院，但她此時已經昏迷不醒。

我來到她的病床前時，護士問我要不要叫住在隔壁病室的爹爹過來。我像瘋了似地喊道：“要，要啊！快叫他過來呀！”護士把爹爹攙過來時，他坐在媽媽床前，拉着媽媽的手放聲痛哭。我一生從沒有見過爹爹流淚，此時見到他一邊哭一邊喃喃不斷地說：“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我此時覺得他們的關係是如此緊密。在他們生離死別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擾他們的訣別。

實際上，媽媽走得很安詳。

當時，關於對爹爹“復古主義"和“鼓吹大屋頂”等等的批判雖然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媽媽對此也並非全無感覺和擔憂，但她畢竟不知道那將是怎樣的一場批判。

此時離去也許還是她的福分。

在感覺到媽媽終將離開我們時，我曾將兩個多月的兒子抱到照相館照了一張相，想讓她看看自己的外孫，但當照片洗印出來時，媽媽已經走了。她留給我的三件嬰兒被子卻一直用到我的第三個孩子出生。

媽媽去世後四個多月，在我生日那一天，我收到爹爹這樣一封信：

“寶寶，今天我又這樣叫你，因為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特別是今年，我沒有忘記今天。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二時一分，我初次認識了你，初次聽見你的聲音，雖然很久了，記憶還不太模糊。由醫院回家後（爹爹指他自己出院後），在舊照片裡我還發現了一張你還是大約二十幾天的時候，媽咪抱着你照的照片，背面還有她寫的一首詩，‘滴溜溜圓的臉’……”

“我記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個電話回家，媽咪接的，當時她忘記了，後來她想起，心裡懊悔，難過了半天。”

我知道這是爹爹在極度思念媽媽時寫的信。

如今這兩個曾經給我以生命的人都已經去世多年，我的年齡已經超過爹爹在世時的年齡，但回顧往事，心情仍不能平靜。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安息吧，我最親愛的媽媽，我最親愛的爹爹。

2004年4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