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用生命照亮人類的歷史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6月01日18:28:28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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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Ⅱ）一書的作者，繼《喜福會》作者譚恩美之後第二位進入美國暢銷書榜的華裔作家，與籃球天才姚明、鋼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國華文媒體譽為“最引人矚目的在美華人青年”。張純如的突然辭世，不僅在北美大地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也讓萬里之外的國人感到不同尋常的震撼，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各個媒體都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她的照片和生平。就在這位女作家自殺的消息刊出後短短幾小時，各大網站就出現了成千上萬的帖子，並且是一片崇敬、嘆息之聲。人們為什麼對這位女作家如此惋惜和哀悼呢？在大量的悼念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她短暫的一生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卻留給了我們整個民族一段難忘的記憶。憑藉這一記憶，提醒更多的美國人、加拿大人和西方社會，讓他們了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在亞洲那塊古老又多災多難的土地上，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曾遭受過怎樣的人間浩劫，又有着如何難以形容的刻骨銘心傷痛。而又因為這傷痛，使無數海外華人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間感覺到彼此的血脈相聯。張純如讓我們無法忘記，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裡。
這裡所說的記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南京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而張純如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就是她為南京30萬冤魂的驚世呼喊。她寫下的歷史紀實著作《南京暴行》引起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對這段歷史的關注，也喚醒了包括國人在內的華人世界對這段歷史的記憶。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個月內就打入美國最受重視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並被評為年度最受讀者喜愛的書籍。在《洛杉磯時報》、《今日美國》等著名暢銷書欄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美國《新聞周刊》對這本書的評論是：對二戰中最令人髮指的一幕做了果敢的回顧，改變了所有英語國家都沒有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詳細記載的狀況。1998年，美國華裔婦女協會為張純如授予“年度優秀婦女獎”。純如由此也成為美國主流社會承認的公眾人物，她曾是美國《讀者文摘》的封面人物，獲得許多大學和組織的榮譽證書，她還為《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主流媒體撰寫了大量評論和文章。作為一位年輕的少數族裔作家，張純如強烈的正義感和出色的才能，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樹立了華裔的良好形象，亦成為世界範圍內華人青年真正的楷模。 一
純如之名出自《論語》：“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如也，繹如也，以成。”純如，意思是和諧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國的苦澀，也有父母對這個女兒所寄託的期許。在伊利諾伊州的香檳厄巴納長大後，張純如來到伊利諾伊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這所大學的電機系是全美最知名的。到20歲時，她放棄了即將到手的計算機學位，毅然轉學新聞專業。1989年從伊利諾伊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她先是在美聯社和《芝加哥論壇報》擔任記者，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了寫作碩士學位，從此開始了專業寫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書《蠶絲——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廣受好評，也因此贏得了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計劃獎”，並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等贊助。 1988年，在伊利諾伊大學的一次聯誼會上，明眸亮齒、身材高挑的張純如與白人男孩道格拉斯一見鍾情，從此陷入了愛河。一年後，兩人在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訂婚。1991年8月17日，23歲的張純如與當時已在硅谷擔任工程師的道格拉斯結婚，組成了一個幸福家庭。就在兩年前，她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克里斯托弗。在這個由不同種族組成的家庭里，純如的生活是幸福美滿的，她曾說，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朋友、經濟籌劃人、精神諮詢家”。純如對自己的“早婚”行為也感到很滿意：“我認為，早婚對我的事業很有幫助，這樣我就把那些花在約會這些事情上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寫作上。”道格拉斯則回憶說，兩人都是事業心很重的人，“我們相處得很愉快，她愛好運動，做美容，看電影，特別喜歡按摩。我們經常聊天，但她比我健談得多，她總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她的口才很好，能緊緊地抓住聽眾。” 二
性格文靜的張純如從小就喜歡寫作，喜歡這種自由表達的方式。在她看來，寫作是傳播社會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遊戲，而要通過文字來傳達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在童年的時候，純如與父母談話時，父母經常會提到遙遠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城市裡發生了些什麼？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個人間地獄？滔滔長江水如何被鮮血染成了紅色？1994年12月，當張純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更是感到了無比的憤怒。的確有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為什麼有人否認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說類書籍里，居然沒有一本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純如為這一現象震驚了，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南京大屠殺雖然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一幕悲劇，但“除非有人迫使這個世界去記住它，否則它就像計算機程序中的一個無害的小錯，也許會，又也許不會引起任何問題。”想到這裡，她感到陣陣心悸。 對於在美國這樣的物質社會來說，一個年輕女孩花幾年時間去寫一本歷史著作，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年輕人都要爭分奪秒地奮鬥賺錢、成家立業。不過，這位當時只有25歲的女孩有一個念頭：“這本書能不能賺錢我不管，對我來說，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南京暴行》出版後，她對美國讀者的熱情反應也感到意外，她說，“這本書雖然重要，但我以為只會得到圖書館的垂青。”但純如也相信，最終真相將大白於天下，真相是不可毀滅的，真相是沒有國界的。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記。 純如一直認為，寫作是一項煩瑣而耗費心力的職業，寫作本身就是不斷改寫的過程，無論寫作真實或虛構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需要花在收集資料和研究上。純如收集了來自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及一些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閱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繫日本的二戰老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與純如有過多次交往，他一直很欽佩張純如的執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氣。他在評價《南京暴行》一書時就說，很長時間以來，西方國家只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不知道侵華日軍在二戰中曾經瘋狂地屠殺中國人，國際輿論只譴責納粹在二戰中的暴行，很少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暴行。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戰勝利以來的幾十年光陰中，在西方主流社會中有關日軍侵華史實的宣傳太少，聲音太弱。而此時有這麼一個柔弱女子願意站出來，這種精神實在難能可貴。關於純如的死去，朱成山非常痛惜，他曾對記者說，“對於純如的父母孩子，他們失去的是女兒和母親；對於中國人，他們失去的是一個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對於整個世界，他們失去的則是一個勇於說真話並努力讓別人相信事實的人。”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曾幫助張純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實資料。他回憶說，1995年7月，張純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時才27歲，由於氣候不適應，經常感冒，但她工作卻一點都不耽誤。當時南京的天氣很熱，她不顧自己的身體，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以及翻閱國內資料上，每天工作時間有10小時以上。”當時擔任純如翻譯的楊夏鳴副教授回憶說：“她的中文一般，不能讀懂中文資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為她翻譯。她很認真，更十分嚴謹，常常用美國材料與中文材料核對事實。她聽不大懂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方言，但她全錄下來了。她這個人通常會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真覺得她有些偏執。”在南京調查的日子裡，陪伴純如的還有前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館長段月萍。段老回憶說，“她當時很瘦弱，明顯不能適應夏季火爐南京的天氣，但她每天的工作時間仍然超過10小時，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尋訪、翻閱資料上。由於不會讀、寫中文，她對我提出的著書意見也很尊重，令我十分感動。很快，我們就由工作關係變為很好的朋友。她回國後，我們還經常通信。記得那時，她告訴我她最崇拜的人是曾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了很多婦女免遭日軍蹂躪的沃特林女士，沒想到，9年後，她竟選擇了與沃特林同樣的方式來結束生命。” 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張純如最大的收穫便是使中國人民找到了“中國的辛德勒”——約翰·拉貝先生，找到了拉貝詳細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日記。今天，詳細記錄了五百多起慘案的《拉貝日記》已經被翻譯成中、英、日各種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檔案館裡，成為歷史的見證。當時，純如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現了有關拉貝的一些文獻資料，她還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拉貝的一位外甥女萊因哈特還活着，並與萊因哈特取得了聯繫，這才知道，拉貝有一封寫給希特勒的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並且還有一本關於日軍暴行的日記。在《南京暴行》一書中人們可以看到，在日軍對南京大肆屠殺、強暴婦女時，連擔任南京納粹黨主席的拉貝也無法忍受，他帶着二十多位外國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區，揮舞納粹的萬字臂章作為護身符，拯救了25萬南京居民。回到德國後，拉貝向希特勒上書遞交了一份報告，期望德國能夠施壓促使日本改變對中國的政策，結果卻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審訊，嚴令他在這個問題上保持沉默。二戰結束後，拉貝又因為納粹的身份受到盟軍的審判，失去了工作，生活困頓不堪，雖然南京人民在得知這一消息後為他集資寄去大量食品，但拉貝很快就在1950年去世了。純如曾說：“當我打電話告訴父親拉貝的故事，並給他念一段拉貝的日記時，我父親感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稱拉貝是個英雄。” 純如發現的不只是《拉貝日記》，還有一份重要的史料：《沃特林日記》。20世紀30年代，明妮·沃特林女士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和教育系主任，身後留下了一部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她親身經歷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以及此後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情況。由於保護了大量南京婦女免受日本侵略軍的蹂躪，沃特林女士一直為南京市民所銘記，也是純如最為崇拜的人。不過，這些日記卻在美國耶魯大學特藏室里沉睡多年。純如走了，但她發現的《拉貝日記》、《沃特林日記》與《南京暴行》一道，都成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三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開發表聲明，污衊《南京暴行》是“非常錯誤的描寫”。這一聲明立即遭到中國駐美大使館、美國出版商和各類美國華僑團體的同聲抗議，並敦促日本政府撤換大使一職。針對日本大使的聲明，張純如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我不知道這聲明是代表大使個人的意見，還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觀點。齊藤邦彥的聲明引起了我的出版商、中國駐美大使館以及各種不同華人團體的抗議，有些甚至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罷免齊藤邦彥的官職。我也通過傳媒，邀請這位日本大使先生在國家電視台公開討論我的書，但至今未曾得到對方的回應。”在後來與這位日本大使一同接受 “吉姆·里勒爾新聞節目”電視訪談時，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稱日本政府“多次為日軍成員犯下的殘酷暴行道歉”，張純如當場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國人感到憤怒。她還重申了自己寫作《南京暴行》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日本政府從未為南京大屠殺做過認真的道歉；二是在過去幾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學校教課書中從來就是掩蓋、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殺。純如說，只有認罪，日本才會變成一個更好的民族。不過，由於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迄今還沒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於出版《南京暴行》的日文版。 2001年7月31日，張純如和洛杉磯民權律師費希爾在《洛杉磯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日本政府拒絕向成千上萬遭受日本皇軍之害的慰安婦道歉賠償，還言辭激烈地批評了美國政府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養奸。張純如和費希爾指出：“人們都會認為，一個對沖繩婦女遭強暴感到憤怒的國家，會非常關心其自己國家士兵在二戰中大規模強暴婦女的歷史。但到今天為止，日本政府拒絕韓國、中國和其他國家修改日本歷史教課書的要求。這些教課書掩飾日本在二戰時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對慰安婦的大規模的強暴。”文章指出，當年日軍強迫來自中國、韓國和菲律賓等國的二十多萬婦女和女孩子充當慰安婦。慰安婦每天最多要為四十多名日軍提供性服務，嘗試逃跑的慰安婦慘遭殺害，許多慰安婦自殺，倖存的慰安婦一輩子都生活在身心創傷之中。張純如和費希爾指出，從二戰結束到1994年，日本政府一直拒絕承認慰安婦的存在。但是，據歷史學家發現的歷史文件，1932年起就有慰安婦的政策。歷史文件還揭露，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之中，有20 000～70 000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暴。在此之後，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面對慰安婦的歷史事實，但拒絕向慰安婦做任何賠償。 2001年9月8日是《舊金山和約》簽訂50周年，日美兩國政府專門在舊金山舉辦了系列紀念活動。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單方面與日本講和、放棄對日戰爭索賠、出賣了亞洲各受害國人民向日本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曾喜形於色地說：“由於《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使日本在二戰中的戰敗國，比在一戰中的戰勝國得到的還要多得多。”事隔50年後，日本政府出資300萬美金，在舊金山大搞紀念活動，而全球華人為此也聚集舊金山，反制日美兩國政府的紀念活動。在名為“南京暴行——反制日美兩國紀念《舊金山和約》50周年紀念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張純如第一個登台發言。她的演講博得了與會者長時間的掌聲，但也遭到別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擊。當場就有兩位日本人站起來向張純如發難，蠻橫提出了所謂的“疑問”，張立即據理駁斥，批得兩個日本人語無倫次。到會的許多專家學者也站在張的一邊批駁日本人，兩個日本人只得悻然離開了會場。 在完成《南京暴行》時，純如有一個心願，希望“這本書能夠喚起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夠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付的責任。”純如還有一個希望，就是把《南京暴行》改編成電影。她清醒地看到，雖然這部書出版了幾十萬冊，但有許多西方人只是知道這本書，而沒有更多的時間來閱讀。如果把這本書改編成電影，歷史就在人們的目光里變得更為直觀了。她也了解到，中國內地已拍攝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和電視劇，但她認為，這一題材必須用美國人能接受的電影手法來拍攝，讓更多的西方觀眾接受。 四
《在美國的華人》展現了華人移民強韌的生命力和開拓精神，也揭示了華人在美國的經歷不是一條漸進的單線，而是周而復始的循環。張純如說：“華人在美國的經歷不是一條漸進的單線。他們作為模範少數族裔之一，並非像某些少數族裔那樣是從受迫害的社會最底層漸漸發展到社會上層的。華人在美國處於周而復始的循環，美國社會對華人一直在容忍接納和疑慮恐懼中旋轉。”在150年前的美國，作為苦力的大量華工進入美國，充當金礦礦工、鐵路勞工，這就是俗稱“金山”的故事的開始。1865年，華人移民的人數激增至5萬人。同年，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招收了第一批50名中國勞工。看到中國人能吃苦、工資要求低，又十分順從，這家公司便開始大量招收華人，總共有十多萬華工參加了美國鐵路的修築。當時橫貫中西的鐵路對美國工業化發展至關重要，華人負責修筑西邊的一半，愛爾蘭人修築東邊的一半。華人的付出為美國鐵路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水準遠遠超過了愛爾蘭勞工。隨着華人數量越來越多，唐人街也開始初具規模。《在美國的華人》引述舊金山當地報紙的報道說，1849年的一次華人聚餐有三百多人參加。1851年，第一家華人洗衣店在舊金山開業，經營各式東方禮品的華人店鋪也開始出現。華人還在舊金山辦起了小報《金山新聞》，這份報紙成了美國社會的第一份外語報紙。到1870年，舊金山華人勞工的數量已經占到了城中4種主要工業行業僱工總數的一半。由於不少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飯碗，也導致了19世紀70年代美國西部大規模的排華浪潮。1882年，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限制華人勞工入境，華人亦被形容為“半人半魔，吃老鼠，衣着破爛，不懂法律，憎恨基督文化，吸鴉片，廉價勞工，吮吸內臟的亞洲人”。直到1943年，美國國會才廢除了這個法案。由於華人在二戰中的傑出表現，美國輿論對華人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轉變。但隨着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華人又一次面臨排華的惡浪。一位華裔律師告訴張純如，當年她家就住在首都華盛頓的郊區，周圍大多居民都在美國國防部和中情局工作。有一天，學校放了一部電影，是講述共產主義威脅的，片中的共產黨人全都是中國人。電影放完了，老師對學生們說，如果發現附近有可疑的人，就要儘快向聯邦調查局報告。當燈光打開後，她發現她身邊的同學把椅子迅速地挪開了。 在這本書中，純如同樣挖掘了很多被遺忘的華人創業故事以及對美國社會貢獻卓著的精英人物，如19世紀的華人果樹專家呂金功培植了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柑橘、柚子、蘋果和桃子，為美國的水果農業做出了傑出貢獻。但是，一百五十多年過去了，這些吃苦耐勞，為美國建設做出卓越貢獻的同胞卻被淡忘，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因此寫這本書，可以讓人們認識到華人其實也是美國人的一部分，他們為美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也藉此呼籲美國主流社會正視華裔的地位和對美國的貢獻，加快華裔融入主流社會的步伐。純如也一再強調：美國華人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她提醒人們，要認識美國有習慣成俗的種族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美國仍有侵犯人權行為。她指出，民主迄今為止不是根深蒂固的體制，還只是稚嫩的幼苗，因此在美國的任何族群都不可能具備受迫害或迫害其他族群的免疫力。在書的最後一章《不確定的未來》中，純如講述了近年來美國出現的排華現象。書中寫道，中美關繫緊張時，華人總會受到傷害。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伊利諾伊的兩家電台曾公開號召人們抵制中餐館，甚至提出要把華人都“趕回中國去”。張純如說：“談到華人在美國的地位，許多人都會想到華盛頓州的州長駱家輝。可有誰知道，他父母親開設的餐館，離首府奧林匹亞只有1英里，而華人走到首府當州長卻走了整整100年！” 五
在純如辭世前，正在進行她的第四本書的工作。這本書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日軍作戰的美軍坦克營官兵，他們後來被日軍拘禁並殘忍虐待。在一次去菲律賓做調查的旅行中，身心崩潰的純如患上了抑鬱症，曾一度不得不住院治療，此後，她一直承受着抑鬱症的折磨。許多學者認為，從《南京暴行》到她新近寫作的美國二戰被俘軍人受日軍虐待的歷史，都是盡顯人性惡劣、殘忍血腥的歷史。這些內容也與張純如的病因不無關聯。在《南京暴行》的寫作過程中，純如就經常“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髮掉落”。也有人說，對人類的絕望是純如自殺的主要原因。張純如曾說，寫作使得她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人什麼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偉大事業的潛能，也有犯下最邪惡罪行的潛能——人性中扭曲的東西會使最令人難以言說的罪惡在瞬間變成平常瑣事。讀過她的書，許多讀者都會對人類的獸性和仇恨，產生憤怒與絕望。作為作者，純如是在長期忍受這種憤怒而絕望的煎熬，她的憂鬱症也許早已埋下了根苗。 純如辭世後，她的出版經紀人蘇姍·拉比納說：“我和她經常通話，最近她告訴我，她無法繼續完成這個寫作計劃了。很顯然，她感到很悲傷。”純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也認為，是工作害了她。她多年來調查日軍二戰時期的暴行，從《南京暴行》到她近來準備寫的新書，接觸的全都是無比殘忍和血腥的歷史事實，一個個悲慘故事反反覆覆地讓她陷入痛苦深淵，加上艱苦的採訪和寫作，最終導致她崩潰。道格拉斯還說，純如是工作狂，工作異常投入，“她總是把自己推向極限，經常工作到累倒為止。” 張純如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習慣，她每天下午5時起床，晚上等丈夫睡覺後開始寫作，直到丈夫早上8時上班，她才去睡覺。這樣，她可確保寫作時的投入，不受任何外界影響。2004年8月，張純如飛往肯塔基州採訪，但一抵達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療三天后飛回舊金山。工作不順讓她很沮喪，她開始接受心理治療，但她放不下手頭的工作，很快又埋頭整理寫作材料。此後，張純如精神狀態時好時壞，9月就有過一次自殺的苗頭。到了10月，她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惡化，無法照顧幼子，夫婦倆將兒子送到伊利諾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但是，悲劇最終還是發生了。純如死前留下了一張紙條，要求家人記住她生病前的樣子，她說：“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她的遺體葬在在加州洛斯蓋多聖安東尼牧場的天堂之門公墓，墓碑上寫有這樣的話：“摯愛的妻和母親，作家、歷史家，人權鬥士。” 純如走了，這位年輕女作家高度的學術素養和正義精神，無疑會永遠讓人們銘記，並繼續影響和改變一代華人青年的人生道路。在純如身後，對她的紀念以及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爭論也遠不會結束。就在最近，美國著名暢銷書作者詹姆斯·布雷德利設立了以張純如命名的獎學金，每年派出美國孩子到中國學習、理解中國，以便將來成為張純如這樣擔任溝通中美橋梁的人物。他還明確表示，希望張純如的孩子克里斯多弗長大以後能夠加入這個獎學金選擇的董事會，作為對張純如的最好紀念。布雷德利指出，張純如在中美之間成功建立一個橋梁——在促進中美溝通的橋梁作用上，沒有人能夠與她的作用相比。現在張純如去世了，希望她曾經激勵過的年輕人能夠接過她的接力棒，繼續成為中美之間的橋梁。 1998年4月，《南京暴行》簡體字版由中國內地的東方出版社出版，擔任責任編輯的是著名史學家鄧蜀生先生，策劃人是著名翻譯家尤開元先生，兩位老人今天都已過了80高齡。當我們再一次捧讀《南京暴行》時，每一個善良的人都還需不斷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張純如在寫作本書時一直牢記的那句警言：“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最後，我們願用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我能否將你比作夏日？》[1]獻給安息的純如，銘記這位用生命照亮人類歷史的美麗女孩：
我能否將你比作夏日？ 你與它一樣可愛，一樣溫婉 粗魯的風搖動五月里愛憐的花蕊 而夏天的約期太短 有時天堂閃爍着太過熱烈的眸光 而金色輝耀的容光又常是黯然 每一個芬芳的因果有時墮落 因為自然的規律可能終結於凋零 但是，你永恆的夏天不會杳無 你所擁有的芬芳氣息不會消減 死神不能吹噓你徘徊在死神的領域 當有永恆價值的字句在流失的時間裡依然不朽 當人類還在呼吸，還有視覺 這些生存着，並且給予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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