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黃埔軼事

１９２５年８月，我進了黃埔軍校，是黃埔第四期。分到入伍生第三團三營一連。連長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張慎階，廣東人，少年英俊，在東征戰役中立過功，是一位以身作則的青年軍官，我對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團各營，都駐紮在黃埔島對岸魚珠炮台和深坑一帶，以後又遷到陳家祠堂，這處祠堂氣派很大，據說是叛將陳炯明的祠堂。 我所在的連，被人笑稱為“湖南同鄉會”，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學稱之為“騾子”精神。 我進黃埔的時候，激動得寫了一首詩： 考入黃埔軍校 騰飛萬里氣如虹，滄海茫茫主宰中。 三類權衡知我路，丹心報國奮前鋒。 開學後幾個月的一天，把我們團員集中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有陳林達。我們被升為黨員。 牆上也是掛着一張馬克思的像。我們坐在凳子上，陳林達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個人你認識吧？”我說：“我不認識。”他說：“他是廣東共產黨的負責人周恩來，今天的領誓人就是他。” 周恩來就出來講話了，他說：“我們升了級了，由ＣＹ升為ＣＰ了。”大家都很高興。 入學後我跟林彪、周恩壽、李運昌編在一起，我還是班長。我們連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過的是當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後，林彪的槍沒有上交，槍裡面還有一顆子彈。我們每次打靶完後都要把槍和子彈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飯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鋪，我看見林彪滾來滾去地沒有睡好，好像有什麼事情似的。一會兒，看見他的手到枕頭後面去拿槍，我這個班長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說“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沒睡着”。 我總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響了一槍！ 執行官拿着手電一下子跑進來了，問我：“文強，你是班長，你看見什麼了？是誰在打槍？”他這一問，問得我慌裡慌張的，我說：“我沒看見誰睡覺的時候打槍，我沒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點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見他的手老在枕頭後面去摸。槍架在枕頭後面。”我再沒有敢往下說。 執行官很有經驗，他跑過去，把林彪的那隻槍拿來一聞，剛剛打過嘛，有火藥味道呀，再用手電一照地下，子彈殼還在那裡呢。 “林彪，槍是你打的，你是怎麼回事啊，怎麼不講話呢？”執行官很生氣。 林彪知道自己錯了，說：“我下操的時候急急忙忙沒有檢查，我就睡不着覺，老惦記有這回事，我一摸槍呵，就打了這一槍。” “噢——你自己承認了？我要讓你坐禁閉，一個錯誤是你沒上交槍和子彈，第二個錯誤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槍，兩個罪加在一起，坐禁閉！” 我們一看，真玄！子彈從下鋪打上去，把上鋪的枕頭打了一個大洞，再往上鋪一摸，人也不見了。上鋪那個同學姓林，叫林偉儔。解放天津時，林偉儔是國民黨守天津的軍長，也是個中將。 執行官說：“哎，這個位置不是林偉儔嗎？人到哪裡去了？” 正在喊着的時候，林偉儔拿個杯子跑來了，執行官說：“你幹什麼去了？”他說：“我喝水去了！”執行官說：“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裡呀，這一槍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覺，林彪明天執行禁閉。” 執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來了，那時我們只有十幾歲嘛。他捏起一個拳頭，說：“文強，你這個傢伙怎麼落井下石呀？你這個湖南騾子。” 我一聽，就說：“林彪，不要罵人。我怎麼落井下石了？我也沒說是你打的槍，我只是說你睡得不好嘛，怎麼是落井下石呢？” 他說：“你還要說？我揍你！”他越說越激動，就跑到我床鋪面前。我說：“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計你三個打不了我，來打吧！”他一巴掌打上來，打得我的火也出來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鋪去了。他不服呵，還要打。大家起來幫我的忙：這個九頭鳥，好厲害，敢打班長。 過後，林彪不理我了。 後來周恩來和賀龍決定搞八一起義，我們南下到會昌，在會昌，我們的部隊遇到與駐守在會昌的錢大鈞部隊，打了一個遭遇戰，錢大鈞部隊縮回去後，我就坐在路邊到處看，想：“上面怎麼還沒有命令，要我們去追擊呀？”那時周逸群是黨委書記兼師長，我是少校連長兼組織委員。 這時，有人對我說：“你看路邊，林彪在那裡，你看到沒有？” “咦，林彪在那裡？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見見他。” 我跑過去了，林彪背對着我，他並不知道我在他身後，人家就指着林彪說：“你看你後面是什麼人呀？”他回過身來一看，是我。我看他還有點不大高興的樣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說：“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們有兩年不見面了，大敵當前，不要再鬧小孩子脾氣了。”他望着我笑一笑，舉起手給我敬禮。“哎，”我說，“你這個人還很近人情，還給我敬禮呀。”他笑了，說：“我不是給你敬禮，我是給你的官階敬禮，我是個上尉，你已經是個少校了，我給你的官階敬禮。”我說：“不管是什麼官階，也好，我看見你有笑臉了！”他就哈哈地笑起來了。小孩子脾氣不鬧了。 後來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裡跟林彪又見了一面。那裡有個地方叫三河壩，我們就在那裡又見面了。林彪說：“老文呵，咱們又見了面啦，我招待你吃點東西吧。”我說：“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時間，我們馬上就要通過三河壩，要趕到潮州，我沒有時間停下來，另有任務。” 這次分開，就再也沒有見面。後來他一直打到了東北，我在國民黨裡面也到了東北。 進入黃埔不到三個月，入伍生第三團舉行甄別考試，凡經過甄別考試及格的，一律升為軍官生。我通過，並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隊第二隊學習。周恩壽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軍官生的甄別考試中，要經過一場口試，鄧演達老師是主持口試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後，我肅立在他面前，一點不敢馬虎。 鄧演達是黃埔的教育長（鄧演達老師後來調升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風雲人物，為時不久，寧漢合流，右派勢力抬頭，他逃往國外，後來歸國不久，遭蔣介石的毒手殉難於南京），他儀表非凡，神采奕奕，雙目如電，不論是站着、坐着，還是行進間，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勢，一股浩然正氣，溢於眉宇。他用不着說話，只要遠遠聽到他那有節奏的長統馬靴的聲音，那怕同學們正在鬧得歡，立刻就會鴉雀無聲。 鄧老師對着我端詳了一番，問我，“為什麼要來這所學校學習？志願何在？” 我立即回答：“是為了革命不怕死而來，志願是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他似乎很滿意，連連說，“好，好，好，以後要多多地研讀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具有‘三大政策’內容的新三民主義。” 我退出考場後，便琢磨新三民主義這個“新”字，究竟是什麼。一連問了許多同學，都回答不出來。我帶着這個問題問惲代英老師，才明白了三民主義新舊的界線。惲代英老師說：“孫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義有新舊之分，舊三民主義是從民治、民有、民享而來，孫中山先生已經否定了，並親自在廣東大學講演過新三民主義。不過新三民主義要比較完善的話，必須包括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貫徹實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當時很不理解，認為到黃埔軍校來的目的是學軍事，為何又學起政治來了？後來才了解，凡考取了軍官生的，視其考試成績，分配到步、炮、工、輜、政治五個科去受訓。後來還添設了一個騎兵科，共六個科種。 曾畢業於保定軍校、雲南講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軍校的黃埔老師，都認為政治科是一件新鮮事，是革命學校的創舉，當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謠生事，誣衊政治科為“赤化科”。 我們考取政治科的，興高采烈地離開了陳家祠堂入伍生營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報到。不料報到後，竟讓我們到離校本部將近２０華里的沙河營房學習。所謂營房，不過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蓋而成的簡易棚。政治大隊隊長是胡公冕先生，當晚集合我們講話，說新校舍正在搶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這座毛竹營房，別看簡陋，還有通風、透光、防潮等等優點呢。我們都是來黃埔革命的，就應該生活革命化，等等，話說得不多，但大家高興了起來。其實，簡易校舍搭蓋得挺精雅適用，宿舍、自學室、飯堂、盥洗室、俱樂部，連接着大隊部、大操場。我們在沙河營房生活了四個多月，又遷到蝴蝶崗新建校舍。 我在黃埔政治科受訓將近半年的時候，周恩來給我們作報告。報告之前，他問：“你們這些同學有會速記的沒有？”我舉手：“我學過。”我是在藝專學的速記。 周恩來說：“你還會速記呀？你記錄過沒有？” “記錄過。” 他說：“你出來。”我就出列了。他又說：“我們這裡還有兩個記錄員，你們三個人合作吧。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湖南明德中學畢業，後來上了藝專。” “哦，你的資歷還不錯嘛，就指定你負責吧。” 周恩來報告之後，我把速記稿整理好給他送去，他連聲說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興。 周恩來又把我介紹給邵力子，說：“我這裡有個速記員叫文強，我的演講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來了，記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覆印了。不錯不錯。”這樣一來，邵力子也找我速記，他講三民主義的稿子，是我記下來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經是共產黨員，問：“你是不是國民黨員呀？” “我不是。” “你還不是國民黨員？你的速記這麼好，我來介紹你。”邵力子寫了個條子，讓我加入了國民黨。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發生了中山艦事變。校本部自３月１９日夜間起，已進入戒嚴狀態。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教官惲代英、蕭楚女、高語罕、李合林等等都在２０日黎明前被捕了。這些情況是從大隊長胡公冕先生口中傳出的，因為他任過校本部的警衛隊長，調為政治大隊長後，他原先的部屬透了消息給他才知道的。當時知道消息的，也僅限於極少數人，絕大多數人真相不明，整個的政治大隊籠罩在疑雲里，提心弔膽，竊竊私語，出操上課停止了。 我記得到了２２日晨，黨小組長張先梅悄悄傳達說：“中山艦事變是蔣介石製造的陰謀事件，目的在於打擊左派勢力，矛頭是對準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的……” 恐怖氣氛籠罩了整個黃埔島。 另外，還從大隊部傳出，廣州戒嚴，如臨大敵，蘇聯顧問全部被扣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被關押起來，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武裝糾察隊被全部繳械解散。第一師的政工人員，凡是共產黨員，除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以外百餘人都被扣押起來……恐怖氣氛不僅籠罩了黃埔島，而且籠罩了全廣州市和廣東全省。 我在事變的前一個星期，有感於左、右兩派的鬥爭，主張切實擁護三大政策，把囂張的右派勢力壓下去，於是冒冒失失地寫了一篇《擁護三大政策是革命軍人之責》的論文，投到學校出版的《黃埔潮》上發表，這篇不到兩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貼了郵票，投入大隊部設置的郵政信箱裡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隊的隊長李安定（他把左派和ＣＰ分子視為眼中釘）的手裡。他暴跳如雷，派區隊長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橫眉怒目地問我： “是不是想要造反了？” 他拍桌打椅，將我寫的那篇稿子攤在他的辦公桌上，指責我膽大妄為，逼着我說出動機何在？是誰指使要寫的？…… 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動要寫的，擁護三大政策是擁護總理親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軍人應盡之責，我沒有意識到有何不當，錯在哪裡？”這一答覆，更引起他破口大罵，一腳將他辦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罵說：“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正鬧得不可開交，區隊長蔣作舟走近我的身邊，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辯論下去，實際上是給李安定一點面子做台階，蔣作舟對着我大叫一聲： “滾！” 我走出了隊長室，以為大禍臨頭，許多同學也為我不安。但結果居然是李安定隊長調走了。 ３月２０日事變後，蔣介石制定了一個“整理黨務案”。此決議案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許跨黨”，在“黨內無黨、校內無派”。 我是跨黨分子，周恩來介紹我加入了共產黨，邵力子介紹我加入了國民黨，遇到如此情況，應該有所抉擇。經過與小組商量後，我決定選擇保留共產黨黨籍，退出國民黨。１９２６年３月，我退出了國民黨，在黃埔公開了共產黨員的身份。 事變後第三天晚上８點多，全體師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禮堂聽校長蔣介石的訓話。蔣介石指着“親愛精誠”四個字的校訓，說：“如果本校長不革命、反革命，同學們就應該打倒我。”最後蔣介石兩隻眼睛注視着全體師生，問對他的講話有什麼意見沒有？ 這時從政治大隊第二隊的隊伍中冒出個湖北口音的學生王襄，高聲喊道：“請問校長，你只要我們精誠團結，試問：我們最親愛的廖黨代表被英帝國主義和一小撮反動派刺死了，我們的汪黨代表到哪裡去了呢？”（廖黨代表指廖仲愷，汪黨代表指汪精衛）這一義正詞嚴地發問，使全場為之一驚。 蔣介石一下子面紅耳赤，過了一會兒，叫侍衛將質問的學生的名字記下來，說：“汪黨代表有病，入醫院了，不久就要出來的。” ５月底，黃埔軍校在學生中挑選了３００人，到廣州辦事處進行特別訓練。我和周恩來的老弟周恩壽都被挑選進去了。我們這個隊的負責人一個是鄧演達（他已升為總政治部主任，學生們仍按習慣稱他為教育長），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彭湃。開始，我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直到參加了北伐的誓師典禮，才知道受訓後要提前畢業，因為北伐前線需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