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身上找到的是智慧還是沮喪
朱蓬蓬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曾繁旭採訪了許多老人，在一篇《在他們身上找到的智慧》的文章中，（南方周末2005/4/28）他提到了四個人，政治家李銳、畫家丁聰、法學家江平和作家舒蕪。曾繁旭說：“這些老人的人生軌跡，曾如此相近，老來又大相徑庭……在厚重的歷史中，他們也只是薄薄的一頁，隨時就被翻過去了……”記者的文章標題是《在他們身上找到的智慧》，但文章的內容結尾卻說：“從他們身上，我所明白的是：曠達地生活和工作，同時學習謙卑。”這是智慧嗎？
筆者讀了曾繁旭的短文章後，不知為什麼，也許是因為知道一些這四位老人的經歷，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受過一些牽連。想起來總感覺有一些莫名的沮喪。
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自1959年廬山會議隨彭德懷下台後，就消失了，文革十年，他有八年在秦城監獄。落實政策後，在黨的十六大前，他給中央常委的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在2003年第1期《炎黃春秋》上，以《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為題發表。至今，李銳這個名字似乎還是敏感的，仍有許多不便言說之處。
丁聰，中國著名的漫畫家。曾擔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1956年我40歲了，才和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學俄文的沈峻結婚，他們是1956年底結的婚，參加婚禮的來客只有馮二哥（馮亦代）一人。丁聰結婚剛半年，便被打成了“右派”。結婚一年後愛人生了孩子，丁聰沒有享受初為人父的喜悅，只在醫院隔着玻璃窗望了望自己的兒子，便被發配北大荒，勞動改造去了。丁聰至今仍能樂哈哈地用漫畫式的幽默，冷眼旁觀着人生的流逝。
江平，中國首批留蘇學生，進入莫斯科大學學習法律。1957年被打為右派，婚姻離散，一條腿被火車碾碎。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校，江平恢復教職。北京政法學院於1984年改名為中國政法大學，他升任副校長，主管教學。1988年，榮升校長。有人稱江平是中國民法的“教父”。2001年底，中國政法大學特別授予江平先生終身教授榮譽，褒獎這位卓越的法學家對學校及整個中國法學事業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因為無法，江平的心幾乎要死了；而因為有法，江平可以揚眉吐氣地住進260平方米的房子。
舒蕪先生，他寫過這樣一段話：“由我的《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雖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冤獄，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時期幾乎全部的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沉重的責任。”舒蕪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苦，上個世紀80年代後寫了不少好文章，但絕大多數胡風案的受難者似乎仍不原諒他。他已經落入了病魔纏身的孤苦境地。
現在，這些人都老了。他們曾經隨着歷史的風浪起伏，在起伏中讓人們觸及到一點不太穩定的閃爍着的智慧。如果要問，他們影響了這個時代沒有，回答很難說得清楚。
寫到這裡，我想起另一個李銳。2003年10月10日，在山西作協主席團、黨組聯席會議上，作家李銳宣布，辭去山西省作協副主席職務，放棄今後山西省作協換屆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同時退出中國作協，放棄中國作協會員資格，隨後在16日把中國作協會員證退寄給中國作協。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深感作協日益嚴重的官僚化、衙門化，日益嚴重的政黨化，在這種官本位的等級體制下，文學日益萎縮，藝術、學術無從談起。
是不是這樣呢？一度傳說李銳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被提名者，怎麼會有如此大的火氣呢？不是圈子裡的人是很難理解的。不僅如此，按照在張煒與吳亮的“精神格鬥”與“精神沙化”問題的討論中，朱健國在網上介紹李銳的觀點說：“自1949年以來以社會主義之名實行的專制政體，至今仍然是每個中國人都要面對的基本生存處境。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每一個普通國民的精神閹割，思想奴化，自我審查，自我欺騙，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延續至今的。而最為慘烈的一幕，也正發生在改革開放當中……”
下面過激的話，朱健國引用了，筆者是不敢再引用下去的。因為，當世界公認中國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是輝煌發展的時候，儘管還有不如人意處，但改革總是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着，發展總是需要有穩定團結的環境，我們的知識精英卻憑什麼要予以徹底的否定呢？他們不是也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嗎？不懂。
我在尋求答案。正好，又是一位老人，中國一代人類學社會學的祖師爺費孝通先生逝世了。由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和費孝通長談三天的《費孝通先生專訪錄》也發表了。費了很大的氣力來讀這篇不是書寫語的文字，可能還是算基本上弄懂了費先生的意思。
費先生早年留學英國，以一篇博士論文《江村經濟》打響，建國前夕，由張東蓀把他帶到西柏坡。然後參加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受到反動學術權威的衝擊。但最後當到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費孝通的右派和別的右派是大不相同的。打成右派後，李維漢曾請他吃西餐；毛澤東也請他吃飯，並說：“不要緊，右派有什麼關係。”按照費先生的原話所說：“知識分子是要別人賞識的。李維漢是共產黨裡面第一個真正賞識我的人。”令人吃驚的是，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費先生說：“我對這個隊伍看不大起……一般知識分子都是同現在的知識分子差不多，都沒有本領，沒有氣節，沒有東西。”“我接觸的事物很多，我附近都是知識分子，我看穿了他們。”“要靠這些人，中國起來，不行。所以寄希望於毛澤東。”
這一些話，也許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儘管費先生說不知道張東蓀為什麼會被打成特務，又為什麼會平反。儘管費先生“很信任儲安平，他的觀點同我是一致的。一直到他死都有來往。”但儲安平的失蹤卻像謎團一樣至今也解不開。
應該說，這長篇的訪談錄是很真實的，是袒露了心聲的。但是，正因為如此，我仍然不理解的是，建國50多年，被眾多學者恭維的費孝通的社會學，到底是怎樣指導着中國社會的發展，從解放初期的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直至解決今天農村的三農問題，都和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和社會學有什麼關係？
朱學勤先生在訪談錄中直截了當地問費先生：“對蔣介石的個人印象怎樣？”費答：“他就是個流氓……他用低下手段，用的是邪的一面，毛澤東是用的正的一面，孫中山想用邪的一面，沒用上。”
這真是：革命家都成為了流氓。只不過是手段有邪和正的區別。聯繫到上面的種種議論，在我心目中，這神聖的社會學變得庸俗起來，成為了庸俗社會學。
再說，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認為別人沒有本領，沒有氣節，沒有東西，只有自己最行，這是什麼樣的智慧呢？我看到的只有沮喪。好在有人告訴我事實並非如此，於是這沮喪也就消退了許多。特別在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時候，以許振超為代表的三千多名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受表彰，說明他們用自己的知識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貢獻。中華民族的復興，如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所言，是指日可待的。56年不在大陸的連戰先生看到了，而我們眾多有智慧的知識精英卻看不到，這是為什麼？
200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