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老大歸鄉

我被特赦之後，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可是又覺得老家的那麼多人因為我而遭殃，就沒有回去。 我的親弟弟、弟媳婦，在土改的時候把他們關到山裡打了一頓，又放出來，說他們在地下埋有金子，非讓他們挖出來不可。弟弟沒有兒子，我把我的二兒子過繼給他，他把兒子寄在伯父家裡，帶着妻子，兩個人跑到屋後，抱着石頭沉水死了。 大伯父經我的介紹，在唐生智手下當譯電室主任，沒有做過大官，也沒有作過惡，後來回家沒有飯吃，餓死了。 二叔父，是我害了他。當年他在湖南第一師範上學時，跟毛澤東同學，畢業後在學校教體育。抗日戰爭爆發後，我在政治部當主任，想給家裡人找點出路，這個二叔父體力好，有頭腦，我就想把他弄出來。我寫信給他：“二叔，你在鄉下幹什麼呢？還在教體育嗎？你願不願意出來呀？如果願意出來參加抗戰，我這裡辦了一個政工訓練班，你是師範學校畢業的，可以參加這個班。” 二叔回信：“誰個願意當小學教員呢？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沒有出路，只能混口飯吃。你那裡要我，我就來。” 二叔就這樣找我來了，我把他安排在安徽祁門受訓，三個月後分配工作，當了一個連指導員。因為他會體育，訓練有方，很快升為少校。一次，一個支隊長跟我講：“要你二叔調到我那裡去，我那裡成立了一個政工室，讓他去當政工室主任。”我說：“可以啊，不是又升了一級嘛。”二叔又升為中校。 後來，我又對二叔說：“成立了一個軍訓團，團長是黃埔第一期的，跟我很要好，現在東北很需要縣長，你到這個軍訓團受訓練，將來安排當一個縣長。”二叔挺高興，我就調他和另外四個人去受訓。我又告訴杜聿明，說我有五個人，在部隊裡當過指導員，現在在軍訓團里受訓。 杜聿明說：“現在我們東北很需要人，你看他們當縣長夠不夠？” 我說：“夠！” 杜聿明說：“我們已經收復了松花江以北，很需要人，讓他們去當縣長吧。” 但是我們沒有過松花江，拖來拖去，拖到停戰協定，他這個縣長就沒有當成。我把他調到瀋陽警備司令部督察處當處長，又升了一級，升成上校。 我的黃埔同學廖宗澤在２１兵工廠當稽查處處長，他調到別動軍當司令時，把兵工廠稽查處處長這個位置交給了我二叔。二叔到了兵工廠後，又把他一家人和他哥哥的兒子、弟弟的兒子，都弄到２１兵工廠，還把我另外一個叔叔弄到兵工廠當了個招待所主任，在這個兵工廠里，他安置了老家的十多個人。 後來形勢緊張，國民黨里可以自由退職，發一筆退休費。二叔對廠里說，“我的靠山是文強，文強到淮海打仗去了，我想退休。”他得知我被俘後，又堅決要求退休，拿了一筆退休金，回到鄉下老家，不做事了。哪裡想到，一解放，他的事情就成問題了。他是文強帶出去的，當到了上校。整天讓他交代問題，他說：“我交代什麼呢？我在兵工廠，再說我受訓的時間多，沒有殺過人，沒有放過火，交代不出什麼啊。”二叔被槍斃了，他的妻子死得也慘，被淹死了。他們是因為我而死的。 我當時在長沙公署給程潛當辦公廳主任時，這個二叔給我推薦了幾個鄉下老家的人，這幾個人我都不認識，也不姓文，他們要到我這裡搞點小差事干。我就跟長沙縣縣長講了，把這幾個人安置下來了。土改時，這幾個人也倒了霉，說是靠文強做了事，被槍斃了。 還有一個姓文的，是敬信學校的教員，土改時從他家裡搜出來一張我的照片，就問他跟我是什麼關係？他說文強原來是敬信學校的，後來到外面做事，發達了回來請我吃過飯，送個照片留做紀念。就是為了這張照片，把他也槍斃了。 這麼多人都因為我而被槍斃了，儘管我很想回老家看看，但是又覺得回去不太方便。 １９８４年，我們這些原國民黨將領在廣州開會，大家就議論，這個說家裡死了九個，那個說家裡死了八個，還有的說我是起義的，家裡也搞得很慘。我說，我家裡親戚朋友死了十幾個，回去也沒有面子。過了幾天，湖南省政協主席（我給程潛當辦公廳主任的時候，他是程潛身邊的一個秘書）到了廣州。他找到我，說：“你們這些高級將領都不回湖南，是我們湖南的恥辱。這次我到廣州，就是讓你們跟我回湖南。我帶着省政府交際處處長來了，還帶着請柬，請你們這些高級將領回湖南。” 我對他說：“我們是朋友，你又是程頌公的侄子，我在辦公廳當主任時，我們兩個走得很近，有感情嘛。按道理我們應該回湖南，但是為我死了那麼多人，我太不光明了，回去怎麼交待呀？我不回去！沒有辦法回去！其他的人不回去也都有原因。”他表示這次一定要把我們接回去，而且要我做其他將領的工作。 我一想，我的子孫還不少，有五個兒子，我也得給子孫留個後路，將來他們不回湖南也不像話啊。朝代變化，誰跟誰也沒有私仇嘛。湖南省政協主席的到來，使我覺得應該回湖南老家看看了。 湖南省政協主席說：“我帶了請柬來，你幫我發一發吧。” 我說：“你慢一點，不是那樣簡單的，我回去一個一個地搞通。” 當天晚上，我就向那些將領做工作，原湖南綏靖總署第一副主任李文安說：“我不回湖南，我回湖南幹什麼？我家很苦，是個農民，飯都沒有得吃，後來我官做大了，連累了父親。”他反問：“你也不打算回湖南，怎麼還來勸我啊？” 我說：“你死了父親，我的伯父、叔父、弟弟、弟媳婦死了不少於１０個人。” 他說：“我回去交待不了，我不回去。哎，你現在怎麼個想法呢？” “我現在想留個後路，我有子孫，你也有子孫哪，應該回去看看。” 他氣鼓鼓地：“你要回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沒有面子！” 我們談得很僵。這個工作做不通啊。我想，這個冤讎保留下去，對子孫也不好，明天我再去找李文安，一定要說服他。 第二天，我找到李文安，他沒有好氣地問：“你又有什麼事要跟我講啊？” 我說：“你不回湖南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想來想去，你還是要回去。” “你呢？”他反過來問我。 “我決定回去！” 他很固執：“你去我不去。” “哎”，我說，“老大哥啦，我把昨天晚上想的問題跟你講講。劉少奇是怎麼死的？彭德懷是怎麼死的？陳毅又是怎麼死的？他們都是開國元勛，都是冤死的，你的父親是窮苦人，如果你父親和我說的這些人相比，誰個重要啊？共產黨里那麼重要的人都冤死了，這是歷史的不幸，我們和劉少奇、彭德懷、陳毅相比，那還不是地上的螞蟻一樣啊？” 他想了想，說：“你講的有道理，這個冤讎不能再結了，我不能為死了父親就不回湖南，我聽你的，你回去我也回去！” 我說：“那好，你考慮好了沒有？” “我還是一句話，你回去我也回去。” 工作終於做通了，我很高興：“我就讓他們準備請柬了，他們歡迎你回去，也歡迎你的夫人、兒子回去。” 計劃我們一行要去１０個人，好事成雙嘛。但是我們只有９個人，還需要動員一個人。我想了想：“哎，上海黃埔同學會有個當過軍長的，怎麼樣？”那九個人說：“他是山東人，我們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找他來做什麼？” 我說：“他的妻子是湖南人，他是湖南的女婿。這樣，我們１０個都是黃埔學生。” 他們一聽：“這個對這個對，要他來，我們不好請，非得你請才是。” 我表示：“我打電報。” 那個當過軍長的接到電報，打電話給我：“你們到湖南幹什麼去啊？把我也拉了去？” 我說：“你這個女婿回湖南，是沾了你夫人的光，大家歡迎你，你來吧。”他坐着飛機就到了廣州。 就這樣，我們一行人終於回到了湖南。一下火車，就受到了歡迎，湖南第一書記毛致用親自到車站迎接我們，他說：“把你們的工作做通了，你們回到自己家，我很高興，今天晚上，我把幾個副書記都找來，見見面。今天晚上請你們吃飯，你們還有什麼困難，晚上大家一道研究研究。這次接你們回來，我們準備花十幾萬塊錢。” 在晚上的接風宴會上，我提出想回鄉下老家看看，毛致用說：“讓政協秘書長，還有長沙市政協秘書長陪你去，要公安廳準備一部車子，你回鄉下看看，再回來，如果再想回去看看，再送你去。” 我回鄉下老家轉了一天，看到我家的祖墳被挖掉了。隨後，我又到了另外一個縣，我的一個兒子在這裡當縣幹部。縣長要我向科長以上的幹部講一次話，我說行，一定錄音，錄音帶我拿回去，給毛書記聽聽。 我講了四個問題，第一，落葉歸根；第二，台灣問題；第三，當前的國際形勢；第四，我提出了挖祖墳的問題。我說：“歷史不能割斷，文化不能割斷，我下鄉看到，把我家的祖墳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譜也燒掉了，人文歷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對。現在提出的紅五類黑五類是很好笑的，哪裡有什麼紅五類黑五類啊？朱元璋是個要飯的小和尚，後來做了皇帝，就變成了貴族了，這就是歷史。對鄧小平我是很擁護的，鄧小平派人修了蔣介石母親的墓，花了一百多萬，還有東北張作霖的墓也修好了，花了幾十萬。中國歷史上政黨鬥爭採取的是敵對手段，國民黨採取敵對手段，共產黨也採取敵對手段，以後，像這樣掃除封建不要歷史的事情，不能再幹了。” 我又說：“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人格上平等，不能說我的地位高了，就可以作威作福，我們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奴隸社會，應該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現在你們共產黨也還沒有做到。” 我大發了一頓議論。講話之後，我兒子悄悄跟我講：“你在那裡講，我很緊張哪。”我問：“我講完後，他們是對我有好感還是有反感？他們怎麼評論？” 兒子說：“我們回去後開了小組討論會，會上大家說：文強先生今天的講話是帶着氣的，他有氣是難免的，我們原諒。不過，他講的理論講得好，給我們開了腦筋。” 我回長沙後，把錄音帶交給毛致用，毛致用很高興，對工作人員說：“先放錄音帶，這是文老在下面的講話，我們聽聽。” 聽完之後，大家鼓掌。毛致用說：“你們認為講得好，以後我們哪個縣政府開會，把這個錄音讓大家聽聽，開開腦筋。文老愛護我們的共產黨，擁護鄧小平。講得好。” 毛致用又問省政協主席：“你聽了以後認為怎麼樣？” 省政協主席說：“我以為講得好。我建議請文老到省政府講，請科級以上的幹部來聽。”毛致用又問幾個副書記：“你們認為怎麼樣呢？” 幾個副書記說：“我們贊成政協主席的意見，可以請文老到我們省政府講一講。這個錄音里文老有理論有事實，批判得好。現在我們請湖南的將領回來，是開了一個頭。” 我把在縣裡講的四個問題修改了一下，改得更好一些，到省政府去講，我們回湖南的那些將領也坐着聽。宋希濂說：“文強講得挺好啊。”毛致用在下面鼓掌。 省里招待了我們十多天，花了差不多三十多萬。 一天，我跟黃維到嶽麓山去故地重遊，興致勃勃地爬到了最高峰。往下走的時候，突然遇到一大群男男女女把我們團團圍住，黃維就很不高興，說：“給我們劃的這個路段會不會出什麼事情？”再一細看，男男女女都看着我們笑，我說：“老黃，沒有問題，他們都笑嘻嘻的。”黃維往後退，想繞道走。 我攔住黃維，問那些人：“你們不讓我們走，圍住我們幹什麼呢？” 那些人說：“你們不認識我們，我們認識你呀。” 我很奇怪：“你們什麼時候認識我呀？” “你那次在省政府講話，我們聽了。你膽子大，講的有道理。我們是銀行工會的，在山上開會，想跟你照個相，留個影。” 我把黃維招呼過來介紹：“這是黃維先生。” 他們熱情得很：“噢，報紙上登了，一起來照，一起來照！” 我們一起照了一張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