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考上大學攻讀英語，我父親要送我幾本賽珍珠的作品，說她的文字很好，可以幫助我學好英語。我堅決拒絕，理由很簡單，這是美國人寫中國，肯定是污衊。70年代末我到美國進修，這才有機會看了根據賽珍珠的《大地》拍的電影。當時的感覺是看不出什麼反動的地方。我去圖書館借了那本小說，看了以後還是覺得她寫得很真實，並沒有污衊或攻擊中國或中國人。後來看到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詞中對中國文化的歌頌和對當時一些一心學習西方文化的作家的批評，這才覺得我以前的看法並不正確，同時深感完全以政治替代美學的弊端實在很多。

在很長的時間裡，我總有個印象，西方作家對華人有種族歧視，他們塑造的華人總是負面形象，不是醜陋、陰險邪惡、詭計多端的歹徒，便是愚昧無知、滿口洋涇浜英語、卑躬屈膝的小人。我雖然沒有看過陳查禮或傅滿洲的電影，但一直知道那是英美人醜化中國人的典型。我第一次看辛克萊·劉易斯的《大街》，看到女主人公為了打破小鎮那一成不變的習俗，在請太太們到她家吃下午茶時，用廣東小吃替代傳統的青瓜三文治時，就很不以為然，認為這寫法太淺薄可笑了。1954年我考上大學攻讀英語，我父親要送我幾本賽珍珠的作品，說她的文字很好，可以幫助我學好英語。我堅決拒絕，理由很簡單，這是美國人寫中國，肯定是污衊。後來，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沒有書讀，也不敢去圖書館借書，因為有一次為了編教材我去圖書館，結果書沒有借到反而被盤問好一陣子為什麼要借封資修的東西。我忽然想起那幾本賽珍珠的小說，便寫信給父親。他在回信中很感慨地說，如果我當年拿走了，也許那些書就能逃過一劫，現在早就在抄家時被沒收了。我當時倒並不心疼，因為我知道她在解放後寫過反華的小說。70年代末我到美國進修，這才有機會看了根據賽珍珠的《大地》拍的電影。當時的感覺是看不出什麼反動的地方。我去圖書館借了那本小說，看了以後還是覺得她寫得很真實，並沒有污衊或攻擊中國或中國人。後來看到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詞中對中國文化的歌頌和對當時一些一心學習西方文化的作家的批評，這才覺得我以前的看法並不正確，同時深感完全以政治替代美學的弊端實在很多。其實，今天我們一些發財致富的人的心態和行為跟《大地》主人公的做法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說明賽珍珠對中國農民和人性的了解真是非常深刻的。當然，陳查禮和傅滿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現在有許多文章把他們的出現、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這種形象所代表的種族主義觀念和惡劣影響都分析得很好。

一、華裔作家筆下的華人

近年來，美國提倡多元文化，開始重視各種族裔的文化和文學。一位研究華裔文學的教授告訴我，上世紀80年代以前華裔文學默默無聞，但1985年以後，幾乎每個學校都有中國研究方面的課程或系科，現在出版的華裔文學和關於華裔文學的作品她都看不過來了。我女兒居住的奧克蘭並不是個大城市，但有一個據說是這裡最大的亞洲文化中心，從去年大約10月份開始舉辦關於1860年代這裡的唐人街的展覽，很多實物是新近發掘的。中心還發起一個叫“尋找我們的根”的活動，公布了1870和1880人口普查時的華人名單，希望有了解那些人的家庭提供關於那些人的照片或回憶，同時還號召華人提供家裡有關那時期的資料或實物。這個展覽有固定的房間而且是永久性的。關於奧克蘭唐人街的書似乎也不少。最新出版的是一本叫《奧克蘭唐人街》的有照片也有文字的書，作者叫王威廉，（也可能是黃威廉）。裡面不僅有湯亭亭那樣的名人照片，也有飯館、理髮店的老闆。有當代人物，也有歷史人物，如1894年在美國出生的一位華裔女士，這在當年是極其罕見的，因為當年美國不讓中國女人移民入境。她活了快100歲，是奧克蘭第一個女理髮師。這恐怕也是很少見的，說明這位中國女人很有勇氣和膽識。還有一張女士的歷史照片，據說是最早在美國註冊投票的兩個奧克蘭華裔女性中的一個。我相信這類作品對幫助這裡的華人家庭了解自己的歷史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我對美國的華裔文學沒有研究，看得也不多。不知為什麼，我看這些書常常有不舒服的感覺。記得1980年第一次看湯亭亭的《女戰士》時，我簡直是憤慨不已，認為她顛倒中國歷史，歪曲中國文化。我在課堂上發表了這個看法後，使教員和美國同學大為驚訝，因為他們都覺得這本書好極了。還是一個美國學生啟發了我，她說，湯亭亭並不在寫中國，她是從美國人的角度出發考慮自己的身份問題，要在給她帶來混亂影響的兩種文化中作出選擇。我覺得這說法有道理，後來在看譚恩美的《喜福會》等作品時也總用這種想法來寬慰自己。但我總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把中國人，例如母親一代，總寫得如此粗俗不堪？從前，亨利·詹姆斯在《黛西·米勒》裡描寫美國人在歐洲，黛西粗俗的地方反映美國文化的粗俗。但黛西年輕幼稚，仍然給讀者留下可愛的形象。這些中國母親雖然最後往往證明她們有勇氣和膽略，是正確的，但卻很難討人喜歡。這是否也反映中國文化粗俗而不討人喜歡的一面？一個華人朋友告訴我，她和她的朋友看《喜福會》時也有我的感覺，但他們的兒女卻都很欣賞。這是代溝問題嗎？好像不是。90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時，正趕上湯亭亭在那裡做報告。當時給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她很精彩的報告，而是香港學生的提問，那些年輕人跟我的看法挺接近。好些學生懇求她不要把中國人寫得那麼醜陋。她回答說，她是美國人，她只能這麼寫，正面的形象應該是中國人自己來寫。這話似乎很有道理。本來她並不了解中國或中國文化，我們不應該要求太高。我還問過一位加拿大華裔作家這個問題。她倒是很坦率，告訴我，這是主流社會對華人的看法，你的作品要進入主流社會，在最初的時候，不得不這麼寫。我聽了倒也釋然，要揚名先迎合社會的需要，這無可非議。可是為什麼有些人即便在成名以後還是一成不變？我看《典型的美國人》時總覺得中國人不見得如此幼稚可卑。當然作者是用諷刺的口吻和幽默的手法。但我老擔心她讓像我這樣不懂得幽默的讀者得出錯誤的結論。不是有很多美國人認為中國人嘔心瀝血就是為了一張綠卡嗎？我有時很擔心，這些華裔作家有沒有可能在用文學形式證實西方人對華人錯誤看法，延續了他們的對華人的歧視？

然而，華裔作家和研究華裔或亞裔文學的學者又都義正詞嚴地批評美國的大眾文化，甚至主流作家的作品裡把東方人塑造成反面形象。《典型的美國人》的作者任碧蓮1991年8月11日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里說，“多年來，亞洲人成為白人作家自由表現他們的恐懼和欲望的形式。無須贅言，這是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這種情形只有在一個民族的形象被盜用而又無力反對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的。”還有一位韓裔學者金惠蘭則在《陳查禮死了：當代亞裔美國文學選讀》的前言裡指出，“一個半世紀以來美國在官方和大眾文學文化中不懈地和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的刻畫把亞裔美國人始終表現為怪誕可笑的外來的他者……”這些話都非常有道理。金教授還在另外一本書《亞裔美國文學》裡具體點了布萊特·哈特、傑克·倫敦、約翰·斯坦貝克、弗蘭克·諾里斯等美國主流作家的名字，批評他們沒有正確塑造亞裔美國人的形象。她舉了許多那些作家作品中的例子來證明她的觀點。可惜的是，惟獨斯坦貝克，她沒有提供任何具體例證。

二、斯坦貝克筆下的華人

我正好剛看了斯坦貝克的《伊甸園之東》，裡面有一個華人。但我並不覺得斯坦貝克把他塑造成反面或怪誕可笑的人物。當然，李是個傭人，留着辮子，講洋涇浜英語，還有點迷信。這符合金教授等批評的美國作家筆下的華人形象。但他跟《紅樓夢》裡的焦大或《飄》裡的黑媽媽並不完全一樣。斯坦貝克把他塑造成小說中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後來成了特拉斯克家庭的支柱，不僅幫助亞當擺脫痛苦，而且擔當起培養和教育亞當兩個孩子的責任，而他們，尤其是卡爾確實把他當父親看待，有問題不是找亞當而是找李來商量。小說結尾處是他說服垂死的亞當原諒了卡爾，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小說中還有另外一幕很感人，李對卡爾的女朋友說，他覺得她像是他的女兒，而那女孩子回答說，我也希望你是我的父親。一個白人女孩不喜歡自己的父親卻真心尊敬並喜歡這個華人，這應該說是斯坦貝克有意安排的。

斯坦貝克還通過李描繪了從美國南北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華人的困境。李其實受過教育，可以說流利的英語，但最初他用洋涇浜英語跟亞當的另一個精神導師撒姆耳對話。後來撒姆耳問他為什麼不講正確的英語，他反問說，這不是你們期待一個傭人說的英語嗎？短短一句話說出華人所受的歧視和偏見。李想要有自己的書店和家庭，但他無法實現這個夢想，他說，這是因為在白人眼裡，他是個華人，是個不值得信賴的人，而在華人眼裡，他又不像自己人更像“洋鬼子”。這種在兩種文化中無所適從的心情恐怕比湯亭亭《女勇士》那女孩想拋棄一種文化來選擇自己的身份更為真實。這恐怕也是許多海外華人的共同感受，他們無根無基，既回不了自己的家鄉故土又不能認同或不被現實生活中的國家社會所接受。

最為重要的是，李對《伊甸園之東》的中心主題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斯坦貝克在這本小說里利用《聖經》中該隱弒弟亞伯的故事來探討善惡問題。他自己在談到小說的主題時說，“所有的小說、所有的詩歌都建立在我們內心中善與惡的永不停息的鬥爭基礎上。”但他不贊成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惡的說法。他通過李提供對《聖經》中上帝的一句話的新的解釋，說明人可以有自由意志來選擇從惡還是從善。這是全書最關鍵的部分，而解決問題的卻是一個華人。斯坦貝克詳細描寫李如何跟唐人街一群華人學者認真學習希伯來文，鑽研希伯來文的《聖經》原著，發現翻譯中的錯誤等等。這恐怕不能說是從殖民主義觀點出發把李寫成一個模範華人。如果我們注意到小說出版的1952年正是朝鮮戰爭中美交戰對抗的時期，我們可能更得佩服斯坦貝克把一個華人塑造為正面的重要人物的勇氣，儘管故事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我覺得，斯坦貝克塑造李這個華人形象是有他的深意的。小說中有兩個重要人物都是移民。一個是李，另一個是愛爾蘭移民撒姆耳。19世紀時愛爾蘭移民對華人並不友善。當時的美國白人發現華人更勤勞，工資也更低，喜歡僱傭華人。愛爾蘭移民用他們也是白人，跟美國人是同一種族的說法打擊華人。這種看法至今仍在起作用。斯坦貝克讓這兩個人成為好朋友，彼此都是智者，都富有愛心，恐怕是有針對意義的，說明斯坦貝克很希望各種族能夠和諧相處。

更有意思的是，我看到1952年《伊甸園之東》剛出版時評論家對李的看法。如今已是大學者的馬克·碩羅認為撒姆耳和李都“口才極好、富有說服力”，是小說中“性格描寫最為感人的人物”（1952年9月22日《紐約時報書評周刊》）。另一位卻充分暴露他對華人的歧視。他說，“撒姆耳是文學中罕見的人物，既非常善良又是個可信的、討人喜歡的、聰明的人。而那個華人廚子李同樣聰明同樣有意思但從人性來看卻並不那麼可信。”（1952年9月19日《紐約時報》）這後一種看法看來反映了美國人對華人的偏見，但也似乎多少證明斯坦貝克對華人的看法還是相當友好的。

我不想為斯坦貝克做辯護，因為我畢竟沒有看過他的全部作品。我也不是說美國作家都用正確的觀點描寫華人。但我認為具體問題應該做具體分析。如果一位美國作家出自對華人的同情描寫華人，即便塑造得不夠完美，我們似乎不應該過多地指責和批評，因為這樣的人畢竟為數不多。我對東方主義等理論沒有研究。但我認為我們在對待美國作家和華裔作家似乎應該用同樣的標準。總之，如何看待美國華裔作家和美國主流作家小說中的華人這個問題應該有比較深入具體的分析，比較研究華裔作家和美國作家筆下的華人可能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現在國內研究華裔作家的專家學者很多，我很想知道他們的看法。

(陶潔/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