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以計劃經濟集權管制自由

計劃經濟是馬克思從消滅私有制中推論出來的經濟思想，與共產公有制伴隨的，是國家權力對國民經濟的控制。蘇聯和中國對馬克思的計劃經濟理論進行了忠實的實踐，破壞了經濟發展的本來規律，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一、蘇聯的計劃經濟管制

配合共產公有制的進程，蘇聯共產黨對整個經濟實施了全面的計劃管制，小到雞毛蒜皮，大到礦山資源和汽車飛機等，統統進行周密的計劃安排，幾乎事無巨細、無所不包。列寧在1919年3月寫的《俄共（布）黨綱草案》中提出，“俄共將力求儘量迅速地實行最激進的措施，來準備消滅貨幣”，要求“在全國範圍內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來代替貿易”，也就是說，要徹底取消商品生產，取消市場和市場經濟，一切經由國家有計劃有組織地管理經濟生活的運行（見馬龍閃《蘇聯計劃經濟走過的坎坷道路》，《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2期）。在農業上，糧食生產由計劃安排，生產出來的糧食由國家徵集。計劃的方式主要由國家下達指令命令，企業作為國家機關的附屬品或派出機構，廠長獨攬大權，負責執行計劃，企業完全沒有人財物的決定權，不能獨立經濟核算。

二、  中國的計劃經濟管制

中國的計劃經濟主要是學習蘇聯的一套，在黨管一切的背景下，實行人、財、物，供、產、銷統一集中到中央支配。整個社會生產什麼、生產多少、誰來生產一切聽命於中央。財政上統一收支，商業上統購包銷、物資上統包統配、收入上統一分配，勞動力統一安排等等，輔之於計劃經濟的，還包括各種各樣的票證制度，即吃糧要糧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吃雞蛋要蛋票，買油要油票……幾乎包羅萬象。基本剝奪了人們的一切行為自主權。特別是在赫魯曉夫取代斯大林擔任蘇共總書記以後，毛澤東極度反感蘇聯的經濟改革，將蘇聯的放鬆經濟管制看作是修正主義大加撻伐，同時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被置於更加突出的地位，到了文革期間則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將個體經濟看作是必須割掉的“資本主義尾巴”，竭力要消滅商品貨幣，計劃經濟成了典型的高度集權加命令經濟。

三、 計劃經濟的本質是利用特權侵犯自由

在理論邏輯上，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的“企業內部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在蘇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中，通過共產公有制，將全國變成一個大企業辛迪加，這樣企業內部的有組織性，跟整個社會的“有計劃性”高度重合、合二為一。企業內部的有組織性，也就是社會生產的有計劃性。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一切都很美妙。可是計劃經濟不僅在理論上是偽科學的東西，在實踐上，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必然失敗的種子。

其實，即使撇開馬克思計劃經濟思想的物質基礎不談，也暫時不論計劃主體與客體的利益取向，單純從技術層面上分析，集權體制的計劃經濟就行不通。先撇開國際貿易不談，面對全國民眾多樣化的需求，以及計劃涉及的太多層級和企業，哪怕計劃官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苦行僧”、“清教徒”，沒有一點私心雜念，而且技術手段非常先進，包括計算機計算的速度很快，甚至實現了“大數據”管理，都做不到社會資源得到合理有效配置，總供給與總需求基本平衡，投入和產出趨於一致。有學者指出，“計劃在數量上訂得十分詳細，就變得過分僵硬，因為它們不再照顧到顧客們的需要可能改變……要是改用價值數字的話，就有可能鼓勵把生產轉移到高價（單位）的產品上去。另方面，要是設法使用勞動生產率指數來檢查效率的話，又會打擊需要大量勞動的產品的生產。有計劃減低費用的指數會促使人們犧牲產品的質量，減少品種和限制生產新的產品。當計劃人員發現各不同指數造成的偏差後，他們又採用新的指數，以便制止這些偏差，這樣下去，直到指數多得使計劃化的主題和對象都亂做一團，毫無意義” （曼德爾《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1962book/mandel-1962book-15.htm）。人類現在做不到，將來也做不到計劃經濟會實現人們需求的滿足、分配的合理、資源科學配置和充分、有續利用。

更何況，計劃官員本身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人，在決策過程中，沒有誰能擺脫個人利益的驅動。同時，計劃決策要面對的各級政府機構、所有企業、全部個人，都是多元化且主觀能動和複雜多變的利益主體，這之間有着無窮無盡的利益博弈。每個利益主體都會從自身最大化的利益需求出發，做行為反應，不論是下達計劃還是執行計劃，或是向上反映情況。計劃主體希望下面如實反映情況，認真執行計劃，下級機構和企業則希望減輕任務，多給予完成任務的保證，必然利用各種藉口互相推卸責任。總之一個目的，承擔的責任越少越好，獲得的利益越多越好。但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往往權力越集中權力越大，承擔的責任越小，這就是普遍的無責任低效現象；相反，底層的經濟單位，則受制於上級的權力，承擔的責任要明顯大於利益。這樣，客觀上就存在着下級向上級行賄、上級腐敗的頑症。事實上，這也反映了計劃經濟是一種特權經濟，存在着嚴重的剝奪基層自主權、壓制基層積極性以及基層消極怠惰現象。計劃經濟，在實質上是特權階級對民眾權益的侵犯。

從實踐結果來看，也能驗證計劃經濟必然是失敗的經濟。儘管從蘇聯和中國的政府統計中，都有這些國家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數字，問題是水分或真實性存疑。能夠說明問題的，是到了斯大林逝世的時候，蘇聯的糧食產量、人均的糧食產量、人均的肉類產量，都沒有達到沙皇時代的水平。據有關統計，1950年，蘇聯的穀物為6480萬噸，1913年沙皇時期則為7250萬噸，同期肉類產量為490萬噸，沙皇時期為500萬噸，人均穀物、人均畜產品由沙皇時期的540公斤、31公斤降為447公斤、27公斤。俄國曾是歐洲的糧倉，在斯大林領導下變成了不能養活自己的國家。計劃經濟導致了嚴重的價格扭曲，具有諷刺意味的，蘇聯1公斤肉的價格為1.8盧布，而國家對1 公斤肉的計劃補貼卻為3.5盧布，食品行業中僅此一項，每年國家就要補貼600億盧布以上，而當時整個國家財政收入也不過是4800億盧布。這種情況，只能導致國家財政預算的崩潰。蘇聯用計劃經濟關閉市場，把財富的閘門關得死死的，造成經濟蕭條，日用品供應緊張，百姓排長龍購物，成了蘇聯數十年不變的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據西方幾個權威機構聯合調查，到了1989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只有5120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10。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立見高下。中國高度集權計劃經濟導致的後果更慘。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人民公社以失敗告終，3年“大饑荒”餓死3000多萬人，文革時期，國民經濟陷入了崩潰的邊緣（國內有學者認為即使在“文革”時期，經濟仍保持以兩位數以上的速度增長，藉此證明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對統計數字的真實性深表懷疑，感到還是瀕臨崩潰的邊緣這個定性的結論比較準確靠譜，是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

特別需要指出，有些學者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來混淆蘇聯中國等共產黨計劃經濟的區別，抹殺計劃經濟的罪惡。我認為這兩者之間有着不可忽視的本質差異。共產黨國家的計劃經濟與共產公有制相聯繫，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以市場經濟為背景和基礎，前者不僅計劃的程度低，且計劃本身受到多方面的監督約束，更重要的，是後者建立在共產公有制基礎之上，高度集權，不受監督約束，所以導致完全不同、天壤之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