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東北局的高崗，西南局的鄧小平(左上),華東局的饒漱石(左下)，中南局的鄧子恢(右上)，西北局的習仲勛(右下)先後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重要領導職務。其中高崗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饒漱石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子恢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習仲勛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當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與政務院平行，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有“經濟內閣”之稱。因此，高崗的地位和權力均在其他幾位之上。一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我的回憶》對高崗的正面評價

《我的回憶》2004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我的回憶》追述作者張明遠(1906-1999)七十三年革命生涯：冀東農民暴動，白區鬥爭，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指揮數百萬軍民支援遼瀋、平津兩大戰役，參與領導東北經濟建設高潮，驟然跌入革命行程的低谷等。

根據陳雲、高崗的提議，經中共中央同意，張明遠１９４９年２月調任東北局常委、秘書長。

　　張明遠回憶：“鑑於東北局主要負責人林彪、羅榮桓已隨大軍進關，陳雲即將到中央工作，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１日，中央對東北局的領導班子作了新的調整，高崗出任東北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和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１９４９年５月東北局正式通知所屬各省、市委），東北局其他常委有李富春（副書記）、張聞天（遼東省委書記）、林楓（主管政府工作）、張秀山（組織部長兼秘書長）、李卓然（宣傳部長）。”

　　“我的工作沒有按調令安排，而是任副秘書長兼組織部副部長、辦公廳主任，也不是東北局常委。後來張秀山多次向高崗提出要我擔任秘書長，起初高崗不同意，直到１９５０年５月才正式任命我為東北局常委，８月任命為秘書長，此時離中央電報任命的時間已相隔一年半之久了。這裡邊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以前沒有和高崗一起工作過，他對我不甚了解，需要一段觀察考驗，另一方面，恐怕與我長期在白區工作有一定的關係。……１９５０年冬或１９５１年初，李富春調中央工作後的一段時間，東北局沒有副書記。１９５２年秋，中央決定調高崗任國家計委主席，仍為東北黨政軍第一把手，林楓、張秀山和我增補為副書記。這年８月，中央任命我為東北人民政府秘書長，１９５３年１月，任命我為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但實際上我沒有管政府方面的工作，那裡主要由林楓負責。此外，我還先後擔任東北局農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財經工作部部長，紀檢委副書記、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抗美援朝初期，曾任東北軍區後勤司令部政委、中朝鐵路聯合運輸司令部政委。從以上任職情況可以看出，我的工作可算是個‘不管部’的部長了。”

在高崗身邊還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級幹部。在東北局的常委中，張聞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理論造詣深，注重調查研究，常常對現實中的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高崗對張聞天很敬重，說他有學問，‘是個翰林’，在遵義會議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對他要善於使用。在制訂方針政策時，東北局很重視張聞天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重要文件常由張聞天起草。他關於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份及我黨的方針政策的論述，深受高崗的讚賞，把它作為東北經濟建設的政策依據。東北解放前後，張聞天一直任遼東省委書記，１９４９年調整東北局時，高崗曾提議讓張聞天擔任組織部長，但據說有人認為張聞天是‘教條主義者，不能管黨’。後來張聞天又因為供銷社和私人工商業問題而受到批評。高崗認為張聞天在東北未能得到重用，頗為遺憾。張秀山是來自西北的一位資歷很深的同志，是黨中央派到東北的第一批領導幹部之一，東北解放後擔任組織部部長。李卓然也是西北局來的幹部，抓宣傳工作很有一套，在經濟計劃工作方面也頗有才幹。瀋陽市委書記凱豐同樣是一位老同志，高崗說他理論水平高，能力強，對他也很尊重。總之，東北局的領導班子很得力，大家團結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東北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張明遠這樣評價高崗：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東北局對幹部工作的確十分重視，採取的各項措施是得當的，選拔幹部的標準也很明確，那就是：德才兼備。當時認為的‘德’，就是擁護黨中央的領導，作風正派。‘才’，就是要有能力，有幹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一個人的資歷、‘山頭’則顯得不那麼重要。可以說，在幹部工作中，東北局繼承和發揚了老解放區的優良傳統，堅持德才兼備，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講五湖四海，不講‘山頭’，不論資排輩。因此，東北的幹部雖然有的來自全國各地，有的土生土長；有老幹部，也有新生力量，但大家都能團結一致，各盡其才地為建設新東北做貢獻。這是東北能夠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崗作為東北局的帶班人，基本上也遵循了這些原則。在他的周圍，有一批很受器重的‘秀才’，如馬洪，善於調查研究，發現問題，提出對策，才思敏捷，文筆很好，高崗的許多文稿出自他的手筆。高崗的秘書中有好幾位都是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質相當高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如華明、安志文等。華明後來是鞍山市委書記，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安志文與王鶴壽同為工業方面的負責人，在東北局的政策制定和幹部調配等工作方面，高崗也常常徵求他們的意見。安志文和馬洪後來擔任國家計委的專職委員。１９５２年，高崗專門為自己配備了一位外語水平較高的秘書，每天收聽國外廣播，向他介紹國外的消息，以便他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勢及各方面的動向。 ”

林彪1949年4月開始南下，東北局完全由高崗領導。張明遠認為在幹部問題上，東北地區對全國、對中央的貢獻有目共睹：“由於領導重視，措施得力，幾年來東北地區培養了大批經濟幹部，如果以１９４９年４月工業幹部的基數為１００，到１９５３年６月就達到１０３６，壯大了１０倍還多，不僅保證了東北地區提早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而且只要工作需要，東北局就毫不猶豫地派最好的幹部支援其他地區，幫助全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