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與張聞天的分歧

“二十八個半”中的兩名成員

　　1927年9月，陳昌浩作為一名共青團員，被黨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當他進入“中大”時，張聞天經過兩年的刻苦學習，已經畢業留校任教。次年9月，張聞天又考入紅色教授學院，並參加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張聞天比陳昌浩年長6歲，他的身世閱歷、淵博學識和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都為陳昌浩所羨慕和敬佩。兩人之間，與其說是同學關係，不如說是師生關係更為確切一些，而在中國革命的漫長歲月里，他們各自都把對方稱呼為“同志”。

　　1929年夏秋之季發生在中山大學的那一場派別鬥爭，使這一對“同學加師生”的友情更加密切了一步。當時，陳昌浩擔任團支部局書記。按組織原則，團支部局應受黨支部局領導，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鬥爭中，團支部局辦公室的負責人居然與黨支部局辦公室對着幹。團的領導人中有人公開批評黨支部局，認為黨支部局執行了布哈林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換言之，黨支部局成員等於成了布哈林分子；而黨支部局領導人則認為他們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雙方的辯論鬥爭極其尖銳激烈。在此情況下，陳昌浩對團支部局的領導幾乎失去作用，但他卻堅定地站在黨支部局一邊，與黨支部局領導保持一致，維護了黨的組織原則。並與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王稼祥、楊尚昆、沈澤民、張琴秋以及徐以新(時為共青團員，因其觀點比較動搖，所以被稱之為“半個”)等人結合在一起，成為紅極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出國留學3年間，陳昌浩與張聞天兩人之間有了這樣一段難解難分的歷史之緣。

　　1930年10月，陳昌浩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於同年12月轉為中**員，後擔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1931年大年初一，張聞天、楊尚昆乘輪船由大連抵達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館。說來也巧，第三天，正苦於與組織聯繫不上的張、楊，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陳昌浩。

　　相逢之後，陳昌浩即將張、楊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轉告給中央機關。當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館，看望了張聞天和楊尚昆。

　　長征路上的分歧與爭吵

　　1931年4月，陳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與張國燾一起奔赴鄂豫皖蘇區工作。離開上海以後，他跟張聞天四五年不曾相見。直至長征中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二人才得以重逢。

　　這時，陳昌浩擔任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已有4年之久。西征轉戰入川後，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增補他為候補中央委員，是僅次於張國燾的四方面軍中的第二號人物。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負總責”，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

　　兩軍會師後，由於張國燾和黨中央在戰略行動上的意見分歧，陳昌浩與張聞天之間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隨着鬥爭形勢的愈演愈烈而更加嚴重。

　　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決定放棄攻打松潘的作戰部署，改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並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為左、右兩路軍向北行動。但是，張國燾節外生枝，要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並“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

　　張國燾的所作所為激怒了政治局委員們，毛澤東叫張聞天起草個決議草案，對張國燾的錯誤作不點名的批評。張聞天也認為要壓一下張國燾的囂張氣焰，於是就決定在中央領導人駐地沙窩舉行會議。

　　這天傍晚，當張國燾、陳昌浩和10餘名騎兵衛士從毛爾蓋附近策馬趕來開會時，張聞天已親自在沙窩溝口待立迎候。這位成竹在胸的“總負責”，見到張國燾偕陳昌浩而來，便不由皺了下眉頭，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直截了當地說：“今晚是中央政治局會議，非政治局委員不能出席!陳昌浩同志就不要參加了。”

　　讓陳昌浩隨同前來開會，本是張國燾心懷鬼胎自作主張，被“負總責”迎頭攔駕後，張國燾也顯得有些尷尬。他強詞奪理地解釋了幾句，說中央已決定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務委員、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即使不夠資格參加政治局會議，也完全可以列席會議嘛。

　　“列席也不行!”張聞天根本不予接納，“這是個組織原則問題，必須堅持!”

　　這樣一來，反倒把陳昌浩弄得滿臉通紅。在此時刻，他不得不服從“負總責”的裁決。這一晚，陳昌浩和那一班騎兵衛士，就在溝口的松樹林子露宿，輾轉反側折騰了一個通宵，心裡很不是滋味……

　　張國燾只帶着他的貼身衛士何福聖，隨張聞天步行進入山溝，去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深夜三時左右散會後，我步出沙窩溝口，與陳昌浩會晤，並告以會議的經過。陳昌浩非常難過，很激動的問我：為什麼中央這樣頑強的抹煞四方面軍一般同志的意見?……翌日，陳昌浩便約見張聞天懇談，用意是想勸張聞天接納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見。”

　　這次“懇談”的地點是在毛爾蓋附近的四方面軍總部。陳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駐紮的幾位軍師級幹部，大家商定以後，便派人去請張聞天，說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張聞天來後，陳昌浩首先進行“勸說”，要求張聞天拿出“負總責”的權威來，讓毛澤東等人採納張國燾所提出的意見。在座的有一位參加過省港大罷工的廣東人名叫何畏，原為紅九軍軍長，新任紅軍大學政治委員。此人怒氣沖沖地拍着桌子，向張聞天大聲吼道：“中央領導一錯再錯，到現在還不認錯，我這個黨員再也不信任黨中央了!”於是乎，其他軍、師幹部也都一哄而上，對“負總責”展開了圍攻。他們威脅說，中央對張國燾的批評是不公正的，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不僅有很大的功績，而且深受全體官兵的擁戴，如果中央不肯聽取和採納張國燾的意見，將引起四方面軍8萬餘眾的極大反感…… 張聞天被激怒了，指着陳昌浩說：“對今天發生的這個事件，你要負完全責任!”

　　陳昌浩也不示弱：“中央聽不進國燾同志的意見，那就聽聽四方面軍指揮員的意見吧。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這不過是黨員個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請不要介意!……”

　　“陳昌浩同志，這件事並不是孤立的，我會向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通報的。”說罷，張聞天氣沖沖地轉身離去。

　　西路軍失敗，陳昌浩檢討

　　1937年春，紅軍西路軍兩萬餘將士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滅。作為西路軍政治委員兼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在脫離部隊將要返回陝北時，當着總指揮徐向前的面激動地說：“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說這話時，他憋着一股子不肯服輸認錯的“剛勁”。

　　他“要和中央鬥爭”什麼呢?無非是西路軍戰敗的責任問題。按照他當時的想法和認識，就是要把西路軍的失敗歸咎於中央軍委，說“軍委分散四方面軍全力”，所賦予的“任務不定”，變來變去，而又不派四軍、三十一軍過河增援，等等。但是，他的這些看法和意見，在當時的往來電報之中，就曾受到過批評、指責。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在1937年2月17日的來電中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陳昌浩對此遲遲沒敢表態。長征時期，他曾支持過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紅軍的行為，思想包袱沉重，中央一抓這個“政治錯誤”，陳昌浩更是膽顫心怯。西路軍慘遭失敗，再加上所犯的“政治錯誤”，他還敢於和中央鬥爭嗎?就連他曾一度支持過的張國燾，也曾出面拍電報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如果還有因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留着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幹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張國燾又在3月4日的來電中指出：“你們上次來電談到你們所受的損失，應有軍委負責，那是錯誤的”；“要求四軍、三十一軍歸還建制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就這兩點“錯誤”，陳昌浩吃不了也得兜着!

　　回歸延安途中，陳昌浩在洛川與徐向前不期而遇。他們在山丹大馬營分手後，徐向前經由隴東、西安先期回到延安，近日才來到洛川，等待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陳昌浩聽說中央在此召開重要會議，便跟“負總責”張聞天匆匆見了一面，即等於向中央報了到。張聞天與毛澤東等人商量後，告訴他：“你到延安去吧!有關西路軍的問題，你要向中央全面匯報情況，應當寫出書面報告!”

　　“是、是的，我寫、寫……”陳昌浩連聲應承，露出一抹痛苦的笑容。

　　陳昌浩回到延安時，自上而下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已經過去5個多月了。他已被列入“極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支持者”。陳昌浩於9月30日寫成《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共9章六七萬字。因篇幅太長，中央秘書處於10月5日“將重要的第一章大部分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研究結果是，陳昌浩於10月15日又寫出了《第二次報告書》。對於西路軍的失敗，陳昌浩的確十分痛心，有機會就作自我批評，大大小小的檢討多不勝數。 是年11月間，黨中央在抗日軍政大學召開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由陳昌浩檢討西路軍嚴重失敗的錯誤及其個人應負的責任，同時對部分學員進行反“國燾路線”教育的“補課”。為期一周的大會，由“負總責”張聞天和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共同主持。張國燾、陳昌浩也參加了會議。陳昌浩作過檢討之後，張聞天極其嚴厲地批判了他一通。隨後，與會者毫不留情地揭發批鬥，火力之兇猛如雷霆萬鈞：

　　“陳昌浩!——你脫離部隊後為什麼好長時間不肯歸隊?你路過西安為什麼不找黨的辦事處?你轉回湖北老家去幹什麼?……”

　　陳昌浩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檢查和說明。

　　毛澤東親自出席了會議，並做了一次長篇發言。他着重講了三點：一是張國燾在川西反對中央關於北上陝甘的正確決定；二是張國燾在草地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三是張國燾另立“中央”，與抵達陝北的黨中央進行對抗的問題。會場上，廖承志發了言，他憤怒地控訴了張國燾在川陝蘇區誣陷他為反革命，把他關押了好久，企圖置他於死地的經過。他說：“若不是黨中央到達川西，及時營救了我，我一定會死在你張國燾的屠刀之下!”這樣一來，與會者的矛頭，就指向了默不作聲的張國燾。張國燾回憶說： “在張聞天直接領導之下，原系要批評陳昌浩的，但重點卻逐漸轉到我身上……”

　　在延安，對陳昌浩也只有批判鬥爭，而沒有給予處分，當然也不曾重用。1939年8月，經中共中央同意，陳昌浩領着他的小兒子陳祖濤(系原配妻子劉秀珍所生，由陳昌浩之弟陳昌浚1938年帶到延安)，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和孫維世等人一起去了蘇聯。

　　夕陽晚景，惺惺相惜

　　1952年春天，經黨中央和毛澤東批准，陳昌浩從蘇聯回到北京，實現了他“很想回國工作”的心願。起初他在中央馬列學院擔任副教育長，後在中央編譯局任副局長，專門從事馬恩列斯著作的編譯工作。1962年，《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已出版發行，陳昌浩獲得一次較長的離職休養假期，包括張聞天在內的不少同志，都勸他去湖北老家走走：人嘛，總不能斷了故鄉故土的根!

　　陳昌浩從1927年離別故居，至今已35個年頭，都不曾回過湖北漢陽縣永安堡戴家莊。1937年他從河西走廊死裡逃生後，曾千里輾轉到了鄂豫皖根據地，因為國難當頭，來去都很緊迫，根本就顧不上回鄉探望。那時候，他曾動過思鄉之情，但卻沒能如願以償。

　　這天早晨，陳昌浩沿街長跑鍛煉時，忽然間靈機一動，拐進了景山公園。家住景山后街的張聞天，每天早晨都在公園裡鍛煉身體，陳昌浩很想與其聊聊休假的事。時過境遷之後，這一對人物之間的是非恩怨，已在歷史的長河裡煙消雲散。由於編譯工作方面的關係，兩人之間過從甚密，近兩年幾乎時常見面，懇切交談。

　　張聞天因在廬山會議上闖了“禍”，而被解除外交部常務副部長職務，戴着“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兩頂帽子，其夫人劉英和兒子張虹生亦受到株連，政治生涯實際上已到了盡頭。可他卻不肯賦閒在家，幾經寫信申請，才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工作，成為孫冶方手下的“特約研究員”。連續三年饑荒過後，1962年早春的政治氣候，使這個經濟研究員又豁然開朗了許多，鑽研政治經濟學的勁頭更足。

　　“昌浩同志，你到底打算去哪休假?”張聞天開口問道。

　　陳昌浩說：“不少同志勸我到湖北去，我正猶豫不決呢。”

　　張聞天不禁搖了下頭：“你當年的那股子剛勁怎麼消失了?這幾年怎麼把脾氣都改了?這真想不到!”

　　“人總是可以改變的嘛!……”陳昌浩自我解嘲地笑着。他隨後才說，武漢地區有不少紅四方面軍老同志，他這犯過嚴重錯誤的人，很不好意思去見他們；即使回到了湖北，人家不好辦，他也難為情；再說，那些親朋故舊假若張羅起來，他受人厚愛，今後也無法回報……總而言之，思想顧慮重重，感到難以成行。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張聞天不以為然地說，“你有什麼可顧慮、可猶豫的?你陳昌浩還不是陳昌浩嘛!就像我張聞天，還不是張聞天嘛!把你昔日的剛勁拿出來，趁這大好春光，快去實現你的心願……”

　　陳昌浩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昔日的戰友。張聞天這幾年所遭受的痛苦折磨，比起他在延安的景況更加慘重，可他卻沒有消極遁世，仍是那麼一副坦蕩胸懷。陳昌浩不無感慨地說：“洛甫同志，你真是宰相肚裡能撐船!”

　　是年5月，陳昌浩終於圓了回鄉探望之夢。他在武漢居住時，數以百計的原紅四方面軍老同志，接連不斷地前來看望。他與昔日的老戰友老部下、當今的軍旅將星和省市領導握手敘舊，並一再表示歉意。他說：“在四方面軍和西路軍工作中，我犯了不少錯誤，這是由於我處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弄得自己飄飄然，犯下不少錯誤，給黨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由於我的錯誤，也給不少同志帶來一些麻煩，或多或少受到牽連。我的錯誤是很大的，沒有黨和毛主席的寬宏大量，就沒有我陳昌浩的今天。我過去做了對不起毛主席的事，而毛主席還是寬大了我……”當事人言之懇切，耳聞者無不為之動容。有幾位含冤負屈、牢騷滿腹的老戰士，同樣被感動得熱淚長流，泣不成聲。

　　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原西路軍總部第三局局長宋侃夫，特意派車把陳昌浩的結髮夫人劉秀珍接到翠柳賓館，讓這一對離散多年的夫妻見了一面。

　　面對劉秀珍，陳昌浩滿懷內疚而又不無感激地說：“我這次能在武漢跟你相會，多虧了張聞天同志，還有宋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