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醫界巨星顏福慶的文革遭遇繼前　　　　　　　　　　　　　　　　

　　兩岸、三地和海外的原國立上海醫學院（列年沿用校名：上海醫學院、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醫科大學、復旦大學醫學院，現為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以下均簡稱“上醫”）的校友，尤其老年校友，若看到《傳記文學》２００３年七月號４９４期“杏林史話”欄中〈我國現代醫學的泰斗顏福慶、朱恆璧——兼記上海醫學院的創建與消失〉（以下簡稱“泰斗”）一定會專注讀完。

　　懷着對母校的一切、尤其是對顏、朱二老的深厚緬懷和無限感念，看着、讀着，時而不得不停歇一下，抬起頭，強忍盈眶熱淚，但還是好幾次奪眶而出，濕了衣襟！豈不正如日本某音樂家所說：“聽無錫阿炳師傅的《二泉映月》是要跪着聽的！”那樣，觸發了多麼深沉而由衷的感受！

　　還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經過內戰劫難，上海百廢待興，同仁們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都很差，顏老多方奔走，爭取到與附屬醫院（現華山醫院）毗鄰的周家花園劃歸醫院；園中亭台樓閣、小橋流水，是鬧市裡的一抉淨土。年逾七十的顏老在啟用大會上說：“大家能使用周家花園是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具體化，要感謝黨，感謝毛主席！”他的計劃是：除了供復健病人散步、運動鍛煉外，還可供教職員工中午在此用膳、午休，也可以用花廳作學術會議的場所，或作聚餐之地“。體現出他老人家不但對醫學教育、對上醫的基建工作、對任何事物都認真有加，而且充滿深厚感情。

　　顏老總是帶頭響應共產黨的各種方針、政策，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積極投身於共產黨的宗教“三自”政策，是上海市在這方面的帶頭羊。遺憾的是，如此天真的赤子之心最終換得的，竟是在“泰斗”文中轉引的顏老後輩的血淚哭訴！

　　年高失憶、重聽、講錯話是常事。有時顏老參加市裡的會議後，在全院大會上傳達，結束前對着擴音機，把常規性口號喊錯！把“共產黨”萬歲喊成“國民黨”萬歲！這可是不得了的“反黨、反革命”！至少可加上“思想極右”的罪名！幸好當時的黨委書記、院長是由中共華東局統戰部長陳同生兼任，他十分了解知識份子、了解顏老，說：“顏老的大節是好的，他大事清楚、小事糊塗”，就這樣，在“反右”鬥爭中，保護過關。儘管《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社論發表後，校內黨干已磨拳擦掌、蓄勢待發，而且人體解剖學齊登科教授在學院大門口、最醒目處貼出篇幅特大的巨無霸大字報〈裴多斐俱樂部〉，矛頭直指民主黨派，作為當時“九三學社”負責人的顏福慶所處形勢之險惡，今天回憶起來尚不寒而慄！要不是陳同生保駕，顏（副）院長無疑會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

　　在上醫幾十年的經歷中，陳同生是最受群眾愛戴的領導，他平易近人、談吐儒雅而幽默、關心群眾而又辦事認真；他十分尊重顏老，但凡重要事項，尤其在上醫的發展規劃、基建項目和科室設置方面，都認真聽取聽顏教授的意見，周密思考、反覆深入討論後才作決定。就是這樣一位受知識份子信賴的好領導、好朋友，在文革浩劫中卻受到殘酷批鬥，冠以莫需有的罪名而死於非命！

　　文革浩劫中，在那黑白顛倒、指鹿為馬的日日夜夜裡，顏老受到的苦難、折磨實罄竹難書！他被隔離審查，“關進牛棚”，戴上寫着“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祖師爺”的超高紙帽，令他領頭列隊在校園內游轉，讓他左手拿一隻破鐵皮畚箕，右手執一短棒，邊走邊敲，還要不斷喊叫：“我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是——醫務界反動權威的祖師爺”“我是——牛鬼蛇神！”緊跟在顏老後面的是七、八個在前政府中任過衛生官的教授，同樣戴高帽、敲畚箕、喊罵自己。一次，竟有人把寫大字報用的臭墨汁往顏老頭上澆，淋得從頭到身上的衣、褲、鞋、襪都墨跡班班！

　　在顏老諸多罪狀中有一條是：“醫學界的武訓”，說他“為了辦醫學院，恬不知恥地向洋人討錢”，斥之為“這和叫花子有何兩樣，丟盡了中國人的臉”！事實是，一如“泰斗”文中所述，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我國醫事全被外國教會和財團把持、控制，顏福慶本着民族自尊心，為了籌建我國第一所完全由國人自辦的現代醫學教育機構，組織了幾位志同道合、熱誠愛國的醫學專家，踏上了籌建的不歸路。不言而喻，辦事要經費，顏福慶用其廣泛的社會關係，在國內，並向國際集資；幾經波折才最終辦成能與美國洛克斐勒財團在北京辦的高質量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平起平坐的國立上海醫學院！這難道應該批判嗎？荒謬絕倫！與此同時，經與外國人在華組織的“中華博醫會”數度鬥爭，顏老於１９１５年組建並成立了中國人的“中華醫學會”，被選為首任會長，同年創刊《中華醫學雜誌》，把醫事自主權牢牢掌握在國人手中，從此揚眉吐氣，不再仰洋人鼻息、聽其發號施令。

　　本來身體很健旺的顏老，經過多次肉體上的摧殘和精神上的凌辱，日漸體衰力竭！但是批鬥的次數和力度並未因之而有所減少。家人攙老人去承受批鬥，一路上少不得挨辱罵和突如其來的推打、冷拳。家人怕老人受不了如此屈辱、折磨，會尋短，多方作寬慰；他卻出人意料地說：“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沒什麼了不起，以前在湖南早就看到過‘痞子運動’，這次是一樣的，革命麼，過去了就會好的。”甚為豁達，看得開。

　　即使工宣隊把他禁足在他的臥室里，不准家人進出，使他完全與外界隔離，在上廁所恰與家人照面時，還是點頭招呼、露出笑容。

　　但是，在他因精神和身體長期受折磨，所患老年性慢性支氣管炎得不到及時治療，引發嚴重肺氣腫而呼吸困難時，家人送他到當初他親手創辦的中山醫院就診，卻遭拒之門外，不給入院，而且連稍為貴些的藥都不給，馬馬虎虎看了看，打發回家了事；家人向醫院商借氧氣筒，以便在家裡應急用，卻遭一口拒絕時，老人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緊閉的雙眼流出了眼淚，此時此刻，他失望、他沮喪、他傷心欲絕！

　　造反派、工宣隊在上醫院部會議室的柜子裡翻出一幅原本掛在牆上、引以為榮的顏福慶和毛澤東在筵席上的照片，驚奇地議論起來，為什麼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會和這老頭子一起吃飯？有人說會不會是假造的？後來弄清楚是在引蛇出洞的陽謀——“反右”以前，毛接見知識份子代表時所攝，而顏老之所以被安排在毛右側首席，是因為早年在湖南長沙的顏醫生曾診治過毛的第一任妻子楊開慧，該算是沒忘故人吧。但是，這並不能挽回顏醫生在由毛髮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荼毒。

　　從上醫的編年史上推算，顏福慶當年作為湖南長沙外國人辦的醫院中的一名外科醫生，在應毛之求，給楊開慧診治之時，他腦海中正翻騰、醞釀、籌劃着國人自辦醫學院的巨浪、鴻圖；而在作毛澤東座上客、舉杯祝酒之際，正是顏老經多年奮鬥、宿願初償、上醫欣欣向榮之時，是為上醫和顏老的黃金歲月！他又怎能料到快半個世紀年後自己會成為今古狂人的狂妄思想的犧牲品，成了階下囚！

　　當他痛苦地喘咳着，躺在中山醫院急診室的擔架上，遭拒絕入住病房、又得不到治療藥物而失望、痛苦、傷心欲絕時，他腦海中能不浮現出１９３７年４月由他主持的“國立上海醫學院新院舍落成暨中山醫院開幕典禮”？在那次冠蓋雲集、熱鬧非凡的慶祝大會上，他在演講中強調“普及醫學衛生”的宗旨，要求上醫畢業生不私人掛牌開業，走他倡導的“公醫”之路，讓人人不論貧、富都享有醫療、衛生之權；幾十年來老人家身體力行，夙夜不懈地實踐着，而且教育、帶領着全體“上醫”人塑造了一種無形的服務人群的清風、正氣，在神州大地上開花結果。然而，在“文革”浩劫中，卻敵不過那股妖風、邪氣！在飽受屈辱的晚年，竟沒有一個得他恩澤的學生被允許為顏教授服務！

　　顏福慶教授的後人這樣記錄顏老最後的歲月：

　　“‘文革’前，祖父身板硬朗，思路清晰，連走路都不要人攙扶，除輕微‘老慢支’外沒什麼病。１９６８年，經過兩年多‘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祖父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臥床不起，留着老長的頭髮和鬍子，與前判若兩人，家中大門兩旁塗滿了‘打倒反動學術權威顏福慶’的大標語。那時上海第一醫學院兩派紅衛兵造反派正熱衷於打派仗，祖父則被逼着寫檢查。

　　祖父耳聾眼花，無力舉筆，而那時我父親正被關在‘牛棚’里，於是我成了代筆者……由於我當時耳聽手記，使我有機會了解祖父不平凡的一生。那時我是大學應屈畢業生，也是被人看不起的‘狗崽子’，祖父被勒令去受大會批判，我扶他進會埸，少不了挨唾沫和冷拳。……

　　１９６８年秋冬，工宣隊進駐我家，對祖父實行隔離審查，於是祖父的居室成了禁地！

　　……從室內傳出謾罵聲、口號聲、朗讀語錄聲不絕於耳。夜深人靜聽到祖父的咳嗽聲和上廁所時的滿跚腳步聲、我心如刀割。

　　１９６８年年底，我被分配到蘇北，臨行前要求向老人家告別，總算見到數月不見的祖父。他比以前更憔粹，蓬散的白髮和長長的白須，面目全非！在虎視眈眈的工宣隊的監視下向老人家道別，我說：‘爺爺，您要保重’時熱淚奪眶而出。

　　有一次他犯病時竟被他當初創辦的中山醫院拒之門外！那是一個人妖顛倒的年代！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祖父閉上了眼睛，一代醫界巨星隕落了。”

　　“文革”結束已近三十年，顏老屍骨已寒，時光的流逝沖淡了人們的記憶；除上醫的老年校友外，很少還會有人記得我國的醫學界曾出過這樣一位以國人的健康為己任的偉人。頗為諷刺的是，卻有人記得顏院長的住房！抗戰勝利後，上醫復原重返上海楓林橋畔舊址，顏老為了便於工作，緊靠着上醫建造了私人寓所，也就是文革中他被禁足在內、承受批鬥的那所傷心屋！十幾年前，自我放逐有年的顏家人返里，那些記性特好、思想敏銳、行動快捷者，少不得作“黃鼠狼拜年”式的訪問，並以統戰口吻建議顏老的家人，將老人在世時的住房捐給上醫，以示顏老院長對上醫的熱愛和眷戀有始有終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