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的普遍認知里，晚期的大清王朝就是腐敗、無能的象徵，不停地戰敗、割地賠款，1895年甲午戰敗後《馬關條約》的簽訂更是導致空前的民族危機。可今天，我們要講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一個不應被淹沒的歷史真相——甲午慘敗後，清政府從列強手中奪回兩大群島。

奇恥大辱 痛為國殤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對外侵略擴張，藉機派兵進入朝鮮，並挑起了甲午中日戰爭。

經過洋務運動清政府雖然籌建了北洋水師，在海軍戰略上卻非常保守：專注於防禦而不提倡奪取制海權。李鴻章更是主張：“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庶無事揚威海上，有警時仍可收進海口，以守為戰。而且自北洋水師正式成立後，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隻，甚至在1891年以後，連槍炮、彈藥都不再購買。

反觀日本，隨着北洋水師的崛起，日本就開始了“第一期對清軍備擴張計劃”，先後從英、法等國購買了4艘戰艦。隨後又開啟新一輪擴張計劃，並在巡洋艦上加裝速射炮。至甲午戰爭爆發前，曾經落後的日本海軍已擁有大小船艦33艘、排水量達6.2萬噸。

結果是慘痛的，從豐島海戰到鴨綠江潰敗，從大連陷落到旅順屠城，從大東溝決戰到威海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甲午戰爭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教訓最重的一次戰爭，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島，賠償2.3億兩白銀。大清徹底淪為列強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

馬關條約

餘燼中的覺醒：新政催生的海洋意識

著名思想家梁啓超曾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甲午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卻也極大地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成為清政府改革的催化劑。1901年啟動的“新政”不僅涉及軍事、教育，更悄然重塑着這個古老帝國的海洋主權意識。

清末新政

1. 海軍重建：廢墟上的鳳凰涅槃

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後，清政府秘密派遣薩鎮冰等將領赴英德考察。1903年，江南製造局開建新型巡洋艦“海圻”號，其裝備水平已接近日本最新戰艦，1905年清廷成立海軍處時，留美幼童唐紹儀力主引入無線電技術，使艦隊指揮系統領先亞洲。

2. 國際法覺醒：弱國的智慧博弈

在駐美公使伍廷芳建議下，外務部開始系統研究《萬國公法》。1902年成立的“譯學館”集中翻譯了《海權論》等西方著作，培養出嚴復等精通國際法的官員。這種知識儲備，在後來奪島時發揮了關鍵作用。

萬國公法

3. 實業救國：海洋經濟的覺醒

張謇等實業家推動的“漁業公司計劃”，讓清廷首次意識到南海漁場的經濟價值。1906年設立的“勸業道”，更將海島開發納入國家戰略。

奪島：教科書級的外交博弈

1907年至1909年，清廷以雷霆手段從日本、法國手中奪回東沙群島與西沙群島，創造了近代中國首次通過國際法維護海洋主權的奇蹟。

先來說說東沙群島。1907年，日本客商西澤吉次擅自侵入東沙島，升起日本商旗，並改名為“西澤島”，妄圖將其據為己有。

面對公然的領土侵犯，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率“伏波”“琛航”兩艦封鎖東沙海域，對日本援引“無主地先占”原則，兩廣總督張人駿派出測繪隊實地取證，找到明代漁民建造的天后廟遺址，以及刻有“大明宣德”字樣的銅鐘，證明東沙早有中國漁民活動。出示西澤破壞中國漁民設施的公證文書，坐實其“非法侵占”罪名。1909年10月，日本在鐵證面前被迫承認中國主權。

再看西沙群島。甲午戰爭後，法國盯上了這片富饒的海域，以越南為跳板，不斷對西沙群島進行窺探和侵擾。1909年，就在收復東沙群島的同一年，清政府決定趁熱打鐵，加強對西沙群島的管控。

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奉命率領“伏波”“琛航”“廣金”三艘軍艦，前往西沙群島進行巡查和宣示主權。李准一行在西沙群島上進行了詳細的勘察，繪製了地圖，給各個島嶼命名，還在島上豎起了“大清國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巡閱至此”的石碑。他們在永興島埋下的主權碑，至今仍是中國主張南海權益的重要物證。

同時綜合運用民間力量，廣東商人裴景福組建瓊崖漁業公司，官督商辦模式實現對西沙群島有效控制。 最終，法國不得不放棄對西沙群島的無理要求，西沙群島繼續留在了中國的版圖之內。

潮起潮落間的歷史啟示

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在歷史教科書裡幾乎被定格為軟弱無能的王朝，也有過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其在絕境中迸發的改革能量，特別是對海洋主權的堅守，顛覆了“完全被動挨打”的傳統認知。它讓我們明白，歷史是複雜的，不能簡單地用標籤去定義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