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二個妻子

上海淪陷後，我任前方辦事處處長，負責收容從上海撤出來的部隊。我收容了四萬多人，經過改編後，把其中三萬多人送回原部隊，留下萬把人，成立一個教導團，叫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教導總團”。俞作柏當教導總團的團長，我當教導總團的政工室主任，協助俞作柏訓練部隊，俞作柏原來是桂系，是個上將。我們到達廣德時，在廣德成立了防區，之後，我們到了安徽祁門縣一個叫做里口的地方，這個地方四面環山，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個小地方到了很多國民黨中央的要人，如安徽的柏文蔚，辛亥革命時他是安徽起義的都督，還有國民黨的一個監察將領，也到了這裡，另外還有好多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在這裡。我們的部隊一到，就開軍民聯歡大會，當地的人就跟我們講，你們開軍民聯歡大會，好啊，這裡有好多中央要人，柏文蔚柏都督都在這裡。俞作柏就知道了，就要我一個一個地去看這些中央要人，對他們說我們開軍民聯歡大會，要請他們都到。這些要人高興極了，說：“你們來了我們就高興了，有部隊保護我們了。” 布置會場時，我寫了八個字的橫批：“抗日必勝，建國必成。”人家就跟我講：“你光寫個橫批不夠，你還要寫副對聯。”我想了想，就提了一副對聯。這副對聯直到現在我還記得起： 痛此際河山破碎，傀儡登場，助寇逞橫行，禽獸衣冠能幾日。 喜今日盛會聯歡，軍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華旦復有春秋。 這個地方有個非常有名的清朝狀元，他看見對聯說：“你們這個部隊裡還有這樣的人才呀。這個對聯寫得好聽啊。”說我有雄心，就把我叫過來，問： “你多大年紀呀？” “３０歲。” “負什麼責任啊？” “政訓室主任。” “你是大材小用哪。” “我們的總指揮是個上將呢。他負總責。我年紀小一些，我還可以向他學習。” 他說：“你的口氣大得很哪，有這樣大的氣魄啊。”後來，那個狀元還上台去講了話。後來，那些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和那個監察委員都來了，軍民大會開得很好。 我們撤退，撤退到一條小鐵路附近，可以一直通到蕪湖，我們那天晚上就在這個地方宿營，我的身邊有三個參謀，其中有一個叫劉人奎。劉人奎過去也是共產黨，在四川時是重慶軍委書記李鳴珂的秘書，八一南昌起義後被俘，後來釋放政治犯時把他釋放出來了。我在上海時，有一天，突然他在馬路邊喊我，喊我過去的化名“文萊之”。 我聽他喊文萊之，就沖他招手：“你過來過來，你怎麼認識我呀？” 他說：“你怎麼不認識我了？我是老關啊。” “你是老關？”我看見他頭髮很長，“你怎麼搞成這個樣子呢？像個叫花子？” “我剛從監獄裡出來，你還不知道啊？”他說：“我被關起來了，由死刑改為無期徒刑，遇到釋放政治犯，我就出來了。”他問我：“你現在幹什麼？” 我說：“我的事情你還不知道啊。” 他說：“我怎麼不知道？都是王明路線搞的，當時就是派我來幹掉你的，你曉得這個事嗎？” “我就是為這個事情跑掉的，但是並不曉得要你來下手。” 他說：“我怎麼能夠下手啊！” “那次，我跑到上海去找周恩來，沒有找到。周敦琬跟我去找楊尚昆，也沒有找到，把我搞慘了。我以後就不敢找周恩來了，也不知道他們的路線是什麼路線，怕自投羅網。後來我就回湖南，當記者。直到現在，我也沒在共產黨里搞。” 他說：“你怎麼沒在共產黨里搞？周恩來給你在延安平反了。你現在不在黨裡面幹了？” “我不知道給我平反的事。現在要我回去困難了，不曉得他們對我的態度怎麼樣？” 劉人奎直搖頭：“我告訴你，共產黨裡頭搞得並不好，今天我見到你，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問：“他們讓你去幹什麼啊？” 他說：“去組織新四軍。你現在幹什麼呢？” “我在軍事委員會，擔任前方辦事處的處長。” 他說：“這樣吧，我同你一道走，我也豁出命了。” 我對劉人奎說：“我住在無線電訓練學校，你來看我吧，我送點錢給你。你連衣服都沒有的穿，搞成這個樣子，我還有西裝，送你兩套，還有被子，送給你。” 第二天，劉人奎就來了。我們的門房不讓他進來，像個小癟三一樣，鞋子都沒有穿，還要進來，那怎麼行？門房就打電話給我，問要不要讓他進來，我說：“讓他進來。人家有困難，你怎麼不讓人家見我呢？” 劉人奎進來見了我。我說：“我拿５０塊錢給你，我的兩套西裝也給你，這西裝呢你穿着有些大，你這個人瘦，把褲腳挽高一點，把袖子也挽高一點，就可以穿，這個被子、毯子都是給你準備的，你去理個髮，把自己整理好一點，再來見我。” 過了兩天，他又來了，說：“我那天說的事情你考慮了沒有？” “什麼事啊？” 他說：“什麼新四軍不新四軍，我不想去搞了，我見了你呢，就等於見了李鳴珂一樣。” 我說：“那就這樣吧，抗日戰爭如果勝利了，以後你要去搞共產黨，你要去搞新四軍，我不留你，我對我自己也是這樣決定的，我也不願意以共產黨為仇，而是以共產黨為友，到現在也是這個宗旨。” “我跟你一樣，我跟你一樣。” 我說：“我看你可以到部隊裡去當大隊副。” 後來，日本人在上海登陸，劉人奎的隊伍散掉了。他又跑來找我，我說：“這樣吧，你不要回部隊了，給我當參謀。” 我們繼續撤退的時候，我給劉人奎一個任務：“你到了一個地方，就問問當地的治安情況，當地的商店裡面缺不缺糧食，人心怎麼樣，一切調查情況向我報告。”另外還有兩個參謀，一個參謀管敵情，敵人現在恐怕要過蘇州了，現在到了什麼地方？一個參謀負責調查我們上前線的道路有什麼情況？有沒有土匪？ 一天晚上，參謀們向我匯報完情況後，兩個參謀回自己住處去了，不知為什麼，劉人奎磨磨蹭蹭地不走，我問：“你怎麼不走啊？”他說：“我發現這個地方有一個中心學校，裡面有個女教員，叫葛世明，她是寧波人，高中畢業後進過復旦大學。現在這個中心學校停辦了，她沒辦法，哭哭啼啼的，我也沒辦法救她，只有你可以救她。” 我說：“我是收容部隊，不是收容老百姓，這些事情歸地方管。” 他說：“你這個事情都不管，那怎麼辦啊？” 我有點不耐煩：“先睡覺去，不要在這裡麻煩了。”說完，我就休息了。他一看我躺下了，也就走了。 過了沒多長時間，劉人奎又來了，坐在我這裡又不走了。 “你怎麼又不走了。我說我管不了這個事啊。” 他挺固執：“你的朋友也多，關係也多，現在她吃的也沒有，路費也沒有，錢也沒有，你給她幾塊錢吧。你給你的朋友寫幾封信吧，把她送走嘛。” “那也可以嘛。”我拿出１０塊錢給他，那時的錢很值錢。又寫了兩封信，一封信是給我在武漢的朋友的，如果那個葛世明去武漢，就讓我的朋友們給她介紹工作。怕她到武漢找不到我的朋友，我又寫了一封信，讓她到長沙，去找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周敦琬很有辦法，給她安排一個小學教員什麼的，我看沒什麼問題。我說：“就這樣吧。”劉人奎就走了，他也滿心高興。 第二天，我們的隊伍出發了。劉人奎平時都在我身邊，今天怎麼就不見了呢？ 有人報告：“劉參謀在後面帶着一個女的！” 我很生氣：“叫他來！” 劉人奎跑來了，我說：“我昨天晚上跟你講了，我們部隊裡不能有女的，如果有女的搞在裡面，就是反了軍令。你把她送走不就了了嗎？” 劉人奎說：“我們不了解實際情況！這裡到蕪湖的小火車，上不去！上面淨是傷兵，滿地也都是傷兵。她哭哭啼啼的，非得跟着我們的部隊一道走。” “還有這樣一回事啊？”我說：“這樣吧，到前面那一站，隊伍停下來吃飯，把那個女的找來，我跟她談幾句話。” 到了前面的一站，有一些小飯館，我搞了一桌飯，與劉參謀和葛世明一道吃飯。我對葛世明說：“現在你同我們的隊伍先到蕪湖，到了蕪湖呢，你自己買票上輪船，那裡中國輪船也有，外國輪船也有，到武漢找我的朋友。” 我又問：“你家裡的人在哪裡呀？” 她說：“我家裡還有親戚在上海。現在回不去了，老家的人也沒有幾個了。” “你結婚沒有呀？訂婚沒有啊？” “沒有，也沒有訂婚。” 我就講了一句：“你呀，認識劉參謀了，劉參謀這個人是個好人，他也沒有結婚。”一說到年齡，劉人奎和葛世明同年，都比我小六歲。我挺高興：“如果將來有緣，你們可以結為一對夫妻。” 葛世明表示同意。她說：“我把你和劉參謀兩個人都看作我的恩人，我心裡很感謝你們。” 我說：“我懂。” 吃了飯之後，她還沒有走，我說：“你去買到武漢的票，那１０塊錢不夠，再另外拿些錢給你。”又對劉參謀說：“你把她送上船，送上船之後，這個事情就算了了。”劉人奎給她買了船票，把她送上輪船。 日本飛機來轟炸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蕪湖的對岸，這個地方是一個水陸碼頭。有人就給我講：“你救人做好事，也不容易。我們看到有艘英國輪船被日本飛機炸掉了。” “噢？有這個事啊？”我扭頭問劉人奎，我說：“老劉，你送的是不是那艘英國船？”他說：“好多船，我沒有看清楚。恐怕就是那艘船。” 我說：“糟糕了，你也想做好事，我也想做好事，我們不做這好事，恐怕她還逃出去呢，我們做好事害了人家啊。” 說着，大家心裡都是很難過。 後來，我們到了一個小縣城。我這個人愛管閒事，認為在我職權里應該幹的事，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對於地方有利的事情，我都去儘可能的干。到了這個小縣城一看，亂得很。滿地都是傷兵，變成一個無政府世界了。傷兵們把商店也占領了，把年輕漂亮的婦女霸占了。搞得一團糟，我就叫了幾個參謀來一道商量。這裡亂得這個樣子，我說：“我們應不應該管？”他們就跟我講：不要管不要管。那麼多傷兵，我們的隊伍只有千把人，管得了嗎？ “你們要我不管，是管好還是不管好呢？” 他們還是說：“不要管！我們還要走好遠的路，還要到蕪湖，還要到安慶，好長的路啊，到處是傷兵，得罪不了啊。” “你們的話有一半的道理。也不是全有道理。”我說：“日本人還沒有來，這個地方就搞得沒有人過問啦？這些傷兵沒有吃的，也沒有人負責把他們送走，當地政府幹什麼去了？這是當地政府不負責任嘛。” 我說：“當地政府不負責任，我們要管，把這些傷兵組織起來維持治安，解決這些問題，你們哪，只怕事不管事。”我這一說，參謀們覺得有道理。 “這樣，”我說，“劉參謀，把我這一千多人，改編組成巡邏隊，在街上多跑幾趟，那些傷兵看到我們有武器，他們就不敢亂動了。” 我又喊另一個參謀，給我到商店裡買一些白布。他不解，“買白布幹什麼用啊？” “買來你就曉得了。” 我們住在縣城的一個澡堂子裡，那個澡堂子有三層，很高的一個房子。白布買來了，我就拿筆寫了幾個字：“縣警備司令部。”我寫好後，讓參謀從屋頂上掛下來，我們就是警備司令部啦。這時，我還是個校官，但是我搞了一個少將的肩章，自己戴了起來，我這個官是個假官。 我命令：“你們哪，現在馬上調查：那些商店是被哪些人搶的？誰要不服從，馬上把他們抓來，男的女的都把他們抓來，女的抓來，送到後方。”部隊把那些做壞事的人五花大綁都抓來了，其中真的有婦女，我就把那些婦女送到後方放掉了，對她們說：“你們逃難去吧。” 我自己戴着少將的軍銜，站在一個大八仙桌上，對着抓來的傷兵說：“你們都是國家的軍隊，一打了敗仗就把地方鬧得這樣糟，變成無政府狀態了！地方被你們搞亂了！他們地方上也不負責任，他們有責任，你們自己也不對！你們是不是中國人啊？誰個沒有父母啊？誰個沒有妻子兒女啊？你們反過來欺負中國人啊？誰幹的？我今天要抓幾個！”他們看着我要殺人的樣子，就揪出幾個人叫嚷：“就是這幾個，這幾個是最壞的傢伙！” 我說：“捆起來！” 把那幾個傢伙捆起來了。我說：“你們說說道理！為什麼要這樣干？”很多傷兵，看看不對了，就溜了，說：“這個官哪，還是個少將呢，是個警備司令呢。” 我說：“我本應該把你們就地槍決！但是，我現在不這樣做，我不槍斃你們。你們自己出來承認錯誤。現在我們要到蕪湖，先把你們送走，傷重的上擔架，不許你們在這裡停留。” 我這一搞，不到三天，這個地方就一點事情沒有了。後來，有人告我的狀，說我這個官是個假官，我就一個電報打給顧祝同，顧祝同回電說：“你這個警備司令部在我這裡備案了。”接着顧祝同又來個電報，說：“正式委任你為少將。” 這件事情安靜下來後，我找幾個參謀來討論，他們就笑：“你的做法，我們學不了啊。”一個參謀說：“你真有辦法，要我去買那匹布，買那個幹啥用？我都不曉得。沒想到有大用場。沒有三天地方上就安靜了。” 差不多有八個月了吧，我們走到蕪湖。我接到一封信，信是寫給我和劉人奎的，信上稱我們為恩人，說天冷起來了，給我們一個人打了一件毛線衣寄來了，我一看落款，哎，是葛世明！葛世明沒有死啊。 原來，葛世明坐的不是炸沉的那艘英國船。她到了武漢，找到我的朋友，那個朋友說我們這裡很需要人。就要她學無線電。她學了兩個月的無線電，學好之後，她把我寫的信就寄給我的妻子，說我也不曉得文先生和劉參謀現在在哪裡，想問問地址，把線衣寄給他們。 我們收到信很高興。大概又過了幾個月，我們奉命到上海浦東、江陰、無錫去視察，那時我已經是少將政治部主任了。劉人奎參謀長是個上校，我還帶了個軍需處長也是個上校。我們到上海住在東方飯店。一天，飯店的門衛對我講：外面來了一個女士，她說要見她的長官，這位長官姓文，你們這裡有長官沒有啊？” 我說：“姓文的倒是有一個，讓她進來吧。” 葛世明進來了！ 我很奇怪，“我們到上海來視察，你怎麼知道我們來上海啊？你還怎麼知道我們住的這個飯店叫東方飯店啊？” 她就講：“你們的電報打到我們那個地方，我們譯出來，知道你們的行蹤，這樣就遇到一道了。” “很有緣啦。很巧。”我跟她講：“劉參謀也來了，他也還沒有結婚，我在蕪湖跟你們講的話，你還記得嗎？” “記得。” 我很高興：“你們兩個人準備訂婚。訂婚酒呢，我來安排，不要你們花錢。你們雙方送的禮物也歸我買，你們只訂婚就對了。” 我想了想：“我代劉人奎給你買個大戒指，代你給劉人奎買個手錶。” 我把一切都辦好的時候，就問劉人奎，他着急了：“這個事情不行啦。” “怎麼不行啦？你也沒有結婚，禮物少啊？” “不是不是，不是的，我在江陰作戰時，被日本人打了兩槍，幾乎死了。後來是一個護士救了我，給我醫好了傷，那個護士對我很好。我就和她訂了婚。” “哦？這樣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說；“葛世明那邊，我替你買的禮物還是送給她，總是有這樣一件事吧，是不是？”我買的那個戒指就作為劉人奎的禮物送給葛世明。 到了後來，第二次把我調到上海來對付汪精衛，我到中央會計處辦事時，中央會計處的負責人拿個照片給我看：“這個人你認識嗎？” “認識呵，這是葛世明嘛。” 他說：“她早就離開上海了，被英國人帶出上海了。” 我問：“那怎麼走的呢？” “走香港過去，走雲南。” 葛世明離開上海後，到了我的老家湖南，跟我的妻子周敦琬見了面，在周敦琬的姐姐那裡住了一陣子。後來我調回重慶，去看周敦琬的大姐。我的這個姨姐說：“葛世明一直在照顧周敦琬，我的妹妹去世的時候，留個了遺囑，說你的兒子由葛世明帶着，遺囑要你跟葛世明結婚。” 我問：“你曉得不曉得，她在什麼地方？” 姨姐說：“只曉得她在貴陽，具體地方我不知道。” 我回到重慶後，到處打聽，才找到葛世明在貴陽住的地方，這時，又把我調到洛陽，成立華北辦事處。我就寄了１５００塊錢給她，把周敦琬的遺囑也寄給她了。我說：“周敦琬希望你帶好我的小孩，要我跟你結婚。我現在暫寄１５００塊錢給你，你到西北來，做路費夠了，另外再寄１５００塊錢給你，一共３０００塊錢。你如果願意的話，就到洛陽來，我在重慶有一部汽車，你就坐那部汽車，繞道西安，再到洛陽。” 葛世明到洛陽時，我又到太行山去了。 日本人掃蕩太行山，當時洛陽方面有我的三個消息，一個是以為我陣亡了，第二個消息是日本人把我抓起來了，第三個消息是失蹤了，這三個消息都不好啊，葛世明在洛陽哭了一天，她說：“文強這個人是個很好的人，不一定是這樣的結果吧。”她這個人有些迷信，到洛陽街上去測字，測字先生就對葛世明說：“這個人命大。青天何其高，我有上天梯。陸水何其深，我有分水犀。”“犀”是什麼東西她不知道，但是她相信了測字先生的話，相信了我沒有死。 不到一個月之後，我從太行山突圍出來，到了河南的新鄉，河南新鄉的那個鄉長就打電話到鄭州，說文強已經在新鄉了，現在我們正要幫助他過黃河。 我渡過黃河的那一天，給長官部打了個電話，蔣鼎文司令長官親自接的電話：“哎呀，你回來啦，我們得到的三個消息都不好啊。噢，高興，高興啦，我們在洛陽歡迎你。” 第二天一早，我就動身，回到了洛陽，跟葛世明結婚了。這時她問我：“‘犀’是什麼東西？”我告訴她：犀是淹不死的。 我跟她結婚六年，生了三個兒子。一直到１９４９年，蔣介石政府垮了，蔣介石逃到台灣去的時候，我還在淮海戰場上，我就寄了一筆款給葛世明，大概有幾萬塊錢吧，我說：“你呢，按政府的安排，到台灣去。”她聽了我的話，把我們在河南蓋的房子賣掉了，帶着三個兒子，還帶着個副官，到台灣去了。 我在淮海戰場上被俘了。葛世明在台灣聽見電台里廣播說，國民黨的將領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說國民黨的戰犯在這邊很好，她每天晚上聽廣播，就想：“我自己蹲在這個地方幹啥嘛？”她就帶着三個兒子離開台灣逃回大陸。一逃回來，到了上海，上海市市長陳毅得到報告：“從台灣回來一個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妻子，帶着三個兒子，還有一個奶媽，還有一個副官。”陳毅跟我很要好，當年我跟朱德到四川去，我是朱德軍政治部的組織科長，陳毅是師里的宣傳幹事。陳毅得到報告後一看：“噢，文強的家屬，好好地對她。文強是我們的同志，在延安給他平了反，這個人不是壞人。” 在陳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蘇友好協會，加入了婦聯。葛世明也是個高級知識分子嘛，還安排了兩個學校讓她去教書。對她很優待。我原來在上海的房子，也發還了。 到了後來，陳毅調到北京當外交部長了。大陸的政策也變了，開展了大鎮反，有人說上海的政策對反動派太寬了，一個戰犯家屬還加入中蘇友好協會，還加入婦聯，還在兩個學校當老師，真是太優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資全部取消，把她管制起來，連出個門都要向居委會報告，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我的問題，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氣得很，氣得沒有辦法。 她剛從台灣回來的時候，到山東沂州關押我的地方，想看看我，但是沒有得到允許，她跟我就再沒有見着面。 她覺得絕望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房子裡的煤氣罐打開，把窗子都關上了…… 被人發現後，把她送到急救站里去，人還活着，本來還可以搶救過來，但是那時候不給搶救，說是自絕於人民。就這樣，我的第二個妻子葛世明在上海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