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始，最想聽到的一句話......

            范學德

  在天上就急着要看到夏洛特，一個月沒見了，有點想它。好，看到市中心那幾座大廈了。飛機降落。上車，到家了。

        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開拔了，我要到小糖溪綠道上走走。還沒到入口，迎面一個跑步歸來的中年男，天哪，他竟然穿短褲和T恤，這可是攝氏零上10度的氣溫，牛啊。

2月2日上午，周剛冒着小雨開了半個小時的車，到康妮家，她要了Uber，一路開到肯尼迪機場，並且，拒收我分擔一半的車費，說，我一個人也要搭車的。

2024.4.9

忠原知道我喜歡散步，要帶我到附近的Four Miles Greenway走走。途中，到Big Rock自然保護區轉了一下，地方很小，石頭很大，幾塊孤石，帶着大窟窿，散落在綠樹間，一條小溪穿過。

忠原說，對的，對上帝留給我們的這本書——大自然，我們應該也好好讀讀。

我們的話，如同小雨，時停時續，靜默時，看身外之物，路，從土路變成木板路，跟對面走來了的人說句早上好，鳥兒紅色身影穿過灰白的雨線，枯枝下，冒出幾個新芽。還有一些闊葉植物，立於污泥中，如荷葉，翠綠，不染，還是染？就像保羅說的，舊事已過，看哪，都成為新的了。

2024.4.23

幾日後在教堂窗前又見到了兩株，有些樹枝過了屋檐，卻垂下花團來，是看我嗎？一團清麗的粉紅柔軟了我的心。也許，好花不但靠綠葉扶，也要靠自己的一朵朵花瓣扶持，彼此交相輝映，增色添彩。

        突然，一個問題擊中了我，最近這些年來，我確定了一個基本信念，就是增強自己的感受性，在日常的普通事物中感受到上帝的神聖之愛。問題是，感受到了又如何？怎麼樣？

        接下來的幾日不斷思索，把以前零散的思想概括起來，敏銳地感受到上帝之愛，為了就是這12個字：與主親近，豐盛生命，讚美上帝。

2024.5.5

轉了一圈也沒找到目標。打電話詢問，哦，要揪出來的間諜藏在那裡。走，按照當年革命電影《地道戰》中的經典台詞：“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想了一下，糟糕，別說槍，連鐵杴，鎬頭和小鏟子，大島，啥也沒帶上。

看來，若遇到反抗，只能肉搏了。

到了，它們傲然挺立，也有幾根倒下了，是竹林。敵人、獵物、最時髦的詞，間諜，在哪裡啊？就在眼皮底下。哪裡逃，一個掃蕩腿，腿落聲起，“咔吧”，兩拿高的新筍倒了。這麼不禁打。大喜之餘小悲，實在對不起，你們不該在這裡潛伏。

就兩個多月，我贏了，斷食（禁食）20個小時上下，easy，很輕鬆。連腦子都清爽了，讀書，默想，祈禱，寫作，都覺得清晰了不少。

並且，偶然間還找到了科學根據，科學名詞：自噬，英文是autophagy，源於希臘語，"auto"的意思是“自己”，"phagein"的意思是“吃”。維基百科介紹說，自噬是一個涉及到細胞自身結構通過溶酶體機制，負責將受損的細胞器、錯誤摺疊的蛋白及其他大分子物質等運送至溶酶體降解並再利用的進化保守過程

最重要的是集中心力祈禱，默想，讚美上帝。讓整個心靈不斷地集中在一個意念上，我是天父最疼愛的孩子。甚至把它化為兩個字：阿爸。三個字：主耶穌

2024.5.23

今天是恩師張岱年先生誕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近年來中國一再推崇張先生的弘揚中華文化的觀點，但卻抹殺或者弱化張先生對中華文化、中國哲學弊端的批評。這實際上閹割了張先生的文化觀點。

張岱年先生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他認為：“中國近代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近古時代的君王專制制度及其遏制學術自由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

在這次講演中，張先生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兩個最大的缺點：一個是缺乏實證科學……另一個缺點是缺乏民主傳統。” （見《張岱年全集》第6卷138頁）

後來張先生在和我聊天中說：一個人一旦當上了官，他就成了你的父母，縣太爺就是“父母官“，比他高一級的太守，就成了”公祖“，老百姓的祖宗了。說到” 老百姓的祖宗”這句話時，張先生笑了，接着又說，要是換了一個太守，老百姓就換了一個祖宗！他說，太守，也就是相當於省長省委書記吧，他就成了你的祖宗，那比他更高的皇帝該稱呼什麼啊？沒法稱呼了，就是“天子”了，你要喊“萬歲萬歲萬萬歲!”

怎麼好事都湊到一天了，有點擔不起

                       范學德

          2024.5.26記事

搬到北卡十個月了，今天將是最忙碌的一天。上午，在南卡格林維爾華人基督教會講道。結束後，開車將近兩個小時，到南卡的約克郡主恩基督教會野餐短講。晚六點，趕到一位本家弟兄家吃飯。這好事都湊到一天了，有點重。

我人生中的第一個伯樂——孫淑英

                            范學德

今天同孫淑英聊了一陣子我突然冒出一句話：“你是我的伯樂。我人生中的第一個伯樂。”

轉過年來的一月二十一日，我給當兵了的好友郭有伶寫信說：“我最近的活動是：早晨至五點起床到老廟，往小隊推糞三趟。7點半回家吃飯，8點鐘到小隊幹活，有時刨糞，有時抹牆。11點半下班。下午1點幹活，至4點半五點，五點鐘與五點半給牲口鍘草，灰嗆得嗓子冒煙，鼻孔出黑龍。下午6點開會，搞農村的鬥批改，有時也值宿。本人根底淺，德行低，才能薄，是個小小庸夫也，大的指頭不大了，無能者只好務農。”

我還告訴老同學：“通過勞動，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增加了不少，起碼來說，不怕髒了，用手搬大糞車也不覺噁心了。”

轉眼間到了1973年年底。分工分。我去信告訴郭有伶：“年終結賬，我全年勞動了四千四百多個小時，這樣，每天就是要勞動十二個小時，合4059分，值四百元伍角玖分。”

有次晚上我講儒法鬥爭，她到了我們小隊部，站在外屋悄悄聽了，後來，聽說還誇我講得好。在這不久後，丹東軍分區警備部召開“民兵批林批孔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被鎮裡提名為積極分子。鎮武裝部幹事周少坤還到了我們小隊，跟我說，你這小孩腦瓜子還挺聰明的，連孫書記都看上了你。

我去丹東參加了會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了大城市，還下了飯館，住進了軍分區招待所。也是第一次坐在坐式馬桶上方便，哈哈，方便居然還可以如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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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烈的印象是1974年七、八月份

將近一個月後，十月五日，孫淑英書記找我談話，我不再擔任生產隊長職務了，到鎮裡擔任鎮黨委宣傳委員，成為“以農代干”的幹部。形式上，我不是國家幹部，還是農民，還掙工分。但實質上，我從事的是國家幹部的工作，因此，除了年底參入生產隊的分紅外（錢由鎮裡出），每一個月，鎮裡給我補助十八元錢。第一次拿到國家補助的十八元錢時，我很激動，活了十九年，我終於掙到國家的錢了。

我成了鎮裡最年輕的幹部，還參加鎮黨委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