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圍困陳官莊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日那天晚上，我們撤到陳官莊，向邱清泉靠攏。我們的指揮部住在邱清泉第二兵團的防守地區。指揮部跟邱清泉住在一個大院，我們在院子裡挖了兩個防空掩體，杜聿明占一個，我和參謀長舒適存占一個，邱清泉也在院子裡挖了兩個防空掩體，他住一個，他的參謀長和副參謀長住一個。我們四十多萬人，被解放軍二百多萬兵力包圍。到陳官莊的第三天，下起了大雪。每天下大雪，天時地利人和，我們沒有占一樣。一連半個月，天天下大雪。我們在包圍圈裡，沒有糧食，沒有醫藥。８日，趕修臨時機場，請求南京空投糧食彈藥，再作突圍之計。在雨雪交加中，南京派飛機來空援，空投飛機每天達到１２０架次，國民黨的運輸機和“中國”、“中央”兩個公司的民航機，幾乎全部出動了。空投的事情是歸我負責。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糧食和彈藥，可是，到空投場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軍那邊去了，每天收到的糧食和彈藥只是投下來的不到三分之一。我想，這個空投司令是不是有問題呀？我就問杜聿明，杜聿明說：“這個人應該沒有問題呀。這個空投司令在滇緬路還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這個人有什麼問題。”我經常跑去看天，認為是風向不好。後來才知道，那個空投司令真的是個共產黨。我們被俘後，空投司令穿着解放軍的衣服來看我們，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問他：“你怎麼把共產黨的衣服穿起來了？”他說：“我不瞞你們說，你們要我當空投司令的時候，我早就是共產黨了。”“噢，我知道了。”直到當了俘虜，我才知道為什麼一空投就投到解放軍陣地上的原因。投下來的糧食彈藥大部分都投到解放軍那裡去了，我們還有三十多萬人要吃飯啊。就算是按空投一日最大量計算，也只夠１０萬人一天所需。仍有二十多萬人沒有吃的。平均分配給三十多萬人吃呢？每天晚上分配下去，只能吃一次稀飯，一天吃不到一頓乾飯，軍隊一天只吃一頓稀飯怎麼打仗呢？我為這個事情搞得一天到晚睡不着覺。糧食不夠分配，偏偏各部隊要糧食時，把數字搞得很大。糧食彈藥一投下來，許多官兵一窩蜂上來搶，搶糧食的搶糧食，搶彈藥的搶彈藥。我就派部隊守着，說：“如果再有人搶，我就槍斃他！”解放軍那邊一些女政工隊員整天喊：“你們餓飯了，我們這邊有吃的，樹上掛的有饅頭啊！”我們這邊的兵就爬過去，從樹上取饅頭。看見他們爬過去，解放軍也不開槍，女政工隊員唱起了歌。我們沒有辦法禁止，怎麼辦啊，沒有辦法，很傷腦筋。一些官兵甚至還到解放軍那裡作客兩三天之後再返回來。後來才發現，在包圍圈中布滿了解放軍的地下工作人員，１月９日夜間突圍開始時，包圍圈中到處是給解放軍發聯絡信號的火光。我們不斷有傷亡，但是沒有醫藥，我看見士兵的傷口都爛了，發臭生蛆，既得不到治療，又沒有地方送，很慘。我就傷兵問題請示杜聿明，杜聿明說：“不病不傷的都顧不了，還顧得上他們！讓後勤醫務自行解決吧。”邱清泉和李彌為糧食的分配吵鬧不休，各個軍師團營也因為糧食鬧得如同水火一樣。李彌向我提出，說邱清泉第二兵團糧食分得多，要求在他一兵團控制的地區開闢空投場。李彌嚷嚷：“我們不相信分配，你們不公平。”李彌自己開闢空投場後，試投時，一投就投到解放軍的陣地上。為了多分配一點糧食，李彌又放棄了另闢空投場。有一天，我們看見地里小麥青青的，杜聿明說：“我們好久沒有吃過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點麥子吃啊？”我們就冒着解放軍的炮火到地里挖了些青麥子回來，做菜吃。一吃--吃不得！青麥子看起來跟韭菜一樣，實際上那上面都是小毛毛，根本不能吃。杜聿明很喪氣：“唉，不是我們理想的。”南京空投下來一些罐頭，我們當官的可以吃罐頭，當兵的可就更苦了。接着，南京又空投下來一些大餅。可是幾十萬軍隊光靠空投怎麼過呢？實在餓極了，把一些輜重騾馬也都殺了吃，到後來，野草、樹皮、青苗和騾馬皮都吃光了。１９日以後，風雪交加，空投停止了。２３、２４日，天氣仍沒有轉晴的跡象。我們特地從美國調來雷達，臨時訓練三個傘兵學會使用，打算用雷達指示空投。哪知雷達發生故障，無法使用。２９日，天居然晴了。空投又開始了。我在空投場視察，解放軍打了幾炮過來，把我們一個伙夫和政工隊的兩個女孩子打死了。我一看這個情況，很危險哪，如果炮火密集打過來，不到掩蔽體的都會輕則受傷，重則被打死。陳官莊整天下雪又下雨，燒柴也沒有，老百姓的房屋被拆光了，連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挖出來了，但是埋在土裡的棺材挖出來是燒不着的。我說：“這是天要亡我哪！”大家也在講：“這回完了，這回完了！”杜聿明自我安慰說：“我們有現代化的空投補給還這麼困難，共產黨軍隊一定比我們困難得多。”在包圍圈中，除了編入建制的官兵，還有不少閒散的國民黨人員、機關公務人員和海、連、徐州隨軍而逃的男女學生、市民、地主之類的“難民隊伍”，他們不在編制之內，因此一點口糧也沒有。邱清泉乘機將他們編入部隊，建了一個暫編旅，並委任兵站司令耿文哲為暫編旅旅長。最可憐的是那些隨軍跑到這裡的女學生和婦女們，被迫做了“臨時太太”。在空投場的周圍田地上挖了一個一個洞穴，上面蓋着張開的降落傘，裡面是軍官和“臨時太太”，還有準備化裝逃跑的假夫妻。包圍圈中，竟然出現了“小集市”，幾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錶、戒指、手槍、銀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換，儼然成了一個鬧市。有權有勢的軍官們，利用貪污、巧取來的糧食、大餅、罐頭之類的空投品，信口開河地去換取人家貴重之物。總部辦公廳主任郭一予和總部政務處處長左偕康，聽說在包圍圈東南角解放軍控制的青龍集陣地上，准許難民來往，以為有空子可鑽，密商藉此脫圍。他們將包圍圈中國民黨機關職員及由徐、海撤退的軍官眷屬等，組成一個名為“難民還鄉團”的大隊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書“難民還鄉團”字樣，以為這樣就可以由解放軍封鎖線混過去。開始，杜聿明認為非戰鬥人員走一個少一個，聽任郭一予和左偕康兩人去辦。後來為了通過防守線的放行問題，不得不正式批准，並通知李彌兵團的防守部隊放行。這支“難民還鄉團”剛剛通過李彌兵團防守線繼續向前走的時候，解放軍方面發現這大隊人馬中夾雜了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便向隊伍密集掃射，而國民黨軍這方面，又惟恐泄露包圍圈中的軍事秘密，於是也就一陣亂槍掃射，企圖滅口。在雙方的炮火下，“難民還鄉團”傷亡不可計數，郭一予、左偕康兩人以及最後一批還沒有走出李彌兵團陣地的，見情況不對，馬上折返，向杜聿明訴苦。邱清泉事後知道郭一予、左偕康企圖脫逃，認為丟了“中央軍”的臉，要將郭左兩人槍斃。我出來為他們兩人說了許多好話，才保住了兩人的性命。有時天晴了，但只晴了一下，馬上又下雪。機械化部隊動都動不了，一點用處也沒有。蔣經國辦了一個訓練坦克兵的鐵牛學校。打了敗仗之後，鐵牛學校的全部坦克車都跟着我們部隊走，這時也被困在陳官莊，到處是雪，到處是爛泥，坦克一步走不動，陷下去就出不來了。沒有一件順利的事，所以我說天時地利人和，沒有占一樣。一次，杜聿明正在院子理髮，院子的四周是房屋，中間有一棵樹。天忽然晴了。有個孫元良兵團的少將視察官，黃埔第六期的，叫尹晶天，他來了，對我說：“參座，我們壞就壞在我們院子裡的這棵樹上。”“怎麼壞在院子的樹上呢？”我很奇怪。他說：“你看，樹被圍牆圍在裡面，是個‘困’字嘛。”正在理髮的杜聿明聽他這樣一講，抬頭看看樹，說：“把這棵樹搞掉！”尹晶天自告奮勇地把樹砍掉了，逢人便說：“杜老總要我砍的，從此我們就大吉大利啦。”舒適存受杜聿明的指派飛南京見蔣介石，要求增加空投。舒適存動身之前，我對他說：“你到了南京，到我一個朋友那裡去看看，讓他給我買一套便衣，你替我帶回來。”舒適存面見蔣介石，報告了陳官莊的困境，蔣介石批准每天空投增加到３００架次。蔣介石還寫了一封手諭交給舒適存，要他立即到聯勤部去查詢有多少庫存的防毒面具，次日押運回部。舒適存回到陳官莊時，隨運輸機帶回了８００具防毒面具，以備突圍時用。就在舒適存回陳官莊的當天，蔣介石空投給杜聿明一封親筆信，意思是積極作突圍的部署。同時，杜聿明收到了劉伯承的信，我收到了林彪的信，但是我們把信燒掉了。一天到晚，都是着急，想不出辦法，正在很困難的時候，又傳來黃維兵團失敗的消息。黃維距陳官莊還不到１００里路，在雙堆集那邊，差不多有１２萬多人，一下子被解放軍解決了。當時說黃維沒有指揮好，後來一了解，也不能怪黃維。劉伯承部隊尾隨黃維，一直追到了雙堆集，黃維部隊就走不動了，停了下來。黃維有個計劃，到了雙堆集附近，向南過去６０華里到澮河邊上，如果渡過澮河，部隊就有可能得救。對於這個計劃，他沒有跟誰商量，自己放在心裡。這時他手下的少將師長廖運周，是黃埔第五期的，他向黃維獻策，說：“我家住在澮河邊上，是安徽壽縣人（廖運周是個共產黨，他三個兄弟都是黃埔學生，都是共產黨），你如果突圍，我打頭陣，６０華里頂多三個鐘頭就過去了。搭個浮橋，只要過了澮河就安全了。”黃維一看廖運周是黃埔學生，就說：“好好好，你帶路。”結果廖運周率部起義。黃維的主力軍是十八軍，全套的美式裝備，十八軍並不知道黃維的計劃，部隊出發後，忽然之間開了幾個口子，解放軍進去了三四個縱隊，十八軍少將軍長楊伯濤（黃埔第七期）連聲說糟了糟了，趕快把汽車集中起來，擺開一道防線。黃維也急了，坐上一輛坦克車想衝出去，被解放軍堵住了。“下來！下來！”黃維被俘了。我特赦出來後，廖運周也參加了我們的宴會。在宴會上，他講當年怎樣向黃維獻策，講得非常高興，說黃維怎樣糊塗，他自己怎樣立功，後來民革讓他擔任了中央監察委員。黃維一見他，鼓起兩隻眼睛，不跟他說話。黃維對我說：“這個廖運周，把我的部隊都送掉了。”楊伯濤也在座，也罵廖運周。我說：“那時我們對劉伯承、鄧小平很輕視，認為他們不是軍人出身，現在看起來，我們是錯誤的。你們不對，不要罵了，過去的就過去了，各人命里一塊天，不要到了這個時候還罵人家，還不理人家，他們有他們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總記在心裡，付之一笑就對了嘛。”黃維說：“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天下多少事，都是轉眼間，跟做了一個大夢一樣。黃維比我大三歲，他死了十幾年了，我這個人還在。包圍圈裡傳開了１２月２７日黃維兵團被殲的消息，我們預料到解放軍第二步進攻的行動就要到來，突圍的部署也就更加迫切。空軍總部作戰署副署長董明德飛陳官莊和杜聿明商訂陸空聯合作戰計劃，計劃的重點是由空軍大量投放瓦斯彈，掩護主力部隊突圍。董明德在陳官莊停留了一周，作戰計劃不見之於書面。杜聿明到邱清泉兵團、李彌兵團召開會議，他說：“有美國杜魯門總統支持我們，我們什麼也不怕！南京蔣總統已經準備好了６０個美械團的裝備，誰先衝破包圍圈到達南京，就先裝備誰！”劉峙從蚌埠坐着飛機在上空給我們打氣，空軍副司令也在飛機上喊：以後的空投由他負責，一定保證糧食、彈藥投夠，讓大家吃飽飯。舒適存從南京回來，說我那個朋友不在南京，只有他的夫人在家。舒適存沒有講沒買衣服的事，他自己上街給我買了一身便衣。他說：“我給你帶了一套便衣回來，不曉得合身不合身？”我解釋：“我這是備而不用。”我打開箱子一看，一套嶄新的西服！一件豪華的呢子大衣！“你看看，我們突圍要化裝出去，這個衣服穿得出去嗎？要是當個外交使節還可以。”舒適存說：“哎，很貴的呀。”“貴？穿得出去嗎？”他也好笑：“我找人幫助去辦的，人家也不知道是特為化裝用的。”突圍時，我穿的是一套尉官的棉衣，一直到被俘虜。杜聿明腎臟有病，身體不好，邱清泉有一天到杜聿明的掩體裡，表面是恭維杜聿明，實際上是想把他擠走。邱清泉對杜聿明說：“我很感激你，我有今天都是你的提拔。我怎樣報答你呢？你有病，還是離開這裡到南京去吧。我們這裡有空投場，有飛機，很方便。這裡的事情呢，我們這些兵團司令推選一個人來指揮。”邱清泉的意思是由他自己來指揮。杜聿明坐在掩體裡不吭氣，氣氛很尷尬。沉默了一會兒，邱清泉對我說：“哎，念觀兄，你這個參座也來參加意見嘛。”我只好說：“玉安先生的動議很好，很愛護杜長官。但是這裡維繫軍心的中心人物還是杜老爺，沒有我們校長的批准，他不能走。”杜聿明這個人很穩重，他不說話，既不說“由邱清泉負責”，也不說“向校長打電報請示”，無論如何不開口。邱清泉一出掩蔽體，杜聿明就一拍桌子，顯然是有話要對我講。他氣呼呼地說：“你聽到沒有，他是向我將軍哪！”我說：“我知道，我說了那些話，就是給你解圍。我主張要突圍就早一點突，沒有糧彈，沒有醫藥，為了空投問題，搞得我一個多月沒有睡過覺。現在每況愈下，越來越不對了，天不晴，人事上的糾紛也特別多，如果早一天突圍，就好一天，再不突圍，就來不及了。”蔣介石批準的突圍時間是１９４８年１月９日晚上。解放軍知道我們要突圍了，在８日拂曉到９日下午４點左右，發動了全面總攻。李彌兵團一攻就垮了。邱清泉的第五軍還能支持一下（第五軍的軍長叫熊笑三，是黃埔第四期的，邱清泉手下的一員戰將），其他各軍還能支持多久，誰也沒有把握。邱清泉丟下杜聿明的指揮部不管，自己跑到第五軍軍部，杜聿明為了安全起見，也到了第五軍軍部。杜聿明打電話給我，要我到第五軍熊笑三那裡去一趟，我就去了。杜聿明說：“參謀長到南京去了，回不來了，把你升起來，做我們總部的參謀長，一切都歸你指揮，等時間一到，我就跟第五軍突圍了。”我是臨危受命啊。指揮部交給我負責。我們準備晚上９點鐘以後突圍。解放軍的炮火打得很密集，我們的炮火也打得很密集，杜聿明跟邱清泉在第五軍的掩蔽體裡，只等時間一到，他們就行動。我們連房子都沒有了，我選了一個空地上的冰窖作為“徐州剿總”的臨時指揮部。各方面都通過電話找我，都是緊急電話，說被解放軍的炮火打得抬不起頭，要我派隊伍去增援，我就告訴他們：這裡沒得隊伍增援，只有死守，哪裡的部隊都調不動，我還沒講杜聿明要離開這個話。到了晚上９點多，杜聿明又來電話，要我去熊笑三那裡。我又去跟杜聿明見了面，跟邱清泉也見了面，邱清泉講：“你放心好了，我別的保不住，一定要保護我們的總座，我們的總座還是能保護得了的。”他又向我說大話。我說：“但願如此吧！”我又回到我那個冰窖指揮位置，哎呀，又是電話，要我救援，派部隊增援，我還是那句話：你們只有死守，別無部隊可調！晚上１０點多鐘，解放軍的炮火從四面八方向陳官莊轟擊，包圍圈中到處都是槍炮聲和火光。到了午夜１２點整，杜聿明又來個電話，對我說，他已經決定執行“第三策”，要指揮部全體人員到第五軍軍部隨他行動。我們在密集的炮火中趕到第五軍軍部時，杜聿明也沒有見到，邱清泉也沒有見到，那個掩蔽體裡連燈火都沒有了，我喊杜老爺，喊邱清泉，沒有回聲。特務營營長杜寶惠在寨子外面喊了一陣，也找不到他們的蹤影。原來，杜聿明掛上電話後，就和邱清泉一道自己突圍了。我說：“杜聿明，杜聿明，你就顧你自己了，連最後跟你說句話都不行！”我只好又回到我的冰窖指揮部，一會兒調兵，一會兒增援，一會兒說“頂住”。其實還頂住什麼呢？局面全亂了，到處是亂槍，有一個炮彈車也爆炸了，我從冰窖里鑽出來，摸摸沒有受傷，一看滿地都是屍體。１２點以後，我實在沒有辦法，應付不了了，就問身邊的人：“你們還有什麼事情要處理的？”杜聿明的主任秘書提了一句：“這裡有一封很重要的信，是劉伯承寫給杜聿明的，這封信怎麼處理？”我說：“這封信我看到過，是要杜聿明去投降，這封信你們處理掉。”他們就把這封信撕得粉粉碎，讓風吹跑。主任秘書又問：“還有些文件呢？”文件中有杜聿明的“三策”原稿和蔣介石給杜聿明的親筆信，我說都毀掉。我的下面還有一個副參謀長，他說：“報告參座，現在參座也是你，總指揮也是你，這個地方呆不了了，你準備怎麼辦呢？”他又說：“他們突圍了，我們也突圍，要死就在戰場上打死！”我說：“你自己看着辦吧！”一直跟着杜聿明的這夥人就散了，自己逃命去了。一直打到快天亮了，各方面也沒有電話來了，炮火還是打得很密，我就跑到戰場上一看--滿戰場都是丟掉的行李，丟掉的包袱，打死的也就不知道有多少！我一數我身邊的人，還剩九個人了。我們逃出冰窖，到東南角約２０華里處的小河邊停下來，找到一個洞，鑽了進去，我說：“這樣吧，你們靠近我，這條河岸還可以靠得住，解放軍的炮火還打不到這裡來。”大家倒在地上睡着了，這樣，又挺過了一個多鐘頭。醒來之後，天亮了。我說：“現在大勢已去，我們蹲在這裡也沒有用，出去看看吧。”看見來了四五十個解放軍小孩，都是十五六歲，年紀很輕。他們發現我們了，拼命往我們這裡跑，喊：“我們手下一個不留，都幹掉！”我們趕緊往地上一倒，手握卡賓槍，身邊的人說：“把他們幹掉！”我一想，大勢已去，還是不要打了。把他們打死了，還不曉得解放軍有多少人呢，我們一個也活不了，也不能挽回大局了。我喊：“不要打了。我們的武器摔在地下，讓他們撿武器吧。”這些小孩很勇敢，上來就搶武器，背槍回去報功了。我身上還有一支三號左輪手槍，把手槍握在手裡，準備一槍把自己打掉就算了，這時，我的衛士（從徐州招募來的一個水泥匠）一看我摸手槍，就一把搶過手槍，丟到後面的地上去了。我要用槍自殺也不可能了，那些小兵把武器搶了，又跑到別的地方去收武器了，顧不上理睬我們。我一數，還是那九個人，我的參謀啊，副官啊，警衛人員啊，我就跟他們講：“現在大勢已去，怎麼辦呢？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你們各自逃命吧！”我一說這個話，他們都不離開我，他們說：我們不忍心離開你，我們逃出去有什麼意思呵？你放心好啦，看他們把我們怎麼辦吧。不一會兒，來了幾個解放軍的兵，把我們俘虜了，送到離陳官莊大約二十多里路的解放軍的俘虜營。程頌公的話應驗了，我當了俘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