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羅斯福團隊的衰落：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到林登·約翰遜以來的觀念和權力掮客》（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Roosevelt： Brokers of Ideas and Power from FDR to LBJ）邁克爾·簡威（Michael Janeway）着，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精裝本352頁，定價27·50美元。

二、《守衛者：金曼·布魯斯特、他的圈子及自由主義團體的興起》（The Guardians： Kingman Brewster， His Circle， and the Rise of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傑弗里·凱博塞爾維斯（Geoffrey Kabaservice）着，亨利霍頓公司（Henry Holt & Co·）2004年4月1日出版，精裝本592頁，定價30美元。

這世上最令人傷感的事情恐怕莫過於人事和世事的繁衰變遷了，小到一個家庭的敗落，大到一個帝國的衰亡，都能讓人唏噓不已，黯然失落；在這一點上，或許近來的自由派和民主黨有着比較深切的感觸，對比羅斯福時代民主黨的興盛和他們今日的頹勢，能不產生傷今懷昔的感嘆？

這一情緒不可避免地也反映到了出版領域，致使一時之間出現了眾多懷念那個時代民主黨人和自由派的着作；知名記者邁克爾·簡威的《羅斯福團隊的衰落》和歷史學者凱博塞爾維斯的《守衛者》就是其中之二。前者追憶的是羅斯福時代自由派的風光，後者則對1960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神彩進行了描述──通過此，低潮中的民主黨人和自由派除了得以滿足對前賢的緬懷之旅外，或許也可以從其遺產中吸取經驗，實現對自身的重塑。

民主黨失去2004年大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在公眾眼裡“溫和”──或者說“軟弱”──的形象，雖然克里也曾通過各種手段去努力過，卻仍然不能改變他們的這種形象，包括在防務問題上的膽怯、社會問題上的過分通達以及自身知識和性格的開明、敏感、喜歡承認錯誤等等。但事實上，情況並非是一直如此的，僅僅兩代以前的新政自由主義，即《羅斯福團隊的衰落》一書中的那支團隊，如湯米·科克蘭（Tommy“the Cork”Corcoran）、本傑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瑟曼·阿諾德（Thurman Arnold）、日後成為總統的林登·約翰遜以及本書作者之父埃利特·簡威（Eliot Janeway）等人，都是非常積極、自信，富有責任感和事業心的。用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的評語形容就是，這些人代表了一種富有“戰鬥精神的信念”──此評語出自他的經典作品，針對1948年的民主黨候選人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偏離新政傳統而走向感傷和烏托邦主義的競選運動而作的《至關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1949）一書。

在簡威看來，新政自由主義之所以繁榮，除了他們具有超凡的行動意願和能力外，還在於他們的理念本身的強有力：他們既繼承了威爾遜的世界主義，同時又放棄了他的道德主義，而代之以實用主義，“更看重結果而不是過程”；這一特點賦予新政自由主義在打破成規舊習和效率方面極大的力量，使其有能力帶領美國成功度過1930年代發生的那場資本主義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

與羅斯福的新政自由主義團隊不同，布魯斯特的圈子更富有貴族氣息：前者大多出身於愛爾蘭和猶太移民家庭，屬於首次進入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精英層，因而富有朝氣和進取精神，勇於向舊習挑戰；而後者，如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約翰·林賽（John Lindsay）和艾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等，都屬名門出身（布魯斯特本人的祖先是最早一批乘坐“五月花號”來新大陸的人，血統可以追溯到大憲章時期），因此與前者比顯得更加溫和、柔順。

儘管如此，兩代自由主義者在對待美國應該成為一個多元的、機會均等的開放社會上卻持相同的理念。被譽為耶魯歷史上最後一位偉大校長（1963 to 1977）的布魯斯特有一件廣為流傳的美談：越戰期間美國政府曾下令，凡是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戰者均不准領取獎學金，當時包括哈佛和普林斯頓等諸多名校都遵照此指示辦事，唯獨耶魯仍堅守學術獨立的一貫作風，繼續以申請者的成績為考慮獎學金的唯一準則。為此，耶魯失去了來自聯邦政府的一大筆基金，經濟上幾乎陷入困境。當時布魯斯特這樣申辯：“最終，社會上的一般人士將會了解：只有學校在擁有全部的自治權利，每個教師及學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條件下，整個社會才有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而這也正是耶魯的真正精神所在。”正是在布魯斯特的治下，耶魯從一個傳統的精英訓練場所轉變為向不同階層、不同種族和不同性別人群均等開放的現代教育基地。為此，如同當年羅斯福施行新政的遭遇一般，布魯斯特也受到了來自保守勢力的瘋狂攻擊──其中他和保守主義教父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之間的交鋒尤為人津津樂道。

或許是因為出身的不同，布魯斯特的自由主義圈子更敬重傳統，更有教養，更喜愛古典的俱樂部交往方式──這也是凱博塞爾維斯將其書命名為《守衛者》的原因所在。所謂“守衛者”，其典出自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一書，意為守衛、監護柏拉圖理想國的貴族長老們，因此，這些人同時也被貼上了“保守派”的標籤。事實也的確是如此，布魯斯特的圈子中，很多人其實是溫和的共和黨人，凱博塞爾維斯在書中就稱他們為新的保守主義（new conservatism，並非時下風光異常的neoconservatism），因為他們試圖發展一種能夠調和資本主義和傳統美德之間張力的公共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實際上和新政自由主義，以及稍後出現的冷戰自由派（Cold War liberals）的立場是相近的，都主張政府的力量在維護民權、經濟安全和機會均等上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同樣信奉主張武力干涉的羅斯福主義，事實上，冷戰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如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和艾奇遜（Dean Acheson）等人正是他們的楷模。

從布魯斯特這些人的成功來看，凱博塞爾維斯在他的書裡總結道，他們走的是一條比較切實可行的道路，但遺憾的是，到了後期他們大多遭到失敗，無論是布魯斯特的從耶魯退出，還是邦迪的幫助美國陷入越戰泥潭（他在越戰時期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抑或是林賽不成功的總統競選，所有這些都說明他們無法和全盛時期的新政自由主義相比，這有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高貴出身，使得他們原有的那份自信變成了傲慢和自負，開始逐漸脫離公眾，漠視多數人的呼聲，從而輕易地被他們的政敵們刻畫成為和腐朽的WASP一樣的公眾敵人。倘若如此的話，就大可不必去參照羅斯福時期的新政自由主義，僅僅對比布魯斯特他們前後期的興衰經歷就可以得出某些意味深長的啟示了！

比較有趣味的一點是，參與2004年美國大選的一些風雲人物，其中很大一部分，如克里（66屆）、利伯曼（Joe Lieberman，64屆）、迪恩（Howard Dean，71屆），以及布什（68屆）和切尼（61屆，中途退學）都是布魯斯特擔任校長期間的耶魯畢業生；另外兩位關鍵人物，克林頓和希拉里（都是73屆）也是如此，那麼，他們幾位是否從布魯斯特的遺產──無論是前期的還是後期的──中受教呢？這或許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話題。

《華盛頓觀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16期，2005/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