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就小資了？

自打我18歲以後就經常被人親切或輕蔑地稱呼為小資，卻一直沒搞懂小資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雜誌里對小資的解釋叫人看着眼暈：環保，打車，上網，逛宜家，買盜版歐洲電影，沒事兒進星巴克發呆，吃蔬菜沙拉和哈根達斯，面帶微笑地嘲人和自嘲，定時去書店看話劇聽音樂會，知道福科是男是女什麼的幹活，可以為情所困但絕不能讓局勢失控……

不好意思，這些標準於我就像上海裁縫量身定做的一樣合體，我仿佛看到自己的腦袋上赫然刻着“小資”兩字兒。上述結論叫我沮喪，而這又恰恰符合小資的另一判斷標準——不願承認自己是個小資。於是我愈發感到了難堪和沮喪，回憶自己究竟啥時候變成小資的。

第一次被扣帽子應該是在大二，那時候有個要好的師妹，大概算國內首批異性合租的典範，我搬去之前她與一個美籍華裔的男同學絕對清白地和睦共處，男孩回國後我頂替了他的空缺。師妹在11月的深夜裡穿着寬大的男式毛衣、卡其布短褲和登山鞋出去泡吧，我就像怨婦一樣等她口來才能安心入睡，12點以後平均每15分鐘到四合院門口張望一次。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已經提早過着如今所謂的小資生活，即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可能講究精緻的細節——用手編草帽做燈罩，在牆上有裂縫的地方貼電影海報，色調和諧的桌布和窗簾都是純棉的，早市兩塊錢一大把的美麗雛菊能開半個月啊。那年學校的旱冰場換地板，師妹就自己找了一小三輪車拉了四麻袋人家不要的糙木頭回來，我逃了三天課一塊塊拼起來，換了各種各樣的姿勢，幹完就倒在地上不能動了，可是非常有成就感。第二天晚上請了幫狐朋狗黨來吃火鍋，錄音機里放着悠揚的卡彭特，草帽的投影在木地板上若隱若現，因為電力不足而昏黃的燈光很有朦朧美，不知誰說了一句：“小資，真他媽小資，除了這不太新鮮的羊肉之外……”

當時我感到了羞愧，為了不新鮮的羊肉而非小資。

後來就越來越頻繁地被各種人以各類口吻重複我是小資—一喜歡肖邦是小資，喜歡張愛玲是小資，喜歡王家衛是小資，喜歡侯學賢是小資，喜歡村上春樹是小資，喜歡朱麗葉·比諾什是小資。連我某天穿着中式對襟大襖聽駱玉堂的京韻大鼓搖頭晃腦，都有人說：打倒你個臭小資。我我我，我怎麼就小資了？

很鬱悶地去找女友，她正在電腦面前迅速地由一個文學小青年成長為一個文學老青年，每天在論壇里生命不息灌水不止。她把小山般的髒衣服都塞在一個雅致的大竹筐里上面躺個胖乎乎的加菲貓，她把仰慕者送的香水百合插進廁所抽水馬桶的水箱，因為沒有合適的美麗花瓶。她冷笑着說別人的話跟你有P關係，你覺得自己是農民就是農民是小資就是小資，孟京輝總喊着自己的戲劇要打破小資產階級美夢，可他的觀眾大多數都是所謂小資，這就是我們的世界。你要為這個鬱悶，只能說明你還夠不上小資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