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國的經歷就象故事一般，不但一波三折，且有幸得到許多人無私相助。儘管事已過去很多年，每逢談起仍令我感念不已。信筆道來，以饗讀者。

１９８９年夏天，遠在歐洲且已分別兩年的丈夫來信說他不能按原定計劃明年初學成回國，讓我立即辦理出國手續。原因沒說，但能猜個大概。我立即向院裡申請出國探親。回答是不批，問其原因，不答。按文件規定，我是可以探親的，沒用。考慮再三，沒有別的出路，只好瞞着父母，甚至丈夫和平，辭掉了在北京鋼研院的工作，先把戶口轉到人才交流中心，後來又說我這種類型不收，再下放到街道辦事處，正式加入無業游民之列。

幾個月周折，求人找關係，好不容易護照到手，簽證下來。又出了新規定：要二次出境卡，需單位證明動亂期間清白方可換取出境卡。找到鋼研院保衛處：雖然動亂期間你還在咱院，但現在不是本院職工，不管。找到街道辦事處：雖然你的戶口在這兒，但動亂時表現不明，不開。走頭無路，又到家屬住宅區的居委會碰運氣，一位專管收發信件，分發牛奶的白髮老太太熱情地接待了我，說明來意後，老太太滿臉慈祥：“出國，好事好事，為祖國增光。開證明，沒問題。姑娘，我天天看着你進出這門兒，沒做過違法的事兒。”說罷拿起筆，按照我說的意思開了證明，並加蓋革命居委會的公章，當天我便以此換到了那要命的二次出境卡。事兒遇到簡單人，便簡單得讓人不敢相信。慈祥的老太太不知她的簡單慷慨曾給我那已疲憊的心怎樣的寬慰。幾個月來，獨自在北京，周旋於複雜而不可理喻的人際關係中，心從未這麼疲憊過。這世界只因有了這些善良的百姓，才有了一塊生存的空間。

一周以後，我便踏上了北京－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其時已是十一月初。北方的天氣已能感到冬天的寒冷，列車不知為什麼在山西大同停了十分鐘。和平父母的家在大同，我並未因此想更多。我原本不知車要停大同，而且因國際列車，站台上大兵把守，任何人不得靠近。可列車一靠站，便聽有人吆喝：“有叫康樂的嗎？”心裡一緊，，以為警察找上車了，不知又是什麼手續沒辦齊。忙到車門一看：寒冷中站着手提大包小包的婆婆。。“媽，您怎麼來了？”婆婆顯得有點慌張，把手裡的包往我懷裡一塞：“康樂拿着，路上多保重，我得走了。”說完轉身一路小跑，消失在下地道的出口處。

我提着大包小包回到車上，包里應有盡有：路上吃的，日常用的穿的，更有夠幾年用的藥品（現在冰箱裡還有婆婆給的黃連素）。同車人問：“是媽媽？”，“不，是婆婆。”“這可比當媽的還想得周到！”到現在我也不知，當初婆婆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下，是怎樣說服站崗的大兵而得以靠近列車的。同車人說得不錯，婆婆待我比親媽還周到，我與婆婆一共沒見過幾次，但每次回家，婆婆總要往我包里塞點錢，無論我怎樣表示我不需要錢也沒用。後來和平告訴我：這是婆婆表達她的愛的最高形式。婆婆出生貧寒，１５歲便跟着八路軍打天下，解放後轉業到地方醫院，生活本該相對安寧，卻不料和平的大哥十歲時在事故中把一隻腳切掉了一半。婆婆的心因此備受煎熬，對大哥庇護無加，心理的負擔從未得到解除。９４年剛剛６４歲的婆婆便因病去世。大哥在婆婆住院期間，辭去了工作，終日相陪，直到最後。母子相依為命，共同承擔生活不幸幾十年，才算告一段落。

　　　　　　　　　　　　　　　　　　二

經過一周的顛簸，１１月７日我順利到達捷克布拉格，見到了分別兩年的丈夫，其歡悅可以想見。剛吃過晚飯，和平便同我面對面坐下：“康樂，我有話對你說”看着和平嚴肅的樣子，我預感到有不好的消息：“說吧”

“我決定不要捷克的學位了，我要去美國”

我不反對去美國，可我怕又被拉下：“帶上我”

“恐怕不行”

“為什麼？”說罷眼淚已模糊了雙眼。我們結婚五年來，在一起總共不過一年多。我過怕了這種分離的日子。

“康樂，你聽我說。我因為動亂期間在捷克的表現，目前不能回國。捷克又不是久留之地。兩年前，美國密蘇里大學（ＵＭＲ）曾要給我獎學金，我拒絕了。當時想儘快在捷學完回國。兩周前，我給ＵＭＲ去電話，問兩年前的獎學金是否還有效，他們說仍然有效。我現在手裡什麼文件都沒有，ＵＭＲ給在捷的美國使館打了電話，同意給我一個臨時簽證。我總不能又讓人家再打電話，說我老婆也要去。”我知道和平有道理，只有含淚接受現實。我拋下剛滿兩歲的兒子在中國，遠道來捷，只為了見丈夫，現在丈夫又要遠去，我必須又一次獨自面對這陌生的世界，前途未卜，進退兩難。

我生性軟弱，處事能力差到了相當於白痴的地步。上高中時，媽媽一想到我畢業後要下農村這事，就徹夜不眠，憂慮無比。只因託了鄧小平的福，才免了我接受再教育的機會，更了卻了我媽的一大心事。８５年我也曾獨自來過捷克念書，終因不堪異國的孤獨，不到一年，書沒念完便偷跑回去了。兩年前，和平出國時，我還在月子裡，我知道擋不住，只好告訴他：“我再也不想出國，你去把書念完了，儘快回來。”這才有了他拒絕美國獎學金之事，只望能在捷克以最短的時間拿到學位便回國，如果不是因為這“動亂”之變，他九零年上半年便可以答辯了。

和平見我難過，安慰道：“我去了以後，最多兩三個月，就可以辦好你探親的手續。康樂，我們那麼多年都等過來了，再堅持兩三個月，好嗎？”我深知和平同我一樣難受，只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我們都無可奈何。

“你什麼時候走？”我問，心情比剛才稍好些，不就兩三個月嘛，再咬咬牙吧。如果我當時就知道等待我的是什麼命運，我絕不會讓和平走了。

“最遲不能晚於一月中旬。學校那時開學，而且我在美的朋友告訴我，美國總統Ｂｕｓｈ將要簽署中國學生保護法，１月２３日生效（後來延至４月９日）。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不等明年的答辯了。”還有兩個月吶，心情又輕鬆了一點。

“你哪有錢買機票啊！”我們當時滿打滿算也不過只有５００美元，而且多一半還是一個朋友留下來托我們買大件的。

“再想辦法吧。”我與和平都知道，這幾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礙。當時在捷克的中國學生，一共不到十人，個個同我們一樣窮，每人最多有幾百美元，都是留着防不測用的，哪好意思開口借。除非有奇蹟發生，否則去美國只是空想。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１９８９年是極其動盪的一年，不僅僅是中國，也包括東歐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我卻這樣的“幸運”，回回都趕上了。我在北京的街頭縱觀了“動亂”時的場景，又目睹了“平暴”後的悽然。八九年深秋告別多事的京城時，本期望着能在歐洲找到一份寧靜，卻不曾想到，抵達捷克不到一周，布拉格的學生又開始上街了。我們當時所在的學校（Ｃｈａｒ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相當於中國的北大）便是學生的指揮中心。大家都說是我把北京的熱潮帶到這兒來了。學校里整天亂鬨鬨的，我們沒事兒干，也天天跟着學生上大街。不過捷克學生要理智得多，又有Ｈａｒｖｅｌ那樣有經驗的帶頭人，更傳說有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三下五除二，天鵝絨般的革命就成功了。沒幾天，又聽說柏林牆倒了，再過幾天，羅馬尼亞又動武了。消息滿天飛，熱鬧至極。

一個傍晚，和平與我去另一學生宿舍拜訪朋友，朋友不在，正欲下樓，不期碰見和平很久前認識的一位芬蘭人Ｗｉｌｌｅ，他也是來找朋友而不遇。Ｗｉｌｌｅ見到我們，很高興，邀請我們到樓下咖啡廳坐一會兒。閒聊中，和平告訴Ｗｉｌｌｅ，他決定明年初去美國。

Ｗｉｌｌｅ聽後，沉默了一會兒，便伸手從胸前的衣服里掏出一個掛在脖子上的小布袋來，然後數出幾張花花綠綠的紙，放到和平面前：“這是５００西德馬克，給你啦，去美國用得着。”（我從未見過西德馬克）和平和我面面相覷，都在心裡納悶：他怎麼知道……？真是奇了。我們從未遇到過這種事，一時不知該如何處理。

和平問道：“Ｗｉｌｌｅ，你為什麼這樣做？”

Ｗｉｌｌｅ笑一笑，說：“不為什麼，如果你硬要問，那就算我對你的投資。”

和平又問：“我今後怎麼還你這錢？”

Ｗｉｌｌｅ又笑一笑：“我不要你還，我說了是對你的投資。”

和平仍然固執到：“那你留下你的地址，我今後同你聯繫。”

Ｗｉｌｅ說：“我沒有固定的地址，不過我可以給你我弟弟在芬蘭的地址。”後來，等我們在美國安頓之後，曾幾次按這地址給Ｗｉｌｌｉｅ去信，卻每次都退了回來。即令如此，直到如今，我們每年聖誕，仍按這地址給Ｗｉｌｌｉｅ寄一張聖誕卡。

和平與Ｗｉｌｌｉｅ只不過幾面之交的朋友，又很久不見了，這次不期而遇，實在是奇蹟。中國人大都不相信有奇蹟之說，如果我在此之前不相信的話，這事之後，我便是虔誠的信徒了。其實奇蹟天天發生，如果你用心而不是用眼去看的話。

Ｗｉｌｌｉｅ的５００馬克加上我們的５００美元（總共８００美元左右）正好夠買一張華沙至聖路易斯的機票。不過這買票的故事，至今仍是我笑話和平的把柄。和平獨自乘火車去華沙買票，他告訴賣票處要一張華沙至聖路易斯的單程票，好心的賣票人告訴他：你為什麼不買來回票，單程票要８００美元，而來回票只要６５０。（至于波蘭人為何制定如此規矩，令我費解到如今）。和平卻認真地說：“我怎麼可以騙你呢，我不打算再回歐洲，我只能買單程票。”賣票人無奈地搖搖頭，給了和平一張單程票。和平的迂腐較之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倆真是天生的一對兒。

買了機票，我們兜里只剩下不到３０美元。擔心和平路上出萬一錢不夠，我們斟酌再三，決定向一位中科院化學所的同學開口借錢。這對和平與我都是極難啟齒的事，不僅因為面子薄，這一輩子也沒有借過任何人的錢，更因為我們深知，出國在外的人，無依無靠，手裡的幾個美元便是命根子，對在東歐諸國的留學生，尤為如此。當我們硬着頭皮向這位同學說明來意時，她卻非常大方地說：“我一共就有２００美元，這樣吧，借你一百，我留一百。”真是朋友見面對半分，我們感激得連聲謝謝，和平一個勁兒地表示，去了美國，第一個月獎學金到手，就把錢寄回來。

　　　　　　　　　　　　　　　　　　三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６日，無可奈何送走了和平，期期切切地等了兩個多月就收到了和平寄來的Ｉ－２０表。但當我興沖沖地到美國駐布拉格大使館申請簽證時，卻遭到兜頭一瓢涼水：不簽！理由是和平走時沒有提過我也將赴美。那位叫基尼的二秘來自堪薩斯州，是我要去的密蘇里州的近鄰，但他並未因此而有所寬容。相反，他的態度相當決絕。一個月內我連着去了三次，結果都一樣。我明白了，只要這位基尼不走，我就休想從捷克去美國。

我當時絕望無助的心情是我這一生的最低點。我們一家三口，兩歲的兒子在中國，丈夫在美國，我一個人漂泊在歐洲，進退不能。我曾想過要回國，卻被一位剛從國內來的復旦中文系的研究生給擋回去了，他嚴肅地對我說：“康樂，你記住，無論我們在外有多難，多麼無助，多麼絕望，回國都不是退路，而是死路。”我當時也不知道國內到底怎麼回事，他把我嚇得再不敢動回國的念頭。

我就這樣絕望無助又無為地混了兩三周，不知下一步該幹什麼，也無心計劃今後的去處。一天傍晚，我獨自一人在昏暗僻靜的街上無目標地走着，心情極度沮喪，想着我可憐的兒子在我離開時聲嘶力竭的呼喊：“媽媽又走了，媽媽又走了，媽媽，媽媽呀”我不禁悽然淚下，不能自己。等我擦去眼淚，抬起頭來，卻發現幾個學生模樣的人站在我面前，他們肯定已注意到我的尷尬，和善地對我笑笑：“Ａｒｅ　ｙｏｕ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我點點頭。走時塞給我一本書：“拿去看看吧，說不定能有幫助。”後來回想起，他們可能是美國學生利用暑假到捷克傳教來了。

回到宿舍才發現，手裡的書是一本聖經。我當時並不信宗教，不過有空時也翻翻，大部分時候看不懂。有一天晚上，我也是這樣信手翻着那本聖經，突然覺得眼前一亮，其中有一段話，我看懂了，而且覺得就是對我說的：

“Ａｓｋ，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ｙｏｕ；ｓｅｅｋ，ａｎｄ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ｆｉｎｄ；ｋｎｏｃｋ，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ｙｏｕ．”－－－Ｍａｔｔｈｅｗ７：７

我當時並不信有上帝，但我心裡卻深深地信服了：這是對我的許諾，Ｉｆ　Ｉ　ｓｅｅｋ，Ｉ　ｓｈａｌｌ　ｆｉｎｄ．我的出路，在我自己的努力；我的命運，在我的手裡。

從那以後，我好象得了法寶，不再為眼前的困境而沮喪，卻開始積極地分析，想辦法。我知道歐洲各國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如果他們能直接從中國聯繫來歐洲讀書或工作，那有什麼能阻止我從捷克去其他歐洲國家讀書或工作？於是我便開始查找與我所學相近的文獻，然後給文章的作者去信，表示對他所做感興趣，如果有機會，願意去他那兒學習或工作。不到一個月，便收到了位於瑞士巴塞爾的Ｓａｎｄｏｚ的來信，信是一位叫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ｃｋ的博士寫的，稱他們正好有一個空位，需要我這種經歷的人，問我願不願意去？到那年八月底，我便辦好了所有去瑞士的手續，準備明年１月１日上班。

與此同時，和平鼓勵我開始準備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以便來美後，可以儘快入學讀書。捷克當時剛剛開放，什麼都不到位。根本找不到有關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的材料。記得是和平從美國寄了些資料，也在美使館找到一些。勉強開始了我的ＴＯＥＦＬ／ＧＲＥ考試“歷險”記。其實，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是每個來美學生的必經之路，沒什麼希罕的。可是，事兒一輪到我，就准簡單不了，這次也不例外。

捷克幾十年來首次ＴＯＥＦＬ考試，我又趕上了。考試地點在Ｃｈａｒ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一個階梯教室，很像我們大一上無機大課那個階梯教室。考試那天，坐無虛席，足有一百多人。筆試還湊合，聽力就出問題了，偌大個教室，卻只有一個８０年代初很流行了一陣的“磚頭”錄音機。放在前排，後面的叫聽不見，放在後排，前面又聽不清，最後決定放中間。我正好坐在中間，錄音機就在我旁邊，為了照顧坐在邊上的考生，錄音機的音量開到了最大，我除了聽到翁翁的噪音外，幾乎什麼也聽不清。本來聽力就差，這下徹底完了。

成績下來後，我給和平打電話，報告了壞消息（聽力４９０），並說準備再考一次，這次要去德國的斯圖加特，又說考ＧＲＥ只有到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和平憋在心裡幾年的怨氣，一下子再也壓不住了，他在電話里吼起來：“康樂啊，怎麼什麼事兒到你那兒就這麼麻煩呀。讓你出國，辦護照你需要辭職，來美辦簽證，你又需要換國家，現在讓你考ＴＯＥＦＬ／ＧＲＥ，你滿世界跑。我真不理解。”

和平不是沒道理，我自己也納悶，為什麼事情一到我這兒就要轉個彎。其實答案很簡單：笨啊，笨得出奇。我一向認為自己屬於“高智商”卻“低智能”那類人。考試場上，實驗室里，對付起來得心應手。可一走出教室，跨出實驗室，我便茫然不知所措。這個世界運轉之複雜，人之間關係之微妙，數學公式無法推演，化學原理無法解釋。與人交往，我不知什麼是深了，什麼是淺了。大街上碰到熟人，人家說一句：“到我們家玩啊。”第二天我便真要去，和平說：“人家說說而已，你卻當真。”我還會固執：“你怎麼知道人家只是說說而已，我可是答應人家了。”每次都以和平無奈地搖搖頭而結束：“要去你去，我反正不去。”

和平吼歸吼，我還得滿世界地考我的ＴＯＥＦＬ／ＧＲＥ。到德國的斯圖加特還算順利，有研究生時的同學接應，只是找考試地點費了老勁兒。也不知美國人想的什麼，偌大個斯圖加特，卻找不到一個考場，非把考試地點設在離斯圖加特幾十里地的鄉村中學，可苦了我這外國來的不懂德語，英文也只會一點點的人。出了地鐵，又上長途汽車，然後拿着地址問不會英文的德國老鄉，我自己都覺得滑稽可笑。不過這次考試只有幾個人，雖然還是那種“半頭磚”錄音機，但人少，教室也小，聽得很清楚，總算考過了５５０最低分數線。

去布達佩斯考ＧＲＥ也說不上有多難，挺有意思。布達佩斯沒同學，只好去了再說。不料火車上碰到三位德國來的中國訪問學者，一位年長的近６０歲，兩位年輕的３０左右。他們去布達佩斯旅遊，熱情地邀請我同行，並稱知道一個私人旅店，很便宜。我正愁不認路，滿口答應與他們同行。到布達佩斯時，天已晚了，好不容易找到那家私人旅店，一看有點傻眼了：不是什麼私人旅店，而是私人住房，拿出一個房間出租。只有三個床，我們四個，三男一女，怎麼住啊。他們都看着我，讓我拿主意。我不想半夜又出去找住處，就建議能不能兩個年輕人委屈一下擠一個床，我們大家合衣將就一晚上。我這樣做，是有點自私啦，本來人家三人可以住得很舒服，多我一個外來的，把事情搞複雜了。沒想我一說完，他們直點頭：我們也是這個意思，但怕你一個年輕女的，不好意思。我能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他們也是好心，見我一人出門在外，想幫幫我。我說過，我這人天生笨，可俗話說：笨人有笨福氣。我這一生，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環境下，總能遇到好心人，無私地幫助我。我就是從今後只做好事，不做壞事，也還不盡這麼多善良人們的恩情。

第二天考完ＧＲＥ後，我們又一起遊覽了布達佩斯，並用他們的照相機給我照了幾張相。竟是我一生中難得的幾張好照片。

　　　　　　　　　　　　　　　　　　四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傍晚，新年除夕之夜，經過十幾小時的顛簸，我乘坐火車到達了瑞士巴塞爾。走出車門，見遠處寒風中站着一位身着深米黃色風衣，戴着眼鏡，身材魁梧且英俊的中年學者，不用問我就知道，他一定是來接我的Ｄｒ．Ｂｕｃｋ。Ｄｒ．Ｂｕｃｋ一見我走出車門，便急步朝我走來。走到跟前，他先問：“Ｍｓ．Ｋａｎｇ？“我點點頭。他伸出雙臂，我以為他要同我握手，正要伸出手，他卻已把我摟在懷裡，嘴裡不斷地說：“歡迎，歡迎，很高興見到你。”我雖已在歐洲呆了不少時間，知道這是歐洲的禮節，還是被他的熱情感動地差點哭出聲來。我與Ｄｒ．Ｂｕｃｋ素未平生，是他在我極度絕望之時，痛痛快快地給了我這份工作，來瑞士之前，他連我是男是女都不知，卻幫我把住處找好，又主動提出到車站接我。我時常問我自己：我前世不知修了什麼行，使我今生有機會在茫茫人海里，與這些善良的人們相遇相知。那個除夕的傍晚，寒風中那個身着深米黃色風衣的形像，就象電影裡的定格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里，既使今天，我一閉上眼，那個形像又會清清楚楚地顯現在我眼前，我依然會象當初一樣，情不自禁，淚滿眼帘。

Ｄｒ．Ｂｕｃｋ告訴我：他是德國人，家也在德國，不能在瑞士呆晚了，現在是節日期間，我的住處管理人一定不在，問我願不願意上他家過節，我當然願意。到他家時，他妻子已把飯菜準備好了，我就在那兒過了一個德國似的新年除夕。

瑞士ＳＡＮＤＯＺ的這份工作，是我一生中最舒心，也是掙錢最多的工作。有Ｄｒ．Ｂｕｃｋ毫無保留的支持與理解，我什麼都不用擔心，只管幹活。同事們來自世界各地，相處極其融洽。但我心裡卻極端的不安，我知道我不會在這裡長幹下去，我知道無論我怎樣拼命地工作，也終將有負於Ｄｒ．Ｂｕｃｋ寄予我的厚望。我的孩子，我的丈夫在遠方殷切地盼着等着我，我不到美國，我們一家便永無團聚之日。生活之無奈，只有辛棄疾那首詞最能描述：“……。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工作不到半年，我便對Ｄｒ．Ｂｕｃｋ說我要去美國，他非常地詫異和不解：我們不是合作得很好，為什麼突然要走。我無法對他解釋，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目前無家可歸。瑞士再好，卻不是我們的久留之地。茫茫世界，我們要為自己找到立家之處，更要為兒孫後代找到可以象正常人一樣合法地生存，自由地發展的國度。我對不起Ｄｒ．Ｂｕｃｋ的熱心相助，更有愧於來之前沒有跟他說實話，我不認為我有理由這樣做，更不認為有權這樣做，這是一筆我終生無法釋懷的歉疚。

１９９１年５月，我以旅遊簽證進入了美國，踏上了這塊嚮往已久的自由土地。在Ｂｏｓｔｏｎ着陸的一刻，心裡有一種很怪的感覺：這就是那求之不得的美國啊！它到底神在哪裡？好在何處？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的人，甘願以生命為代價，甘願離鄉背井，不擇手段，只求能跨入它的邊境。而一旦進來，無論非法合法，便再也不願離去，唯願子孫萬代，紮根於此，無悔無怨。為什麼？

一到Ｒｏｌｌａ，我便抓緊辦理入學手續，當初考ＴＯＥＦＬ／ＧＲＥ的辛苦沒白費，一個多月，便萬事俱齊，把轉簽證的申請交到了移民局。九月中旬，剛開學不久，收到了移民局來信，稱我的旅遊簽證已經過期，不可以在美國國內轉簽證，必須去第三國重新申請簽證。這又是從何說起呀？我的簽證不是三個月有效嗎？怎麼一個多月就過期了？再一打聽，簽證有效期不以簽證為準（豈有此理），而以入境時蓋的章為準。什麼章？那不就是每個國家入境時都會蓋的入境日期章嗎？怎麼會與簽證有關係？我在歐洲跑了那麼多國家，從未見過這等事。和平來美一年多也聞所未聞。我們趕緊給移民局寫信解釋，申訴，等到十月底，移民局來了最後通牒：你已被勸告離境（ｖｏｌｕｎｔｏｒｙ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限期一個月。

至此，和平與我相顧無言（卻沒有淚千行），方知我們的離愁別恨遠沒有結束，但這次，和平不再吼叫，我也不再哭泣。事至今日，吼亦無用，哭亦無力了。１１月１９日，和平開車送我去芝加哥，我將從那裡乘飛機回北京。我一直告訴朋友，８９年出國後再沒回去過，一是不願多解釋，也因為我從不認為這次被迫回北京是普通意義上的“回國”。去芝加哥的路上，我們沉默不語，彼此心裡都很清楚，這將是我們最後的一搏，要麼從此全家團聚，結束苦難；要麼從此天各一方，再難相見。這後一種結局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決心已定，這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而且我要麼不回，如果回來，我一定要帶着我的兒子一起回，我決不再把兒子一人拉下。

１１月２０日，我圍着地球繞了個圈，又回到了起點站北京，幸虧兩年前辭職時，一位房產科的年輕人，因為心軟，沒有逼我退還那間十六平米的住房，我這才有了歇身之處。

第一件事，給兒子辦護照。和平出國時，是自費公派，沒拿國家一分錢，卻背了個公派的名，留下禍患無窮。兒子辦探親護照，需要鋼研院開證明，這些無異于于虎謀皮，想也甭想。托朋友找了個公安局的人，花幾百美元，給兒子買了個護照。這一生，我從來沒為任何事，給任何人送過一分錢的禮。這次因為兒子我卻“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了。我知道，如果我不把兒子的護照辦下來，今後再不會有人可以幫助辦理此事。父母遠在四川，對北京一無所知。北京的朋友都是鋼研院職工，我們決不會托他們做這種“不合法”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被迫回來，實際是成全了我們。

不久父母帶着兒子也來到北京，見到我那分別了兩年的兒子，我的心好久沒有過這樣的歡悅。我當時想：其實我的生活，什麼都不需要，只要和我兒子在一起，我便是在天堂了。兒子從見我第一面，便拉着我的手，一步不離，連我上廁所也跟着，我知道他怕我再次離他而去。父母告訴我，我走以後，兒子天天守着錄音機聽那首“世上只有媽媽好”的歌，電視上見到戴眼鏡與我年齡相仿的女的，便大喊媽媽。我當時真有點慶幸我的簽證過期，使我得以與兒子早日相見。

１２月聖誕後的第一天，起了個大早，帶着兒子，頂着寒霜，到美國使館簽證來了。拿票排隊，等到快中午時，總算輪到我了。那位簽證官看上去很和善，但他一上來就說不能給我簽證。我一點不着急，我在心裡說：今天由不得你了。兩年前，布拉格的基尼說一聲不簽，我就傻眼，連句回話都不會。如今的康樂，已是孫悟空從煉丹爐里出來了，決不會輕易善罷甘休。我平靜地問：“為什麼？”他說：“你丈夫的獎學金不夠養活你們三人？”我一聽就放心了，只要他不把我往那絕路上引，說我有“移民傾向”這類無稽之談，就有戲。我告訴他，和平的獎學金是全獎，最高的一種。他說：“也不行。”我又說：我們自己有存款，不靠他的獎學金活。他說不相信我們會有那麼多存款。小看我們中國人了，不就幾千美元嘛，我們怎麼就不可以有。我告訴他，這錢是我在歐洲工作時存下的。他問有證據嗎？我說：有啊。他聽到這兒，臉上突然放光，很急切地說：“拿來我看看。”我忽然覺得他比我還要着急給我簽證。我忙把護照上密密麻麻的簽證指給他看，又把瑞士工作的合同遞給他。他看完後，很平靜地說：“好吧，給你簽證。”我把材料收起來，正欲轉身，他不經意地冒出一句：“美元和瑞士法朗比價是什麼？”我忍不住笑出來了，我當然知道這一手啦。記得有部電影“大逃亡”，二戰時一個英國的戰俘從ＰＯＷ監獄裡逃出來，說一口標準德語，混過了好多關口，可是一個精明的德國軍官，趁他上公共汽車時，擠到他背後，輕聲地說：“Ｙｏｕ　ｓｐｅａｋ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Ｇｅｒｍａｎ．”那英國人頭都沒回就道：“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趁人不備，出其不意，人往往會露真象。我笑着對那簽證官說：現在是１比１．４。海灣戰爭時，美元大跌，只有１比１．２，很多中國學生趁機把瑞士法朗換成了美元。他笑笑對我揮揮手：“去吧去吧。”

拿到簽證，我便到公安局換我的出境卡，辦事員問到：“下戶口了嗎？”什麼下戶口？我的戶口在街道辦事處，還能往哪下呀，再下就只能下農村了。辦事員根本不理我：“下戶口去。”

從公安局出來，我直奔街道辦事處。一路上都在琢磨把戶口下到農村去這事。我心一橫：我已經下到十七層了，再下一層到十八層，大概也差不了哪去。

到了街道辦事處，一打聽才知道，下戶口就是下糧食關係。下吧，把那些與康樂名字相聯的所有關係都下盡了，別等我下次回來，還跟這有關係，跟那有關係，說不清道不明。辦事員一邊給我辦手續，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問我：丈夫什麼時候走的？８７年。在哪工作？鋼研院。公派還是自費？公派。下戶口了嗎？我不加思索，衝口就出：不知道。話一出口，我就意識到：我又捅漏子了，而且是大漏子。辦事員抬起頭來，很認真地看着我：“不知道？查！”一查，和平的戶口自８７年出國，一直沒下。辦事員說：“四年來，我們一直給他發糧票。”糧票？什麼糧票？從沒見過。“沒見過也給他發了。”就算你發了，又怎麼啦？“四年，每年１２月，每月３６斤，一共１７２８斤，按現實牌價，折合人民幣千餘元。”我心想：這是賣糧票，還是賣米啊。賠吧。美國人說得好：用錢能了結的事，就不是壞事。賠了錢，她又說：“還是不能下”天吶，這下糧食關係，比下夫妻關係還難啦。又怎麼哪？“他是公派，下戶口要單位證明。”證明什麼？“證明他是鋼研院職工。”這不是明擺着的嗎？那戶口上寫得明明白白，你若不知他是哪裡的職工，這幾年的糧票都發哪去啦？“開證明去。”

中國人怎麼那麼喜歡“單位證明”啊。我回回都栽在這“單位證明”上。兩年前，為了這“單位證明”我連革命居委會都用了。這次我又該到那裡去找這“單位證明”啊？

我冥思苦想，真的是冥思苦想啊。總算記起曾聽說過一位研究生的同學加老鄉（我們當時是碩士生，他是博士生），承包了鋼研院下屬的一個工廠，可以找他試一試。這位同學，非常能幹且開明。讀書時，我們有事沒事都喜歡到他宿舍坐一坐，他的房間裡成天坐滿了同學，歡聲笑語不斷。他就象一塊磁鐵，把我們吸引在他的周圍。找到他家，他和他妻子都在。我說明來意後，他很痛快地說：“我已經不承包那個廠子了，但還有公章，可以給你開證明。”他的妻子卻拉拉他的衣服，小聲地說：“工廠已經不承包了，開證明不妥吧。”我很理解她的顧慮，便站起來，說道：“既然不承包了，就不勉強，我再想別的辦法。”不想我那同學，突然站起來，半帶命令似的說：“康樂你坐下，我馬上給你開。”又一次，我的心裡多添了一份感激情；又一次，人生路上，多了一位患難相助的好心人。

拿着證明，下了戶口，換了出境卡，收到了和平寄來的機票。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２日，我牽着兒子的手，告別了父母，登上了飛機。再一次，離開了那生我，養我，也考驗了我的祖國，飛越重洋，再次進入美國。當我站在聖路易斯機場出口處，拉着兒子，看見和平從遠處向我們急步跑來時，我心裡沒有激動，唯有寧靜，我們一家終於團聚了，我也終於長大了。我不再害怕獨自面對生活的困境，正因為如此，我也知道，我的苦難結束了。自從１９７８年二月離開父母上大學，到如今整整１４年過去了，我從一個１７歲的不諳世事的小姑娘，長成如今天不怕地不怕的成年女子。我生長於四川資陽那個小縣城，卻落腳在美國中部密蘇里Ｒｏｌｌａ這個小城。這之間變化巨大，常讓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覺。記得是１９９７年，我大兒子十歲時，我有一次對他說：“明遜，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每當我想到你長大後會認為Ｒｏｌｌａ是你的家鄉。”明遜異樣地看着我，說：“媽媽，你說什麼呢，Ｒｏｌｌａ本來就是我的家鄉。”

竟是兒子童稚的單純道出了真諦，是啊，Ｒｏｌｌａ就是我們的家鄉，我終於有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