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中國再發生什麼都可以理解

                                范學德

這一位不原意我公布他網名的，姑且叫他蒙面兄吧，也是貓眼上的大俠。一到旅館住下後，我就給他打電話，約晚上見一面。一見面，蒙面兄就說，我不同意你那篇文章的看法。哪篇？就是說這樣對老人家（毛澤東）不公道那篇。我知道，好些人對那篇不滿意。

老兄的坦率令我很高興，我們坐下來，一邊喝果汁，一邊聊。他說，他沒看我的文章，只看了標題，他認為我的標題有誤導作用。

我笑了。那個標題本來就是想刺激一下而已。我還是很高興他高抬貴手，沒有一磚頭拍死我。我說，沒有關係，這個問題可以討論。

我們的討論進入正題，焦點在於，在官方已經確立了不可突破的底線前提下，我們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言說？或者說，除了那個不可推卸責任者的責任之外，每一個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他是否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並且應當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蒙面兄堅持首先要解決領導者的責任問題，我堅持無論領導者的責任如何，無論他們是否推卸自己的責任，我們都應該承擔起自己那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們倆人溫和地討論，慢慢地喝果汁，儘管誰也沒有說服誰，但了解了彼此的觀點。

順便還說了那位偉大統帥會不會打仗，蒙面兄堅持說那也是吹出來的，他沒上過軍校，怎麼會打仗？我則認為他的確能打，再說，能打仗的將帥也未必都是軍事學院培養出來的。

第二天早上，我們繼續聊，這回我們吃的是廣式早點，可惜我肚子不好，只吃了一根油條。那天，颱風過境，大雨傾注。何不語頂着大雨，一大早就搭車從外地趕來看我們，並一起聊天，吃飯。看到他的外衣全濕透了，我很過意不去。就勸他換上了我的一件黃色的體恤衫。

何不語人微胖，普通話中帶點廣東味，說起話來滿實在的，看不出是一個商人。聽他講作買賣的事，聽得我驚心動魄，幾十萬，上百萬的錢，說不給你就不給，根本就找不到說理的地方。這，實在是我無法想象的，我也真佩服他了，就這樣，還能挺下來，繼續創業。

          ……

2005.8.18

 破題：所謂這就是指個人沒有反省自己的文革中的罪責

批范學德先生之文革反思觀
    文章提交者：李三來也 加貼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絡 http://www.cat898.com

        批范學德先生之文革反思觀
            李三來也/貓眼看人

      聽到范夫子到中國的消息，我正在塞浦路斯街頭。說實話，但是我對范先生前之《m》文，是有不同看法的。本想當面與范先生一辯方休的，無奈現在只能“屏”上談兵，把我的想法寫出來，以就教於范先生。我想就是面對面的激辯也不過如此罷。
      我並不懷疑范先生反思的忠誠。確切地說，作為一個後生，文革我只是一個局外之人。文革於我不過是親眼看到、聽到，卻未親歷、親自參與。以范先生之親歷、親聞，為文革懺悔，本是應當之事。其參與文革的心路歷程必然歷歷於心，最為真切，足為信史。其心靈之坦蕩，也足可見其其忠誠，
      鄧小平先生曾有言：“現在要防右，但主要還是防左”。鄧夫子之出此言，最重要的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有着實際的問題在裡面。這就好比在抗戰時期，全民抗戰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如果在國難當頭之時，我們還在大談日本人如何認真、日本人如何文明、日本女人如何可愛就顯得太不合時宜了。正如鄧先生十幾年前所言，現在中國的問題最大的問題，仍然是如何防止左的問題。防右故然重要，但防左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范先生的反思文革，從民族性、從文革參與者的罪惡來進行分析，無疑是必要的。要真正杜絕文革的重演，我們每一個參與的人都需要反思，都需要進行深層次的思考。是的，中國確實存在着文革的土壤，也可以說中華民族都存在着誘發文革的基因。台灣不是也曾存在着以崇拜蔣介石、以對蔣介石的畫像供奉，稍有不遜即入罪的“小文革”麼？但是需要強調的作為文革的主要發動者、作為施暴者首先需要得到清算，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基礎，就開始把被虐者作為清算的重點，這就是本末倒置。
      我們平時講到一個問題總是要“雖然”“然後“但是”一番。“雖然”是前提，“但是”才是我們真正要說明的。如果一個問題的“前提”，都不確定，又何來“但是”後面的結果呢？
      我們對文革的禍首罪惡的清算還不夠嗎？是的，非常的不夠。就是在文革結束二十五年之後，改革開放也發展了二十多年之後，我們其實還並沒有走出文革的夢魘。文革的幽靈就象一個乾屍般的餓鬼，一直中華大地上徘徊。它遠遠沒有離去，時不時都有一些睜眼瞎似的糊塗蟲在為它在叫好，在千萬遍地為之招魂。改革一旦遇到新問題，那些孝子們就立即跳出來，罵改革、罵開放、妄圖把文革這條死馬，重新拉回到我們的政治體制之中。他們還時不時地跳出來，喊打喊抓喊殺。更有一些人，披着各種外衣站出來，拉出“一分為二”的辯證“反思”的架勢，借改革開放後言論自由空前的興盛，行的卻是對人民進行極端統治、復辟文革之實。因此，一位叫“十年砍柴”的網友就已明確指出：如果說要對文革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和反思的話，那麼得出的結論就是“此路不通”。
      但是，值得我們警惕的是，范學德先生承認文革的災難性、文革的罪惡性，但是站在認為對文革的批判已經到了“底線”的立場，來反過來對文革的受害者、被虐者、參與者來進行反思。正是以范學德先生平時對民主自由的推崇，而轉而劍走偏鋒、以這樣的一個貌似公允的姿態出現，看起來是在分析文革的深層次原因，而其起的作用卻是在實質上幫前述所謂“反思者”的忙，最終效果也不過是為文革的罪魁張目，為文革罪魁的罪責開脫罷了。而其對人的蠱惑更有以柔克剛、化力量於無形的效應，更具不可替代的破壞性。

特別是對於一些本來就對文革沒有一個起碼的常識的八十年代以後剛剛走上社會的人，造成一種具有一種毀滅性的認識————原來文革的罪惡是我們民族的必然？文革是當時的必然走向？甚至進而產生出依我們現在的國情，是不是應該或是會再需要“三五年再來一次”文革呢？
      對范先生反思文革、解剖自己的勇氣，我倒是欽佩的。但是我們可以理解到的范先生的謙虛、誠實和敢於剖析自己精神，以自己在文革中的勇氣和行為，來比之以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的勇氣來進行比較，而從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迷茫來找出罪惡，並以自己的“此罪”來抵消施暴者、策動者的“彼罪”，是不是同樣也是對文革這段人為的災難的一種曲解，同樣是有欠公允的呢？
      如果罪惡也是可以抵消的，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從南京大屠殺中，天殺的主將唐生智的玩忽職守、背叛國家的隻身出逃、國軍以三對一、十五萬國軍卻被五萬日軍打得一敗塗地、四散奔逃、更加之以整個部隊的臨陣投降，和數十萬人在四天之內排着整齊的隊伍等着日軍一個個砍殺、活埋、擊斃的引頸就戳的麻木和缺乏鬥爭精神的罪責，就可以抵消日軍的殘暴、威脅的罪惡呢？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在我們反思着這場本不應有的屠殺時，是不是也要問一問“這樣對待日軍不公道”？
      歷史確實是客觀的，她實實在在地呆在那————赤身祼體、毫無遮掩；反思也是客觀的，她也存在於我們的心裡——我們的良知可以保證她的真實。但是，在一個不適當的時候，從反思一個次要的、被動的“從犯”開始，最後達到的卻是以“從犯”的罪惡，來抵消“主犯”的罪惡，在良心上范先生可能是無愧的，但是在效果上卻是令人懷疑的，在邏輯上則更是荒謬的。
    這樣的反思，很有可能不是對文革的清算，而是對文革的是非曲直的一種撥亂反正和反攻倒算，其結果可能將是把文革罪魁從歷史的恥辱柱上請下來，重新請上根本就沒有動搖過的神壇，最終把一個裝神弄鬼、全知全能的神漢和妖孽，九原返魂，讓它重新把它的膿血播撒神州！

    以上淺見，請良知的范學德兄三思。

答李三來也對我的批判或批評

范學德

我的一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一些網友的反感，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有些朋友連文章都沒有仔細地讀一遍，就加罪於我，這，令我感到的就不僅僅是悲哀了。

文革已經過去了，但文革的思維和語言並沒有過去。最令人無法理解的就是：在某些渴望徹底地否定文革的朋友的心中，竟然深深地刻着文革的烙印。

文革仍在繼續之中，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而已。而網絡紅衛兵，又何止是左派！

下面，是我對李三來也先生的批判的回答：

首先，我不會用某先生的立論來述說現在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什麼防左。我們早就該告別這一類的紅色語言了。什麼左啊右啊的，還不是當權者說了算。在我看來，現在中國的最大問題就是自由化，民主化，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核心，又是一個制度化的問題，建立一套完整的自由的制度，民主的制度。

中國受專制主義之害久矣，舍自由和民主，絕無醫治這一痼疾的良藥。沒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就沒有一個未來的新中國，就走不出兩千來中國式的專制主義的怪圈和宿命！

革人類一切美好文化之命，從思想開始實行全面專政，這正是中國式的專制主義登峰造極的表現。

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有兩點實事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第一：官方的確已經對文革做出了一個全面否定的評價，並認為毛應當為此而負主要責任；第二：而這個決議，就是在大陸探討文革問題的底線。不論我們是否高興，在可見的未來，我看不到突破這個底線的希望。

這一點，李三來也先生你也是清楚的，不然，你就不會用“文革罪魁”這一類的曲筆而不敢直呼其名。當然，這不是先生膽量不足，而是你清楚現實，如果你突破底線，哪怕就是在這虛擬空間，你也得閉口，不然，就被封帖。

當我說“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都歸結到毛澤東身上，這對老人家不公道，也不合事實，就是把它歸到林彪和四人幫身上，也不公道，也不合事實”，我絕對沒有否定偉大領袖要負主要責任，在這一點上，我與決議沒有分歧。我只是說，把錯誤“都”歸結到一個人身上這不符合事實。

就連鄧先生也說過，文革這樣大的災難之所以會在中國發生，與體制有關。體制就是制度。其實，何止是制度，還與兩千年的專制主義文化傳統有關，與整個國民有關。我思考的就是，無論我們個人的責任如何微不足道，但對於這一場人類浩劫來說，我到底有沒有責任？

這就是我的問題：不管文革的發動者和組織者是否負起他們必須負的主要責任，作為積極參加文革的每一個人（首先是我），要不要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換句話說，如果我作的錯事並不是在暴力的直接脅迫下而作出的，我是否應該為自己當年的錯誤行為而道歉？！

再換句話來說，如果不是毛摁着你的手打人，寫批判稿，那麼，每一個在文革中打了人的人，寫了批判稿的人，要不要有勇氣承擔起自己的罪孽？！

再換句話來說，是不是只有等到了徹底清算文革的罪行之後，我們這些在文革中犯了罪的人才開始懺悔自己的罪孽？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如果他們不認罪，是否我們犯下的罪過就有理？

再換一句話來說，難道繼續認識文革組織者的罪過與反思我們自己的罪過，就不能夠同時進行嗎？

我為中華民族而感到悲哀，這個民族既缺乏良知，又缺乏面對自己心靈的黑暗的勇氣。文革結束已經將近三十年了，但有幾個文革的積極參入者為自己當年的罪孽懺悔？更不必說四清，說反右，說反胡風，說土改了！

這是一個被中國式的專制主義塗炭了心靈的民族，它的心靈還在蹂躪之中。

中國式的專制主義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方面，它是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冒充為“人間上帝”，甚至可以說是層層的“人間上帝”；另一方面，則是芸芸眾生成為順民和愚民，他們完全地依從那個“人間上帝”。因此，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當某個“人間上帝”在台上時，臣民們三呼萬歲萬萬歲，把一切都歸功於聖上的偉大；而當那個“人間上帝”壽終時，奴僕們又把一切罪過和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無論順民還是愚民，他們都不過是“人民”，是“群眾”，是一個“零”而已。只有依附着在他們上面的“人間上帝”，他們才能作為一個數字而被數算。“人民群眾”，他們從來就沒有作為一個單獨的個人而活着。這也就是說，“人民”或者“群眾”既沒有勇氣去自己思想，也沒有勇氣去承擔自己的責任。

個人，還是“人民”，這就是生死之別。

自由社會以公民為基礎。只有個人才能成為公民。所謂公民，就是一個為自己在自由意志下所作出的一切行動承擔責任的個人！

把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罪孽，說成是“最終效果也不過是為文革的罪魁張目，為文革罪魁的罪責開脫罷了”，這正是“人民”的懦弱，他們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個人，所以，他們不敢說，這是我的罪孽。

至於先生說“在一個不適當的時候，從反思一個次要的、被動的“從犯”開始，最後達到的卻是以‘從犯’的罪惡，來抵消‘主犯’的罪惡”，這更是不可思議！問題不在於你從哪裡開始，也不在於從何時開始，而僅僅在於你是不是“從犯”，你是不是犯了罪？如果你是，那麼，你就應該反省你的罪惡，而不論“主犯”是否反省。這絕對不是什麼“抵消‘主犯’的罪惡”,而是承擔起自己的罪惡！

文化大革命結束已經快三十年了。但是，正如先生所說，“我們其實還並沒有走出文革的夢魘”，文革的幽靈，一直中華大地上徘徊。除了我們無法從制度上更深刻地反省文革之外，另外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昔日的紅衛兵，造反派，文革中被迫害但在文革前一再迫害人的當權者們，還很少有人為自己當年的罪過而懺悔，他們甚至連向被自己傷害過的受害者說一句對不起也不肯。

我們還要等多久？

難道要一直等到上面徹底否定了，我們才肯面對自己心靈深處的黑暗？如果他們不肯，那該怎麼辦，就一直等下去？或者，我錯得有理？

不，錯，就是錯了，並且，那是我自己的錯，無可跳脫。因為無論逃到哪裡，哪怕行將告別人世，我們也逃不掉，因為審判我們的，首先就是我們自己的良心，只要這良心還沒有完全泯滅，它必定譴責我們自己。

我們逃避自己的罪孽還要到何時？

2005.8.17

照片轉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