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和小弟家疊到臨西湖不遠的商店購買影碟和禮品。在店裡，我們按思進發來的一份購買單按圖索驥，買了“功夫”，“天下無賊”，“無間道”等一大堆。走出店門，一路閒聊中我們又進了一家名為“兩岸”的咖啡館。店面很大，裝修得富麗堂皇，咖啡要三十三元一杯，比紐約的高檔咖啡館還貴。因為走累了，我倆的雅座又可以望到西湖，我也不嫌貴了。四年前四月的春天，我也來過杭州。那時西湖周圍茶館居多，記得一壺茶只要十元，可以供兩個人喝上幾個小時。現在茶館大都另遷他地，而咖啡館卻多了起來，套用現在國內很流行的一個詞兒，也可謂“與時俱進”吧。

坐定後，透過窗外那垂柳的縫隙一直望去，霧茫茫一片。天陰冷得厲害。從大年卅起，一連兩個星期，杭州不是雨便是雪。這中間我來了二次，正好都趕上。最初因這天氣而覺得掃興，到哪兒都有一種寂廖與無奈。不過這會兒坐在這溫馨的咖啡館裡，看着窗外，反覺得比晴天趣味更好，別有一番詩意。家疊則完全沒有理會到我情緒的轉換，一味地和我說談他目前事業上的瓶頸與將來的打算。

就在我們談興正濃時，和家疊約好的兩位好朋友走了進來。一個長得跟體操明星田亮幾乎一模一樣，我管他叫“大田亮”，一臉的朝氣；另一個叫何烈陽，書生氣十足，白皙的皮膚，整齊的穿着，正好和身高一米八二，帥氣十足而穿着“嬉皮”，渾身透着桀驁不馴個性的家疊形成鮮明的反差。何烈陽是杭州一家著名夜總會的總經理，我很難想象他是怎樣管理那好幾百人的。三個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坐到一處，我則退到一邊兒當了聽眾。聽他們評價着周圍的女孩兒：清純的，美艷的，獨立的，小鳥依人的；聽他們談房地產投資：住宅的，商業的，什麼價位進，什麼價位出；聽他們談度假的準備：游香港還是新馬泰，玩兒海南還是去雲南。他們年青，熱情高漲，敢想敢干；他們都才三十來歲，尚未成家，但卻已小有成就，早些年就開上了私家車，每個人都至少自置了一處或兩處的房產。

又過了一會兒，兩個青春靚麗的女孩兒打着招呼向我們走來。因為從未見過我，對着我打量了一番。家疊指着我向她們介紹道：“別看了。這是我嫂子，紐約來的。快，叫人！” 其中一個立刻前來向我敬了個禮：“你好！大姐！”談笑中得知她們都是杭州美術學院的學生，專業是服裝設計。她們所學的正是她們的所愛，夢想着做Calvin Klein, Versace, Giorgio Armani那樣的服裝設計大師。我們在北美就沒有那樣幸運。為了生計，我們往往不得已而選修找工方便，薪資相對高的專業。

他們這群年輕人都長在八十年代，和我們生長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別。我看着他們，突然想起幾天前在上海家裡整理思進過去寫的日記，其中的一段順口溜，將我帶回到那個怪異的年代：

“革命加拼命，
拼命幹革命，
活着干， 死了算！
學習先進最光榮，
甘當落後最可恥！

在榮譽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
在物質上不伸手，
做一個人民的老黃牛！”

記得思進在《闖蕩北美》裡曾提到，我們這一代一直做着和年齡不相符的事：“長身體需要營養時物質極度匱乏；該坐在課堂里好好兒讀書時，是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一會兒學工，一會兒學農；該創業時，反倒回到了學校；而立之年開始在北美闖蕩，一切又得從零開始。” 我們在北美的好些朋友都是“老來得子”，我們每次見到他們和孩子在一起時，都會產生爺爺奶奶跟在孫子身後的感覺。我們有個女博士朋友，去年四十九歲時生了個兒子。當我得知這個喜訊時給她去了個祝賀的電話，她竟在電話那頭興奮得泣不成聲。我們這一代人是可悲的，但又是“幸運”的；因為我們仿佛跨越時空般，見證了中國變化最大的這幾十年。

這時外面又下起了鵝毛大雪，它將我的思緒拉回了現實。他們還在海闊天空的聊着。又過了會兒，家疊看了看手錶，對大家說道：“不早了！該吃晚飯了。烈陽，走，今晚我做東，到你那兒給我們安排個包廂；咱們玩兒個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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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