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語“再窮不窮教育 再苦不苦孩子”

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首發時間：1981年

提出者：北大學子

地點：北京大學校園

流傳範圍：各大高校校園

1981年3月20日深夜，圍守在廣播邊上的北京大學學生們屏住呼吸，等待中國男子排球隊的最後戰果。在爭奪世界盃排球賽決賽資格時，中國男排先輸掉兩局，後又扳回三局，戰勝南朝鮮隊（當時對韓國的稱謂），進入世界盃。賽果一出，北大11座宿舍樓里的4000多名學生全都跑到樓群間的空地上，沿着宿舍樓和未名湖邊遊行邊喊：“中國萬歲！”“向我國排球健兒致敬！”

據《中國體育報》報道，這一口號來自原北大中文系學生劉志達，“談及此事，劉志達淡笑言之，這一口號是他帶頭呼出的。這也是‘五四’時期北大學生的‘振興中華’口號的延續。而共同的‘策劃’還有同班的李春”。

3月29日，中國男女排球隊都來到北大，全校師生為他們慶功——男排隊員都被舉起來往前“飛”，女排隊員則簽名簽到手軟。

同時，這個口號也由北大學子推廣到了全國。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首發時間：1970年代末

提出者：無從稽考

地點：無從稽考

流傳範圍：全國範圍民間口口相傳

1978和1982年，陳景潤兩次去國際數學大會做45分鐘的報告演講，青年們喊出這樣的口號：“學習陳景潤，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攀登科學高峰。”在1982年的電影《人到中年》中，一個父親對孩子賦予的願望是：長大當個科學家。

而在國家層面，中共中央、國務院也通過全國科學大會制訂了科學技術發展的長遠規劃，號召全國“樹雄心，立大志，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文革”結束後，社會重心由階級鬥爭轉移至經濟建設。“文革”10年間無數社科領域學者的不堪命運，讓人們不敢輕易選擇。改革開放更讓國人見識到“外面的世界”——一個由先進技術構造起來的現代工業世界。想要擺脫貧困與落後，發展技術是最主要的出路。

在社會思潮的變化中，理科男成為了女子擇偶的首選；而1980年代的出國潮中，理工科學生也比文科生更容易獲得國外獎學金。學好數理化的浪潮，從上到下席捲中國。

摸着石頭過河

首發時間：1980年

提出者：陳雲

地點：北京

流傳範圍：全國範圍的媒體用語及民間口語

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說：“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着石頭過河’。”鄧小平聽到後，對“摸着石頭過河”表示贊同，並提出要“堅決地試，大膽地闖”，“殺出一條血路來”。

在鄧小平的翻譯張維為看來，中國模式的一個哲學基礎是實踐。“這也是鄧小平的主張，即摸着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簡單來說，“中國模式就是‘摸着石頭過河’。”

與“摸着石頭過河”一起構成改革開放3條經驗的，還有“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政策的決策人作出決策，大家就應該無條件服從，無條件去完成”。現在，這3條經驗依然不斷成為爭論中心。

2012年5月，時任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的王榮就在《人民日報》上發了這麼一篇文章：“當前推動改革比過去30多年任何時期都更加艱難。‘摸着石頭過河’改革的時代已逐漸過去，理性改革和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首發時間：1980年代初

提出者：無從稽考

地點：無從稽考

流傳範圍：以學校為主體的教育系統

1980年，我國每萬人口只擁有在校大學生16.4人，同期美國為542人，日本為207人，蘇聯為197人，印度為66人。1985年，我國每萬人口擁有科技人員75人，而1980年的蘇聯為1100人，1978年的南斯拉夫為1400人，1979年的瑞典為2600人。

1982年，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我國勞動者總數的10.5%；高中老師里，有大學本科學歷的也只有一半。在全國第3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文盲半文盲占到23.6%。而在1979年的日本，5471萬名就業者中，高中以上學歷占到六成以上。

1970年代末，我國教育經費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5%，除個別年份，從未超過3%，而同等經濟發展程度國家的平均教育經費投入水平是3.3%。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80年代，中國開始推進初等教育的全面普及。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5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公布，將“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同時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並改革高等學校的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製度，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這個富有時代特色的標語，現在依然掛在很多貧困地區的水泥牆上。口號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到1990年代，中國初等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依然是占有全國人口2%的邊遠貧困地區適齡兒童，以及每年200餘萬小學生的輟學。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首發時間：1978年9月20日

提出者：鄧小平

出處：天津視察

流傳範圍：相當廣泛，從城市到農村牆上刷的標語中出現率極高。城市中有“個體戶”，農村裡有“萬元戶”，都是這條口號下的受益者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當時的提法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部分人”，包括“企業、地區、社員”。鄧小平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會後，鄧小平關於“先富”的說法被表述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

一批相信憑自己雙手就能致富的人踐行了“先富”行動。活躍在城鄉的個體戶脫穎而出，當年一部電影《雅馬哈魚檔》便是彰顯個體戶勞動致富的代表作；到1983年，義烏小商品的盛名已經傳遍大江南北。

1985至1986年間，鄧小平分別在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新西蘭總理朗伊，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等不同的場合，都闡述了這個政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給世界看待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角度。一大批“萬元戶”，甚至“暴發戶”出現，颳起了“發財致富”的旋風。

理解萬歲

首發時間：1985年

提出者：劉勇

地點：北京

流傳範圍：全國範圍的新聞媒體及民間語文

1983年，即將從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劉勇選擇穿上軍裝。1985年5月，22歲已成為高級軍官的劉勇從南疆戰場歸來，參加共青團中央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的“保邊疆、獻青春”演講報告團。在給北京的大學生題字時，他寫下了著名的“理解萬歲”四個字。

後來劉勇專門出了本書講這個事兒，他在前言裡寫：“當時只有一個強烈念頭，就是希望後方青年能夠懂得同齡人在前線流血犧牲所蘊含的精神實質，知道綠色的軍裝里也有五彩的心靈。前線官兵們談論理解，不是為個人乞求‘憐憫式的理解’，而是希望得到後方人民在更高層次上的理解。”

1985年5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以“理解萬歲”為題的專題評論，這個口號立刻傳遍全國。對於口號的走紅原因，中文系出來的劉勇分析得非常準確：“改革開放後，中華民族迎來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生活巨變和觀念碰撞時期，整個社會各年齡層、職業層的隔膜隨着社會生活的巨變而加深。青年不屑老者的生活方式，年長者對年輕人的思想行為嗤之以鼻。渴望理解成為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尤其成為樂於接受新生活方式和新觀念的青年人的心理需求。‘理解萬歲’的流行，消弭了多少時代隔閡，也說明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在對待自我、他人乃至整個世界的一種心態，這種心態曾激勵當代中國青年在歷史轉折時期逐步走向成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首發時間：古希臘時期

提出者：無從稽考

出處：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聯合國人權宣言第7條

流傳範圍：一句法律原則成為了流行的口號，公檢法機關的牆上這句話和“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出現頻率最高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真理標準大討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下，法學界開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與法治的討論。

法的階級性問題成為當時的討論熱點。學者們對長期以來處於主導地位的“法的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的提法提出質疑。在解放思想的原則下，承認法的社會性、人民性和繼承性，限定了法的階級性的適用領域，成為了大部分人的共識。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全面修改1978年憲法，並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真當時反覆強調，憲法修改必須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原則曾被寫入“五四憲法”，但在“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中都被去除了，“八二憲法”又重新恢復了該條規定。不過提法變成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了陳小蒙、胡曉陽、葛志文等六人的強姦、流氓罪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對陳小蒙、胡曉陽、葛志文執行死刑的命令。

這六個人都是當時的幹部子弟，即“官二代”。判決的結果引起了民眾的熱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新成為人民維護自身權利的法律武器。

一顆紅心，兩種準備

首發時間：1977年

提出者：來自民間

地點：北京

流傳範圍：畢業生

“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口號最早提出時，是面向“文革”前的應考青年。1977年恢復高考，面對在十年積累起來的570萬考生，這個口號就又被提了出來——要知道，最後錄取的只有22萬多大學生，落榜的540多萬怎麼辦呢？考上大學的就等大學畢業報效祖國，沒考上大學的一樣可以在工作崗位上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貢獻。

除了工作，“兩種準備”還有另外的選擇：自學，或者業餘學習。1979年的《人民日報》詳細分析了中國在當時面對的教育困境：“由於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加上教育戰線長期遭受林彪、‘四人幫’的嚴重破壞，師資、校舍、設備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困難，高等學校的招生數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考生多，錄取人數相對比較少，將是高等學校招生工作長期面臨的一個突出矛盾。這是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現狀在高等學校招生上的反映。”

鳳凰網總裁喬海燕曾經在《華爾街日報》寫過這個口號：“‘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做人，要一顆紅心，心要紅，要正，兩種準備，一個清白，一個糊塗，該清白時候就得清白，該糊塗時就得糊塗。”

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它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足球、中國高考、中國股市……30年後，它依然是典型的中國式生存哲學。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首發時間：1962年7月2日

提出者：鄧小平

出處：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怎麼恢復農業生產”

流傳範圍：發端於1962年的名言在1980年代蔚然成風，雖然並沒有以標語的形式流傳下來，但在新聞報道，街頭巷議中時常出現

這句流傳大江南北的“不管黑貓白貓……”的著名口號，竟然是以訛傳訛的誤讀。鄧小平於1962年第一次提出的時候，說的是“黃貓”。

那一年，我國部分農村地區發生了饑荒和自然災害，一些農民自發產生了包產到戶、責任田等各種各樣的生產形式，這有違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變化引起了黨內的爭論。

鄧小平引用了老鄉劉伯承時常說起的一句四川諺語：“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後來，這句話被訛傳為“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並在“文革”期間被斥為“唯生產力論”，遭到批判。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解放思想”成為時代風氣，經濟政策也隨之改變，“白貓黑貓論”成為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自此，個體正當的利益得到了正名的機會，激發了全民的生產潛能，在鄉鎮企業、特區、私營經濟等諸多方面都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貓論”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響亮口號。

1986年1月6日，鄧小平再度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被摘登在《時代》周刊上，成為世界人民知曉的名言。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首發時間：1978年

提出者：鄧小平

出處：全國科學大會

流傳範圍：這句口號，最熱門的出現地點是科研部門、學校、廠礦等單位

早在“文革”結束的前一年，鄧小平指導起草的《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裡，就以馬克思“生產力包括科學”的論述為依據，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點。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彼時的世界，第三次工業革命正發展到高潮階段，以原子能技術、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為代表的高新技術蓬勃發展。而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初始階段，科技水平，生產力水平與世界相比大為落後。

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國亟需提高科技水平，迎頭趕上。鄧小平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論點，並闡述道：“現代科學技術正在經歷着一場偉大的革命……現代科學為生產技術的進步開闢道路，決定它的發展方向。”

1985年，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正式提出改革科技體制，並開始實施“星火計劃”，意在促進經濟振興，讓科技的“星星之火，燃遍中國農村大地”。

1988年，鄧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談話時進一步指出：“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後來這一論點，成為“科教興國”戰略的理論基礎。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首發時間：1978年12月13日

提出者：鄧小平

出處：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流傳範圍：1984年新中國成立35周年閱兵遊行中的一條口號。這句口號流傳面非常廣，覆蓋了全中國

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就確立了毛澤東倡議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其基本要點是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並從客觀實際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件的內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憑着這個思想路線，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新政權。

經過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國，面臨重建、振興的艱巨任務，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某些領導人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提出了“兩個凡是”，使黨和國家的工作總體上受到嚴重阻礙，出現了兩年的徘徊狀況，中國面臨着向何處去的重要抉擇。

鄧小平針對許多幹部群眾仍然深受“左”的思想束縛和禁錮的狀況，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具體而言是四個方面的問題：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講話拉開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序幕，也成為普通民眾在新時代裡新的政治指南。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首發時間：1980年

提出者：袁庚

出處：深圳蛇口港

流傳範圍：1980年代任何一個建築工地、大型工程現場都不可或缺

1980年，香港招商局為加快蛇口港施工進度而實行獎勵制度，引起了一場爭論。蛇口工業區創始人袁庚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後來，這句話被濃縮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以鼓勵加快推進蛇口工業區的建設。

儘管自1978年後中央已開始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這句話引發了極大的爭議，甚至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復辟”。袁庚堅持自己的想法，也付出了極大的勇氣，在1983年下半年和谷牧副總理談起這個口號時，他甚至說：“我是準備戴‘帽子’的。”

1984年1月26日，67歲的袁庚在蛇口迎來視察深圳的鄧小平、楊尚昆一行，寫在蛇口工業區入口處標語牌上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獲得了鄧小平的首肯。這句在今天看起來很平常的口號，像“衝破思想禁錮的第一聲春雷”，對當時國人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而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念、效率觀念。

鄧小平的首肯給袁庚吃了一顆“定心丸”。蛇口工業區被特批“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做主”，“蛇口模式”成為改革開放的示範窗口，到1992年年底袁庚離休時，這句標語的背後，留下的是身家200億的蛇口工業區。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首發時間：1979年

提出者：王文一（清華大學學生）

出處：清華大學化工系77級2班班會

流傳範圍：學校

“真理大標準”的討論不僅引起了黨內的思考，也燃起了剛恢復高考不久的大學生對於國家和社會制度的討論熱情。

1979年的新學年伊始，清華大學政治輔導員謝新佑組織召開班會，一名叫王文一的學生提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一口號。這個口號一經提出，馬上在化工系77級2班全體同學心中產生了共鳴。

1980年3月20日，剛復刊不久的《中國青年報》對化工系77級二班進行了報道，“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句口號也成為文章的標題。隨後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高度肯定了這句口號，全國許多媒體也紛紛予以轉載，由此，這句口號走出了清華校園。對於那些經歷太多磨難和失落的77級78級大學生來說，這句樸實無華的話，重新樹立起了他們對生活的信心。

對於《中國青年》雜誌刊發的一篇署名為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所表達出來的思想困惑，不少大學生開始用“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實際行動，來回應“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個嚴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