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始，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范学德

  在天上就急着要看到夏洛特，一个月没见了，有点想它。好，看到市中心那几座大厦了。飞机降落。上车，到家了。

        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开拔了，我要到小糖溪绿道上走走。还没到入口，迎面一个跑步归来的中年男，天哪，他竟然穿短裤和T恤，这可是摄氏零上10度的气温，牛啊。

2月2日上午，周刚冒着小雨开了半个小时的车，到康妮家，她要了Uber，一路开到肯尼迪机场，并且，拒收我分担一半的车费，说，我一个人也要搭车的。

2024.4.9

忠原知道我喜欢散步，要带我到附近的Four Miles Greenway走走。途中，到Big Rock自然保护区转了一下，地方很小，石头很大，几块孤石，带着大窟窿，散落在绿树间，一条小溪穿过。

忠原说，对的，对上帝留给我们的这本书——大自然，我们应该也好好读读。

我们的话，如同小雨，时停时续，静默时，看身外之物，路，从土路变成木板路，跟对面走来了的人说句早上好，鸟儿红色身影穿过灰白的雨线，枯枝下，冒出几个新芽。还有一些阔叶植物，立于污泥中，如荷叶，翠绿，不染，还是染？就像保罗说的，旧事已过，看哪，都成为新的了。

2024.4.23

几日后在教堂窗前又见到了两株，有些树枝过了屋檐，却垂下花团来，是看我吗？一团清丽的粉红柔软了我的心。也许，好花不但靠绿叶扶，也要靠自己的一朵朵花瓣扶持，彼此交相辉映，增色添彩。

        突然，一个问题击中了我，最近这些年来，我确定了一个基本信念，就是增强自己的感受性，在日常的普通事物中感受到上帝的神圣之爱。问题是，感受到了又如何？怎么样？

        接下来的几日不断思索，把以前零散的思想概括起来，敏锐地感受到上帝之爱，为了就是这12个字：与主亲近，丰盛生命，赞美上帝。

2024.5.5

转了一圈也没找到目标。打电话询问，哦，要揪出来的间谍藏在那里。走，按照当年革命电影《地道战》中的经典台词：“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想了一下，糟糕，别说枪，连铁锨，镐头和小铲子，大岛，啥也没带上。

看来，若遇到反抗，只能肉搏了。

到了，它们傲然挺立，也有几根倒下了，是竹林。敌人、猎物、最时髦的词，间谍，在哪里啊？就在眼皮底下。哪里逃，一个扫荡腿，腿落声起，“咔吧”，两拿高的新笋倒了。这么不禁打。大喜之余小悲，实在对不起，你们不该在这里潜伏。

就两个多月，我赢了，断食（禁食）20个小时上下，easy，很轻松。连脑子都清爽了，读书，默想，祈祷，写作，都觉得清晰了不少。

并且，偶然间还找到了科学根据，科学名词：自噬，英文是autophagy，源于希腊语，"auto"的意思是“自己”，"phagein"的意思是“吃”。维基百科介绍说，自噬是一个涉及到细胞自身结构通过溶酶体机制，负责将受损的细胞器、错误折叠的蛋白及其他大分子物质等运送至溶酶体降解并再利用的进化保守过程

最重要的是集中心力祈祷，默想，赞美上帝。让整个心灵不断地集中在一个意念上，我是天父最疼爱的孩子。甚至把它化为两个字：阿爸。三个字：主耶稣

2024.5.23

今天是恩师张岱年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近年来中国一再推崇张先生的弘扬中华文化的观点，但却抹杀或者弱化张先生对中华文化、中国哲学弊端的批评。这实际上阉割了张先生的文化观点。

张岱年先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近古时代的君王专制制度及其遏制学术自由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

在这次讲演中，张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个是缺乏实证科学……另一个缺点是缺乏民主传统。” （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138页）

后来张先生在和我聊天中说：一个人一旦当上了官，他就成了你的父母，县太爷就是“父母官“，比他高一级的太守，就成了”公祖“，老百姓的祖宗了。说到” 老百姓的祖宗”这句话时，张先生笑了，接着又说，要是换了一个太守，老百姓就换了一个祖宗！他说，太守，也就是相当于省长省委书记吧，他就成了你的祖宗，那比他更高的皇帝该称呼什么啊？没法称呼了，就是“天子”了，你要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怎么好事都凑到一天了，有点担不起

                       范学德

          2024.5.26记事

搬到北卡十个月了，今天将是最忙碌的一天。上午，在南卡格林维尔华人基督教会讲道。结束后，开车将近两个小时，到南卡的约克郡主恩基督教会野餐短讲。晚六点，赶到一位本家弟兄家吃饭。这好事都凑到一天了，有点重。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孙淑英

                            范学德

今天同孙淑英聊了一阵子我突然冒出一句话：“你是我的伯乐。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

转过年来的一月二十一日，我给当兵了的好友郭有伶写信说：“我最近的活动是：早晨至五点起床到老庙，往小队推粪三趟。7点半回家吃饭，8点钟到小队干活，有时刨粪，有时抹墙。11点半下班。下午1点干活，至4点半五点，五点钟与五点半给牲口铡草，灰呛得嗓子冒烟，鼻孔出黑龙。下午6点开会，搞农村的斗批改，有时也值宿。本人根底浅，德行低，才能薄，是个小小庸夫也，大的指头不大了，无能者只好务农。”

我还告诉老同学：“通过劳动，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增加了不少，起码来说，不怕脏了，用手搬大粪车也不觉恶心了。”

转眼间到了1973年年底。分工分。我去信告诉郭有伶：“年终结账，我全年劳动了四千四百多个小时，这样，每天就是要劳动十二个小时，合4059分，值四百元伍角玖分。”

有次晚上我讲儒法斗争，她到了我们小队部，站在外屋悄悄听了，后来，听说还夸我讲得好。在这不久后，丹东军分区警备部召开“民兵批林批孔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被镇里提名为积极分子。镇武装部干事周少坤还到了我们小队，跟我说，你这小孩脑瓜子还挺聪明的，连孙书记都看上了你。

我去丹东参加了会议。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了大城市，还下了饭馆，住进了军分区招待所。也是第一次坐在坐式马桶上方便，哈哈，方便居然还可以如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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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烈的印象是1974年七、八月份

将近一个月后，十月五日，孙淑英书记找我谈话，我不再担任生产队长职务了，到镇里担任镇党委宣传委员，成为“以农代干”的干部。形式上，我不是国家干部，还是农民，还挣工分。但实质上，我从事的是国家干部的工作，因此，除了年底参入生产队的分红外（钱由镇里出），每一个月，镇里给我补助十八元钱。第一次拿到国家补助的十八元钱时，我很激动，活了十九年，我终于挣到国家的钱了。

我成了镇里最年轻的干部，还参加镇党委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