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用專制暴力維護特權經濟

建立在偽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必然伴隨着血腥的鎮壓、屠殺等法西斯暴行。依照馬克思經濟學思想，蘇聯、中國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共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實踐，期間充滿了殘酷的專制暴力、階級鬥爭，直接表現為對人性的摧殘、人權的侵犯、人道的背叛。

一、永無休止的黨內權鬥

在實踐中,共產黨搞共產公有制運動,除了對富人和窮人的剝奪,還伴隨着黨內、官場相互之間的剝奪，及權利的爭鬥。在某個時期，他們是戰友，能共患苦難，但一旦觀點不同出現利益差異，必然反目成仇，你死我活。這是共產黨“集眾人之私為一人之公”的性質決定的，黨內太多的人都做着“天下財，一人占。天下人，一人管”的夢。一時的互相利用、狼狽為奸，都不影響集權專制的野心。斯大林為了打擊異己，不斷地編織罪名，進行野蠻殘忍的政治清洗。在他的眼裡，唯我獨尊，只有他的思想、他的路線是正確的。只要自己看不順眼的，都在消滅之列。在上個世紀30年代，斯大林對反對自己的人進行了瘋狂的清洗，確定各級地方按指標決定名額加以清洗，具體由內務部而不是法院判決。1934年，參加號稱“勝利者代表大會”的1961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被槍決；139名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有98人消滅。在整個蘇聯共產黨統治時期，一共229位領導人（包括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非正常死亡57人，被鎮壓和處死的46人。在衛國戰爭前，斯大林清洗了5名元帥中的3名，16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5人，67名軍長中的60名，199名師長中的136名，這些均被害。赫魯曉夫上台後，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了赫魯曉夫，如果蘇聯共產黨不倒台，鬥爭將繼續下去。

中國共產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歷史，同樣是黨內殘酷鬥爭的歷史。彭德懷等批評人民公社、大躍進，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成了反黨集團，一大批人被無情鬥爭和迫害；斯大林去世後，面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為了個人崇拜，對許多親密戰友的忠誠表示懷疑，多次炮打“功臣樓”，專門發動 “文革”，將曾經的心腹要員劉少奇當作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埋藏在身邊的“定時炸彈”，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將大批一起造反打天下的人打倒。在召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時，據說只有三分之一的八大中央委員參加會議。後來，毛澤東又對親密戰友、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林彪產生懷疑，迫使林彪乘坐的飛機墜落死亡在蒙古溫都爾汗。文革後，黨內權鬥不斷，充滿着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先是逼着華國鋒下台，後來廢除了胡耀邦、越紫陽兩任總書記，再後來，反腐過程繼續夾雜着尖銳的權力鬥爭，少不了以人劃線，還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至今也看不出有終止的苗頭。

二、  日甚一日的特權腐敗

在馬克思經濟學的實踐中，蘇聯和中國都打着為民請命的招牌，搞共產公有制，言下之意是為人民着想，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即人民政府，掛的也是人民政府的牌子。問題是黨也好，官員也罷，拿什麼保證這些人一定代表人民的利益，一定會為人民服務。事實上，沒有監督約束，不講法治搞人治的結果，擁有權力的黨員、官員都是亞當·斯密筆下的“經濟人”，一切為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視百姓為草芥的共產統治下面，權力不受約束，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有受到制度合法保護的腐敗，更有私下裡瘋狂的腐敗。斯大林時代，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證領導幹部層特權的制度： (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3)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魯曉夫後，始終沖在腐敗的最前線，他任用了大批親信，包括自己的許多親屬。女婿丘爾巴諾夫，僅10年時間就從一個普通民警一躍而成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1976-1982年間大肆貪污受賄，釀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勾當”。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除個別案例外，大多數腐敗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後才被揭露出來。

中國的腐敗在戰爭年代就有，建立政權後日趨嚴重。最早有天津的劉青山、張子善，後來是普遍的特權、特殊化，享受特殊的供給制，文革中群眾起來造反，主要是反對各級黨政領導的權力腐敗，將這些人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批鬥。事實上，這類人當權後，與原來老婆離婚，重新找女大學生；有人沉湎於歌舞昇平、醉生夢死；有人將公權私用，公物占為己有……不過，這些打倒的人在文革後基本上被重新啟用，並且升遷，繼續利用特權搞腐敗。先是利用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憑藉特權搞官倒，將計劃內物資拿到市場上按市場價格出售；後來則利用國企改革、股份上市、房地產、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憑藉壟斷的土地所有權、項目審批權、上市許可權、房地產開發權、高考招生權等，尤其是組織人事權，大肆收賄， 幾乎是要什麼有什麼，想什麼來什麼，金錢、美女、學歷、職稱、年齡等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從陳希同到陳良宇，再到薄熙來、周永康等。有人認為，腐敗的官員是少數，大多數是清廉的。我認為相反，因為在腐敗的制度下面，有特權的人想不腐敗都很難。也有人說，現在腐敗比毛澤東時期嚴重得多，我認為從現在向前推算，中國前30年和後30年（所謂改革開放時期）人治等級制的基本制度沒變，權力不受約束的局面仍然維持，腐敗現象在質上沒有區別，量上可能有些差別。總之，制度性腐敗一定伴隨共產公有制始終。

三、永不熄滅的階級鬥爭

共產和公有制本身建立在對階級的剝奪基礎之上，理論上不能證實，實踐中自然重重阻礙。但蘇聯中國等共產黨執政的牌子第一反應，往往首先歸結為階級報復或階級鬥爭，然後用階級鬥爭的專制辦法來鎮壓反對意見。在整個共產公有制的過程中，一直伴隨着殘酷的階級鬥爭。比如，蘇聯1927年底1928年初，發生了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農民的糧食政府收購不上來，主要原因是工農產品剪刀差引起農產品價格太低，農民不願意賣糧，造成政府收購糧食的困難。但是，斯大林卻歸因於“富農搗亂”，得出了“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鬥爭越尖銳”的結論。從而，要在黨內尋找“富農代理人”，在社會上則亂抓“富農”和“人民敵人”。為不惜代價推行共產公有制，所有持異議者、消極行動者都被視為布哈林同夥加以整肅，過去的反對派，也統統作為敵人列入打擊對象。這樣一來，階級鬥爭越來越複雜，敵人越抓越多，惡性發展，最後變成了 “大清洗運動”。實際上，階級鬥爭、階級鎮壓，成了共產黨領導人鞏固其獨裁地位的有效手段。

中國的共產公有制運動始終伴隨着階級鬥爭的環境。共產黨建政後即開始鎮壓 “反革命”，小時候，聽家鄉的老人講，只要有人舉報，說你幫地主幹過壞事，當時共產黨的鄉長就可以在傍晚將你拉到村頭“呯”的一槍處決你，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審判。村上戴着帽子的地（地主）、富（富農）、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家庭，幾十年人前抬不起頭，一有運動，就拉出來作為階級敵人批鬥。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都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即使在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仍然在政策上留了一條尾巴，在共產黨的文件中提出“階級鬥爭並沒有消失，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胡耀邦、越紫陽兩任總書記都犯了階級鬥爭觀念薄弱、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制不力的錯誤。在政治上，排斥異己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將對手說成是與無產階級立場對立的“右傾資產階級代理人” 。在文革時期，階級鬥爭到了極端瘋狂的地步，許多無辜的人被當作階級敵人，打成現行反革命判刑或槍決，有名的如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等。據說，一個人用有毛澤東頭像的報紙包了買的豬肉，有人舉報他是“反對毛主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遭到了被槍決的命運。今天在中國，儘管比不上“文革”，仍然是高壓的封建專制統治，“維穩”（維持穩定）始終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維穩經費持續增加，到處是對民眾的監控。主流的意識形態，仍然將“左”看作是方法問題，“右”則屬於階級立場問題，稍微上點綱線就是階級敵人。

四、 對廣大民眾的長期剝奪

世界上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礎，實踐共產公有制的國家，都是對民眾野蠻剝奪的國家。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對民眾剝奪的歷史。蘇聯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後，首先是通過搞集體農莊，實行土地公有制，剝奪農民的土地，讓農民成為無地農民。其次，通過搞工農產品剪刀差剝奪農民。實際情況是低價收購農民生產的糧食，剝奪農民的正當權益。在城裡，同樣通過共產公有制，使市民成為無產者，是永遠的無產階級。共產黨的元首成為事實上的資產最有力支配者，壟斷了全國的生產資料。

在中國，對民眾的剝奪既與蘇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自身的特點。中共對土地的剝奪，不僅包括富農，更包括所有從土改中獲得土地的農民。即通過合作化運動，將農民從“打土豪”中獲得的土地再進行充公，實行土地的公有制，農民重新變為無土地者。工農產品剪刀差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上世紀末。主要特徵是國家通過計劃低價收購農民的糧食，即使是保護價，也是保護低價。另外在棉花、麻、蠶繭等農產品收購方面，也是長期低價計劃收購，剝奪農民種田的利益。在開發區、城市化、房地產，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則更有對農民赤裸裸的剝奪。主要是國家利用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以極低價購買農民的承包地，轉手以高價賣出。據說，同樣是建設高速公路，國外土地費用在建設成本中的比重達到80%左右，而中國一般在5%左右，說明失地農民的利益被嚴重侵犯。在城裡，強制拆遷，對拆遷戶補償標準低而引起的抗拒強拆事件屢有發生。在國民收入分配上，財政收入成為增長最快的經濟指標，而城鎮居民收入普遍低於GDP、企業主利潤、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都說明民眾利益長期成為共產的對象。還有，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就連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民眾收入也是隱性的剝奪。多年來，中國貨幣發行量增長一直在20%左右，但民眾的收入不到10%，導致實際的收入明顯縮水，平白無故的交了貨幣稅，被人悄悄掏了口袋裡的錢。可能中國有的學者會提出，通貨膨脹並非中國所獨有的現象。我認為關鍵看通貨膨脹的決策責任機制，通貨膨脹是服從於經濟增長還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再剝奪，以及國家對受損者的利益補償，是不是為了維護專制特權利益。

五、  對國際社會和平的潛在威脅

馬克思經濟學在全球基本上沒有市場，在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引起了世界恐懼，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上個世紀，蘇聯共產黨利用其在“第三共產國際”的領導權，向眾多國家輸出暴力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支持朝鮮、越南等與美國等資本主義世界的戰爭。 “二戰”後，斯大林通過對東歐各黨反對派的清洗和鎮壓，強行推廣共產公有制和模式。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歐洲9國GCD（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指責南共領導執行了一條“背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路線”，號召南共內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現領導，建立“國際主義的新領導”。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對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進行了野蠻鎮壓，造成了近3000人喪生，2萬人受傷，15萬人出逃的“匈牙利悲劇”。1968年，蘇聯糾集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四國出動25萬大軍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飛機粉碎了濃濃改革春意的“布拉格之春”，扼殺了東歐國家的改革探索。同時，在世界各地，處處與歐美作對，包括支持古巴的社會主義，在美國的門口進行威脅，製造了長期的冷戰局面。

中國也是在世界上到處惹事的國家。為了推行共產公有化，平息國內的不滿情緒，將矛盾轉移，在世界上四處樹敵。先是出兵朝鮮，與聯合國組成的美國等19國聯軍打仗。一段時期，跟蘇聯好得像穿了一條褲子，言必稱“蘇聯老大哥”，斯大林死後反目成仇，咒罵蘇聯是修正主義國家，直至發生珍寶島戰爭。被逐出“共產第三國際”以後，毛澤東要在第三世界當頭，向津巴布韋、贊比亞、坦桑尼亞、柬埔寨等輸出毛澤東思想，輸出中國革命。為了與蘇聯抗衡，支持柬埔寨波爾布特法西斯 “紅色高棉政權”，在“抗美援越”後掉轉槍口，大兵壓境打越南，發動中越戰爭。文革後至今，仍然將歐美等國內定為“西方敵對勢力”，與西方價值觀、自由民主制度為敵。我堅持認為，一個維護特權統治，對人民實行專政的國家，必然是世界和平不安定的因素。如果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對國內民眾搞壓迫剝削，必然對世界構成威脅。國力軟弱時，也許韜光養晦，一旦國力稍有強大，就必然挑戰世界，先鬧得四鄰不安，再處處惹是生非。目的，還是因為心虛，沒有底氣，害怕喪失特權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