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迎戰裝備精良的日軍。然而，戰場上的槍炮聲掩蓋不了中國軍隊一個沉重的現實：武器嚴重短缺。士兵們拿着老舊步槍，子彈不配套，火炮稀缺，彈藥難以為繼。
是什麼讓一個擁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國家，在關鍵時刻如此捉襟見肘？答案指向南京國民政府在抗戰前的一次重大失誤——以整理兵工為名的行動，卻演變成了一場摧毀軍事工業的浩劫。
抗戰前的軍事工業基礎與隱患
中國的近代軍事工業起步於19世紀後半葉的洋務運動。1865年，江南製造局在上海創立，這是當時東亞地區最具規模的兵工廠之一。工廠占地廣闊，擁有從英國進口的機床，能生產120毫米管退炮，甚至嘗試製造305毫米重炮。
到1868年，江南製造局還成功造出中國第一艘現代蒸汽船，顯示出一定的技術實力。廠內僱傭了3000多名工人，技術骨幹的工資遠高於普通勞工，成為吸引人才的亮點。
與此同時，地方軍閥也在發展自己的軍工體系。山西的太原兵工廠是個典型例子。1912年，閻錫山在太原建立機器局，後升級為兵工廠。到1930年，該廠擁有3800台機器和1.5萬名工人，每月能生產1500支步槍、500支手槍、300門迫擊炮和300萬發子彈。太原兵工廠還研發出105毫米重山炮和88毫米野戰炮，專為山區作戰設計，體現了地方工業的靈活性。
湖北的漢陽兵工廠是另一重要支柱。1891年由張之洞創辦的漢陽廠，專注於步槍和彈藥生產。雖然設備老舊，到1930年代初仍能每月生產兩門75毫米山炮，為軍隊提供基本裝備。這些兵工廠的存在，讓中國在20世紀初具備了初步的武器生產能力。
然而，這些兵工廠的發展卻是各自為政，缺乏統一規劃。江南製造局生產的炮彈，可能無法用於太原的火炮；漢陽廠的步槍彈藥，也常與其他工廠的產品不兼容。這種型號繁雜、零件不通用的局面，給軍隊後勤保障帶來了巨大麻煩。戰場上，士兵們經常因為彈藥不匹配而無法作戰，只能眼睜睜看着敵人推進。
此外，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落後也限制了工業潛力。江南製造局雖有先進設備，但缺乏自主研發能力，大多依賴外國技術指導。地方兵工廠則受限於資金和人才，難以實現大規模量產。這種分散而脆弱的工業基礎，為後來的兵工浩劫埋下了隱患。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試圖通過設立兵工署來整合全國軍事工業。兵工署設在南京，隸屬軍政部，負責制定武器標準和管理生產。1929年，兵工署提出《規定製式兵器芻議》，計劃統一步槍、火炮等武器的型號，以解決後勤混亂的問題。然而，這一計劃在執行中遇到了重重阻力。
兵工署內部派系林立，決策效率低下。一些官員主張採用德國毛瑟步槍標準，另一些則推崇捷克式機槍，爭論不休導致計劃遲遲無法落地。更重要的是，南京政府高層逐漸傾向於依賴進口武器。
1930年，一次武器展覽會上，德國顧問展示的150毫米榴彈炮引起了官員們的興趣。這門炮標價高達87萬元，僅為中國定製24門，而國內研發的同類火炮成本僅50萬元，卻無人問津。這種對外來武器的迷戀，不僅耗費了國庫資金，也削弱了對本土工業的支持。
南京國府整理造成的兵工浩劫
1930年代初，南京國民政府啟動了兵工整理，目標是統一武器標準、提升生產效率。這本是個不錯的思路，但執行過程中卻因管理失誤、內鬥和資源錯配，變成了摧毀工業基礎的災難。
整理的第一步是裁減地方兵工廠。1930年中原大戰後，南京政府將太原兵工廠降級為修械所。1.5萬名工人中，1.3萬人被裁撤，3800台機器大多停轉，廠區陷入沉寂。這一決定直接削弱了華北地區的武器生產能力。直到1935年，閻錫山努力恢復部分產能，但已無法回到巔峰狀態。
江南製造局的遭遇更為慘烈。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根據《上海停戰協定》，上海兵工廠被迫撤離。搬遷過程中，關鍵設備如西門子馬丁爐被遺棄。這座電爐是中國唯一能生產炮管鋼的設備，卻因體積龐大未被運走，最終堆放在倉庫中無人問津。1937年上海淪陷後，這些設備落入日軍手中，反過來被用於侵華戰爭。
兵工署內部的派系鬥爭加劇了整理的失敗。關於制式武器的選擇，官員們各執一詞，有的推崇德國標準，有的青睞捷克設計，多次會議無果而終。結果，工廠繼續生產五花八門的武器，統一標準的初衷徹底落空。戰場上，士兵們面對零件不通用、彈藥不匹配的窘境，只能徒增傷亡。
更嚴重的是，南京政府對進口武器的偏好達到了病態程度。1935年，與德國簽訂的數千萬武器採購合同，讓國庫捉襟見肘。一門博福斯75毫米山炮價格不菲，而國內生產的步兵炮僅需8000元，卻無人重視。
相比之下，閻錫山研發的150毫米榴彈炮，量產成本僅6萬元，性能卻不遜色於進口貨，但中央政府視其為“低端”，不願推廣。這種畸形政策，不僅浪費資源，也打擊了國內工業的積極性。
兵工整理中的管理混亂觸目驚心。1936年，兵工署進口100套37毫米戰防炮零件，計劃在國內組裝。然而，由於技術不足和組織無序，最終只組裝出94門，6套零件白白浪費。類似的事件屢見不鮮，反映出兵工署連基本協調都做不到。
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中國的軍事工業已近乎癱瘓。火炮年產量從1931年的528門下降到零，步槍和彈藥生產也大幅縮水。曾經充滿潛力的兵工廠，在這場整理中被拆得七零八落，留給抗戰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局面。
抗戰中的掙扎與代價
兵工浩劫的惡果在抗戰初期暴露無遺。1937年的淞滬會戰，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殊死搏鬥。然而，士兵們手中的步槍老舊，子彈經常卡殼，炮兵陣地因彈藥不足而啞火。缺乏火炮支援的部隊，在日軍坦克和飛機的轟炸下傷亡慘重，最終被迫撤退。
南京保衛戰是另一場悲劇。1937年12月，日軍逼近南京，中國守軍彈藥耗盡，火炮稀缺。面對日軍的猛攻，守軍無力組織有效抵抗，南京迅速淪陷，隨之而來的大屠殺奪去了數十萬軍民的生命。武器短缺雖非直接原因，卻無疑加劇了失敗的程度。
太原失守則讓局勢雪上加霜。1937年11月，日軍攻占太原，兵工廠的設備成為戰利品。這些機器被運往日軍後方，用於生產侵華彈藥。中國的工業資源反過來增強了敵人的力量，成為抗戰中的一大諷刺。
為彌補武器缺口，中國不得不依賴外援。1937至1940年，蘇聯提供了飛機、坦克和火炮，部分緩解了壓力。1941年後，美國通過滇緬公路運送物資。然而，1942年公路被切斷後，美國改用空運，飛機在喜馬拉雅山上空冒險飛行，運來的武器卻遠不足以滿足需求。
抗戰中期，國民政府在重慶等地重建兵工廠，試圖恢復生產。在簡陋條件下，工人開始組裝步槍和彈藥，但產量有限，質量也參差不齊。這些努力雖有成效，卻無法彌補早期的損失。到1945年抗戰勝利，中國軍隊仍主要依靠外援作戰。
兵工浩劫的影響不僅限於抗戰初期。它削弱了中國軍隊的抵抗能力，延長了戰爭的苦難，更延緩了軍事工業的現代化進程。這場浩劫提醒後人，一個國家的安全，必須建立在自強的工業基礎之上。南京政府的短視政策，用血的代價換來了沉痛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