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旗幟鮮明與恐怖主義作徹底的鬥爭！

    進入新世紀以來，從本•拉登發動飛機撞擊紐約世貿大廈開始，人類一直面臨着嚴重的恐怖主義威脅。因此，在全球範圍內打擊恐怖主義，是人類維護和平的重要使命。

    但是如何看待本世紀以來的恐怖主義行為？人們的認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典型的是 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的影響。在亨廷頓看來，蘇聯東歐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垮台以後，即進入冷戰結束後時代，這時候，世界格局的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我認為亨廷頓的理論存在着很大的誤導。

    首先，世界格局並非表現為多種多樣的文明。我的觀點很明確，當今世界並不是只存在着多種不同的文明，更並存着文明與非文明的社會現象。從總體上分析，今天的世界就是存在着文明與不文明截然對立的情況。比如，有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進入到文明階段，可有些國家和地區仍處於野蠻甚至殘暴的非文明階段。把文明與反文明的對立當作是可以並存相容的多元化文明現象，如果誰反對非文明現象，就是反對多元文明，將允許非文明現象認為是一種“政治正確”，這恰恰是政治不正確。

其次，與恐怖主義的鬥爭決不是“文明的衝突”。恐怖主義代表的絕非是文明，而是蒙昧、野蠻、殘暴等，對人類和平構成了很大的威脅，與恐怖主義的鬥爭絕不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文明與不文明的戰爭。

再次，冷戰結束後衝突的根源不排除就是意識形態的根源。亨廷頓將衝突看作是文化差異，實在是他的誤判。文明與不文明有文化方面的差異，但更重要的是不同意識形態的反映。比如，一些恐怖主義組織將自由、民主、平等的國家當作是“敵對勢力”，宣揚個人崇拜、英雄主義、鼓吹人治等，實際上就表示了強烈的意識形態差異。

我堅持認為，今日世界，存在着截然對立的兩個社會陣營，分別代表着人類發展的不同階段，並非是互有優劣。一個是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一個是以所謂社會主義和政教合一為代表一些國家和地區。前者主要在經濟上是市場經濟（亦稱為資本主義經濟），政治上是民主法制，國家主權在民，政府領導由選舉產生，接受民主監督。後者則是非市場經濟，雖然也有貨幣、市場和企業，但主要由特權分配社會財富，政治上則是人治等級制，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甚至將人神化，強調絕對的權威、絕對的服從，沒有言論自由，特權不容挑戰。比如過去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扎菲等。這類的國家和地區，對內本身是恐怖主義統治，對外則存在恐怖主義威脅，完全可以定義為恐怖主義國家，實行的是恐怖主義制度。

在相當大程度上，我們與恐怖主義做鬥爭，並不僅是特定的組織或個人，更包括那些特定為實行恐怖主義制度的恐怖主義國家。對此，全世界都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不能抱有幻想和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