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內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殘酷鬥爭”

                                范學德

1990年三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整個中國開始了一場“黨員重新登記”的政治運動，開始了新一輪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要把那些與黨離心離德，同情六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黨員統統趕出黨內。我所在的遼寧省委黨校開始“重新登記”後，我成為被批判的首要對象。從四月六日到七月十六日，先後被迫檢查四次，最痛苦的時候，想跳樓自殺。

我1974年九月十三日入黨，那時才十九歲。十五年後，我清醒了，最後告別了共產主義。

1.    四月六日：

四月六日，我們哲學教研室黨支部開始了自我檢查，我排在後面發言。那天，我講完後（要點見附錄），我們教研室的每一個入會者都發言，評論我的總結。有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我當時做了一些筆錄，如今成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李春英是我的好朋友，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她第一個發言，開口就說：“你們要是不說，我就先說了啊。我個人認為，小范的檢查基本和實際情況比較相符合。”

王斌老師說：“小范很有事業心，用高價買時間。”但她勸我“學會生活，學會工作，學會休息，陽光是七色的。”

教研室秘書李鍾玲說：“小范的態度是認真的，誠懇地，刻苦，用功，參加集體活動不太主動。”

教研室主任齊戎是我的好友，她搶先發言想定調子。她說：小范“為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獻身，作了很大的貢獻。在當前的背景下，不多見。是個人才。有很強的責任感，對中國古典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小范基本上沒有大的錯誤，大的方向沒有錯。”她最後勸我：“科研要冷靜，客觀，不受個人感情的支配。把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作為知識，學問，也作為世界觀來學習，作為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武器。”

徐淑環老師肯定我的“總結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好學探索精神可嘉，在科研和講課都樹立了‘精益求精’的榜樣”。不足之處，“有偏激情緒，追求創新的時候語言要謹慎，少惹麻煩。” “有點驕傲情緒，‘這事你不懂’成了口頭語。”

史方是一位老資格老師，文革前就是省委黨校老師，思想一直靠近報紙，他肯定了我的“研究探索精神值得學習”之後， 首先批評了我關於民主沒有階級性的觀點，他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從共性和個性講不清楚，離開了國體，離開了專政，無法講民主。

他批評了我關於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流派的觀點，他說：“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流派，在歷史上曾經是個流派，進而成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在今天，在西方還被認為是一個流派，站在社會主義的國度里，是指導思想。它與其他學派的關係，不是平起平坐的，是統帥。”

他批評我關於馬克思主義也包含錯誤的觀點之後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劉鳴威老師批判我最厲害，他特別強調：“有的問題如果長期不認識，工作起來有困難，不能理直氣壯。……”

林志付校長當年把我從瀋陽藥學院調到了黨校，他也參加了會議。他說，小范得獎“文章我層層投了贊成票，有新意，自圓其說，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文章多多少少受到一些自由化的影響。”他說，學術爭鳴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共產黨員必須首先考慮什麼觀點符合黨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這是屁股坐在哪一邊的問題。小范的屁股沒有坐正，產生了不好的社會效果。

王鳳春老師雖然平時和劉鳴威的關係不錯，但和我也可以。她說，“更深層的東西，由於自己理論層次低叫不准。小范學術上有很深的造詣，在黨校理論隊伍中，是屈指可數的。有些觀點搞清楚了，是很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青年教師楊鍾穎是我在吉林大學哲學系的校友，低我一級。我們是好友，他說：“老范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創新上方法的失誤。”

青年教師曲明哲說：“小范從政治上與中央還是保持一致的，治學嚴謹，中國知識分子好的方面表現很充分。”

黨支部書記李寧老師說：“1，態度端正，誠懇；2，耐心聽取批評意見，實事求是；3，有事業心，志向很高，很有個性，不修邊幅；4，政治上謹慎。”對於我的文章，她說：“總的看法是探索中的失誤。脫離實際，搞書齋哲學，學究氣；通俗化，大眾化不足；喪失革命樂觀主義，正確對待批評。”

雖然大多數入會者都對我做出了肯定的評價，但由於劉鳴威的堅持，我的第一次總結被否定了。

機關黨委書記趙日晨找我談話，說，我們黨校有57名同志承認自己受某某化的影響，甚至散布了自由化的言論，但你居然一句不提。你是教師中文章發表最多影響最大的，怎麼可能不受自由化的影響？

我說，別人怎麼樣我不知道，我說的都是我個人的學術觀點。

林志副校長把我找到了他的辦公室，私下談話，他說，小范，你那麼犟幹什麼，認一下錯，承認你的個別觀點受自由化的影響，有什麼啊

我說，不可能，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他們願怎麼弄就怎麼弄吧，我得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林志笑着說，你說共產黨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都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都有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權利，這總不能說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吧。

我急了，走到他的書架前，拿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翻到《共產黨宣言》一書說，你看看這裡怎麼說的？你這選集上沾滿了灰塵，看來，你也很久沒有讀馬克思的東西了。

2.   4月25日上午九點

4月25日上午九點，我不得不進行第二次總結。

我基本上重複了第一次所說的話，並對於批評我“傲”的問題解釋說：“我是比較‘清高’的。對自己多年研究而得到的幾點見解也比較自信。應當說，從到（87年）黨校至去年夏，我接觸同志（主要是中老年領導）不好，主要原因是沒時間，沒事去串門，也覺得無聊。”

我說：關於我“看不起人，有。（我認為他們）後天不努力，混，不接觸新問題。我覺得知識分子該像個知識分子。我固執，（說服我需要靠）觀點說服。”

直到中午吃飯，對我的批評還沒有結束。那些年，為了擠出時間從事理論研究，我幾乎天天都在學校食堂吃飯。但那天開飯的時間已經過了，沒有吃的了。我也沒有心情吃。黨校副校長郝懷禮是我在中央黨校讀書時的同學，他在培訓部，我在理論部。他讓我到他家吃，我說謝謝，不用了。

整個遼寧省委黨校只剩下我們哲學教研室的工作還沒有結束。而我們教研室就只剩下我一個人。

3.   5 月30日下午

5 月30日下午，又要我進行第三次總結。

省里來的工作組的負責人，兩位副校長，都參加了會議。郝副校長首先講話說，這是大是大非問題，小范發表了這麼多的言論，同人民日報批評的自由化言論如出一轍，如果他自己沒有好好地自我批評，如果我們不幫助他提高認識，這怎麼可以！

我就劉鳴威一再糾纏的八個問題進行了說明，我還是堅持自己的基本觀點，並在馬列選集，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以及某些中央文件中，尋找大量的根據支持我自己的觀點。

我講完以後，黨支部主要負責人再次表態。支部書記李寧說，小范在研究方法上有些問題過分考究了，繁瑣了，要從書齋哲學中衝出來。

副支書胡延風（他是我在中央黨校理論部的同學）說，小范 “對自己問題的分析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找了主客觀原因，在六四中一般學術探討中的具體問題不一定要在這次中解決。”

齊戎說：“有些具體問題一時難以說清楚。這些學術問題慢慢去研究，注意學術研究的大背景。”

劉鳴威再次發難，說：“有些問題還沒有談，有些是非問題要下決心搞清楚。是錯誤觀點，無論政治上學術上的都應當解決。有些問題應當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就是今天的國內自由化的大氣候，要放在這個條件下看。”

意見嚴重對立，書記李寧無奈地說：“下一次繼續討論。“

食堂已經下班了，我餓着肚子回到了家裡，爬上六樓，空蕩蕩的一間房子，就我一個人，一點人氣也沒有。我打開了錄音機，聽完了柴科夫斯基的《悲蒼》後，又聽京劇《野豬林》，一遍又一遍，悲涼絕望的氣息籠罩着我，我感到生命又一次走到了盡頭。

我站到了涼台上，對面樓里的燈光一家家的熄滅了，而《悲蒼》又一次襲來。我不想活了，想跳下去。但又一想，我走了容易，可爸爸媽媽怎麼辦，他們重病在身，怎麼活下去。

一再糾結。

淚水滿面。

4.   7月16日

7月16日，我第四次總結，心裡涼透了。我基本上照着第三次的稿子再念一遍。我念完後，絕大多數同事都不說話了。只有劉鳴威再次發言，他說，小范“正視了一些自己的問題，對有些問題有所認識，但認識很不夠。有些主要問題還沒有認識。還應認真地進行反思檢查。”

我心如死灰地坐在那裡。最後，機關黨委趙日晨書記說，可以先到這裡，以後繼續提高認識。後來知道，省里來的工作組組長聽了我的自我檢查後，認為我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對於一個青年教師，要給他一點時間慢慢認識。可惜，我連她的名字都忘記了，但永遠感謝她。

黨支部給我寫了鑑定，全文如下：“同意該同志個人總結。范學德在六四中嚴格遵守黨的紀律，與中央行動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平時工作中嚴格按黨章要求自己，出色完成教學科研任務，教學效果好，科研成果突出。個別文章的某些觀點偏激。“

我沒事了。

我知道，一切都過去了。

2008年1月2日，據保留下來的自我總結原稿寫作

2018.8.18 刪節後如上

附錄

在這次“黨員重新登記”運動中，每一個黨員都要寫一份書面的自我總結。

1990年4月6日，在我們哲學教研室黨支部生活會上輪到我進行自我總結了，我一開頭就說：“自1984年在瀋陽藥學院參加整黨以來，總的來說，我一直隨着我們黨和國家的進步而不斷進步，儘管5年來，我在工作和科研中存在着許多錯誤，缺點及弱點，但是，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一直堅定跟着黨走的，始終與人民同呼吸，與改革開放共命運，並完成我的本職工作，捫心自問，我自認為我沒有玷污共產黨人的良心。”

在第一部分“在政治風波中的表現”（每個人都必須說明——范注）中，我說：“對腐敗與官倒如再不嚴懲，就會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我認為“學生的愛國熱情應得到黨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但嚴懲腐敗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制，推進民主一定要採取民主的程序和手段，而沒有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會大大延緩。”

對於我在省里的理論討論會提出的三點呼籲的第二點（千萬不要再用搞運動的方式反自由化了），我重申：“用運動的方式解決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矛盾，從來都是不成功的，往往直接導致傷害大批政治的知識分子。”同時我承認，在鄧小平和中央已經明確反對自由化後，我的觀點“容易引起人們對反自由化鬥爭的必要性的懷疑，在政治上是不嚴肅的，於黨的事業是不利的。”

在第二部分“對學術理論觀點的反思”中，我認為，幾年來，“在研究探索中，我一直堅持了兩個基本觀點，第一，要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之中。”第二，“既反對文化復古主義，又反對全盤西化論，主張用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作指導，綜合中西文化之長，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

我認為，我在論文中出現的“一些錯誤的，片面的，不成熟的觀點及不準確的敘述，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其一，“我在從共性與個性的關係出發論證民主的共性時，忽視了對民主的個性，對不同類型的民主之間的對立作全面地分析。”

其二，我承認，“我在‘阻障馬克思主義大發展的社會——文化機制’（內部發表的）一文中的某些觀點的表述是不成熟的，個別提法是錯誤的，某些詞句在情緒上是偏激的。”這主要是指我在論述“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合一”時，1，“沒有再次強調這種阻障機制集中表現在‘非常時期’”；2。“沒有指出即使在這種出現了全局性長時期嚴重錯誤的非常時期，也應承認意識形態中還存在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儘管它不占統治地位”；3，沒有指出黨內外也有人與這種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進行了鬥爭，“儘管它無法改變當時的‘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合一’的狀況。”

我認為“我在學術上的觀點受到了3個方面的影響：

第1，我在研究現代西方哲學時，在接受了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某些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受到了某些消極影響，這主要表現在我對當代人存在的處境時常流露出一種悲觀的情緒，從二次世界大戰，環境污染，人口爆炸，核威脅，蘇聯大清洗，中國的十年動亂，都使我感到人類的非理性力量太強大了，個人在盲目的破壞的社會力量面前往往是無能為力的。這種悲觀情緒雖然從來沒有寫成系統的論文，但在我與朋友們的通信中常流露出來。

第2，我在研究馬克思的早期思想時，受某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把馬克思主義人道化的影響，注重發掘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義思想，注重從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這個層面上理解馬克思，而沒有很好地把它同馬克思的其他觀點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在我抨擊十年動亂的某些文章中是有所表現的。

第3．幾年來，社會上及黨內大量存在的，急劇膨脹起來的腐敗現象使我憤慨萬分，悲憤欲絕，這就造成了對現實某些問題的觀察及和分析，往往趨於偏激而缺少系統的冷靜地分析，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在教研室日常討論的某些發言中及與朋友的談話中。”

我最後寫道：三年來，“我把工作之餘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科研上，力圖通過自己的創造性研究為豐富我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而貢獻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儘管至今還成果寥寥，但幾年來自己一直沒有停止過筆耕，共發表了30餘篇學術論文，這其中有7篇發表在國家級刊物上，一部27萬字的學術專著也由國家級的出版社出版，”還有一篇論文，獲得中宣部，中央黨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入選論文獎”。

1988年與省委黨校的學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