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30多萬同胞慘死在日軍屠刀下，這道民族傷口，歷經了整整88年的風雨，依然沒有癒合併在歷史的長河中產生陣陣劇痛。
 
唐生智時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淞滬會戰剛落幕，70萬大軍傷亡27萬餘人，殘存的十幾萬守軍帶着疲憊與創傷倉促撤入南京，未經休整便要直面日軍的鋒芒。
 
日軍則以20萬精銳壓境，數百架飛機、上百輛坦克配合重炮，形成全線碾壓之勢。
 
南京三面環山、一面臨江的地形，本就無險可守，而國民政府高層還在為“守與棄”爭論不休——有人主張放棄空城、保存實力，有人堅持堅守首都、維護大國體面。
 
如果就此撤退，倒還沒什麼，大家都走，倒還不至於出現後來那種事，但事情卻出了意外。
 
唐生智主動請纓，當着蔣介石和眾將領的面立下誓言：“本人及所屬部隊誓與南京共存亡，不惜犧牲於南京保衛戰中。”
 
為了彰顯破釜沉舟的決心，他還下了一道狠命令：銷毀長江上所有可用的渡船，禁止任何部隊從下關渡江撤退；甚至通知北岸的胡宗南第一軍，對擅自渡江者可開槍制止。
 
這份看似決絕的姿態，瞬間點燃了十萬守軍的士氣。士兵們看着司令官斷了所有退路，都以為一場死戰在所難免，紛紛抱着“與城共存亡”的信念修築工事。
 
可沒人想到，這道斷退路的命令，日後會成為埋葬無數戰友的催命符。
 
12月5日，日軍發起總攻，外圍陣地的戰鬥瞬間白熱化。句容、湯山、淳化鎮等據點相繼失守，守軍雖拼死抵抗，卻難敵日軍的火力優勢。
 
尤其是堅守雨花台和中華門的88師，在三天激戰中頂住了日軍的瘋狂衝鋒，讓日軍付出了2600人陣亡、4600人負傷的慘重代價，卻未能守住陣地。
 
12月12日，中華門、中山門先後被日軍攻破，南京城防全面崩潰，此時的唐生智，早已沒了當初“共存亡”的豪情。
 
他本該堅守指揮部，哪怕戰死，也能為部隊爭取時間，可他卻選擇了最狼狽的逃離。
 
最諷刺的是，他當初下令銷毀所有船隻，自己卻早已預留了一條小火輪。
 
12日晚，他帶着幾名親信悄悄溜往下關碼頭，趁着夜色渡江逃往武漢。而那些被他斷了退路的士兵，還在城裡與日軍死戰，或是在混亂中尋找生機。
 
更致命的是，撤退命令的下達本身就混亂不堪。
 
蔣介石此前的戰略決策早已搖擺不定，一開始要求“短期固守”，後來見局勢危急又想撤軍，命令含糊其辭，一會兒讓“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一會兒又允許“擇機撤退”。
 
唐生智的撤退命令更是漏洞百出：他起初規定只有衛戍司令部直屬部隊和36師能從下關渡江，其餘部隊需正面突圍，可隨後又口頭補充“不能突圍者可渡江”。
 
這道前後矛盾的命令，讓原本就混亂的局勢雪上加霜，近9個師的兵力蜂擁至江邊，卻無船可用。
 
北岸的胡宗南部隊沒收到撤退通知，誤以為渡江的是逃兵，竟開槍射擊，數以千計的士兵在江水中死於自家人的槍口下。
 
有的部隊長官接到命令後，自己先溜之大吉，根本沒把撤退消息傳達給下屬，導致整建制部隊滯留城中，最終淪為日軍俘虜。
 
那些沒能渡江的士兵，要麼在街頭與日軍展開最後的白刃戰，要麼放下武器淪為俘虜，最終大多慘死在屠刀之下。
 
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隊損失約10萬人，其中多數並非戰死沙場，而是死於這場混亂的撤退和後續的屠殺。
 
但南京保衛戰的失敗，從來不是一人之過。
 
戰略層面的失誤早已埋下伏筆，國民政府明知南京不具備長期防守的條件，卻為了政治象徵意義硬要堅守，把“政治仗”當成了“軍事仗”來打。
 
蔣介石的戰略總方針本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消耗戰，可在南京保衛戰中卻背離初衷，要求疲憊之師堅守一兩個月，完全脫離了敵我實力對比的現實。
 
唐生智不僅指揮不動雜牌部隊，更沒有制定完整的撤退計劃，既沒有預留足夠的船隻和後勤保障，也沒有提前疏散城中民眾。
 
戰前南京仍有50餘萬民眾滯留，這些手無寸鐵的百姓，最終成了大屠殺的犧牲品。
 
守軍大多是淞滬會戰的殘兵，彈藥、糧食嚴重不足，醫療條件極差，許多士兵帶着槍傷、餓着肚子作戰。
 
而日軍則裝備精良、補給充足，飛機大炮的輪番轟炸，讓本就簡陋的城防工事形同虛設。
 
可即便如此，唐生智的選擇依然讓這場潰敗變得更加慘烈。他的誓言成了空頭支票，他的斷船之舉成了自私的鋪墊，他的臨陣脫逃成了壓垮守軍信念的最後一根稻草。
 
歷史不會苛責一個沒能守住城池的將軍，但會銘記那些關鍵時刻的擔當與怯懦。
 
如果唐生智能堅守到底，哪怕戰死在指揮部，他都會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徵，南京城裡或許會少一些混亂，多一些有序撤退的生機。

唐生智沒能成為英雄，但那段歷史中無數無名將士的犧牲，早已鑄成一座不朽的民族豐碑。

參考信源：
《南京保衛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7  唐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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