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對美國身份感到過困惑呢？亨廷頓將給你提供幫助。在亨廷頓看來，美國身份既不是種族意義上的，也不是民族意義上的，也不是建立在一套法律和民主原則基礎上的。如果你認為只要擁有了美國護照，就成了美國人就錯了。亨廷頓解釋說美國身份是由文化來定義的。美國人就是文化上的盎格魯-新教徒。如果你覺得自己是美國人，從文化上說，你就是盎格魯-新教徒。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原則也可以用在黑人穆斯林身上。

　　有些盎格魯新教徒自視甚高、不可一世。他們喜歡標榜自己是正宗的新教徒。但是他們錯了。實際上，盎格魯新教徒文化的主要特徵是許多人共有的，照亨廷頓的說法，就是“說英語，信仰基督教，相信宗教義務、英國的法制觀念、統治者有責任、個人有權力、不順從國教的新教徒價值觀和個人主義，工作道德，相信人類有能力和責任在地球上創造出一個“山上的城市”。

　　黑人也不應該將文化和種族背景混淆。雖然膚色是黑的，他們在文化上是盎格魯新教徒。非洲裔美國人和任何別人一樣幾乎同樣有英國的個人權力概念，法制觀念，工作道德。比如，前國務卿鮑威爾。“人們看到鮑威爾是個黑人，同時也看到國務卿，退役的四星將軍，取得迅速勝利的戰爭中的軍方領袖。若從國際角度來看，他也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中極力推行多極化主義的急先鋒。”鮑威爾是十足的盎格魯新教徒。

　　如果不是因為近期有些模糊的情況存在，美國身份的定義非常明顯根本不需要重複。按照亨廷頓的說法，美國身份在六十年代之前一直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一連串瑣碎的次要的身份認同和邪惡的、缺乏忠誠的跨國身份開始讓美國身份倒下。“美國星條旗處於旗杆的半截處，其他旗幟飄揚在美國身份的旗杆的最上方。”從那以後，情況越來越糟。

　　冷戰的結束讓美國失去了共同的敵人。他們的精英已經成為充滿自由主義思想的多文化主義者。亨廷頓告訴我“總得來說，美國精英不僅比美國公眾缺乏民族主義思想，比美國公眾更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實際上，只有22%的公眾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但是關心公眾利益的團體中高達91%的領導人是自由主義者。確實的，亨廷頓的統計數據顯示14%的美國商界精英，9%的軍方精英，是自由主義者。不過不要再玩把頭髮劈開的遊戲了，如果所有的數據加起來，精英分子都是自由主義者。

　　但是現在美國身份面臨更緊迫、更艱巨的挑戰：“墨西哥裔美國人的入侵”。

　　許多人認為墨西哥人的問題根本不需要別人告知，他們已經實實在在感受到這個問題了。但是不管美國人的偏見是什麼，明擺着的事實是墨西哥移民不說英語，至少在他們學會英語之前。這些人看起來可能像前任國務卿鮑威爾或現任國務卿萊斯或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那樣的盎格魯新教徒，其實不是。實際上，亞裔美國人或非洲裔美國人在某種程度上是真正的盎格魯新教徒，而你所在的當地飯店服務生可能從來不是。

　　這是因為墨西哥移民和別的移民不一樣：他們更堅韌，更抱團，對教育不怎麼重視，對本土文化和價值更珍視。這些因素的影響讓人擔心：“在20世紀後期，發展的跡象已經出現，如果持續下去，將把美國變成文化上分成兩叉擁有各自官方語言的盎格魯和墨西哥社會。”

　　自由主義者比爾·克林頓可能讓你相信美國不能分成兩個文化，讓你相信美國從來都是移民國家，是多樣文化的融合。根本不是這回事。

　　美國的締造者不是移民，亨廷頓說，他們是定居者，而“定居者和移民有本質的不同。定居者離開已經存在的社會，通常以一個團體為單位，目的是建立一個新的社區，一個山上的城市，一個嶄新的遙遠的領地。他們都充滿了集體的目的意識。他們以或明顯或隱含的方式確立一個合同或憲章作為社區的基本原則，並規範這個團體與母國的關係。”

　　定居者來到美國並不是為了實現英國的政治或貿易利益。“17世紀，18世紀的定居者來到美國是因為美國是一片處女地（tabula rasa）。除了可以被殺戮或趕往西部的印第安土著部落，沒有人類社會。”這是非常清楚的。除了自己的社會，沒有別的社會。但是對於移民就不同了，他們的集體理想沒有這麼崇高---他們通常不能殺戮已經住在這個地方的人，無法成為新國家的締造者。飽受普遍貧窮和混亂的烏合移民什麼時候能建造一個山上的城市？

　　我們常常指責社會科學不能擬訂科學的規律，但是亨廷頓成功地把這個觀點置於“科學規律的地位。”那些認為美國文化是個變化過程的普通人沒有考慮“首批有效定居者規則”。亨廷頓從一個地理學家澤林斯基（Wilbur Zelinsky）那裡引用了這個規則。我聽說，這個人和《親愛的，我把孩子縮小了》（Honey, I Shrunk the Kids）的Szalinski先生沒有關係。雖然第一批有效定居者的規則確實有能力將文化現代性的歷史縮小成小小的詹姆斯城（Jamestown）（參看1620）因此，澤林斯基主張“談及持久的影響，就意味着幾百個甚至幾十個首批定居者的活動對一個地方的文化地理學的貢獻遠遠超過後來的成千上萬的移民。”這個觀點很容易受到嘲弄。畢竟，如果美國文化創立於17世紀，那為什麼美國人不戴假髮，不穿裙子，劈引火柴，點燃女巫，在通姦者身上刺上紅字？聰明和古老的盎格魯新教徒文化用什麼東西讓現代人使用人造陰莖，參加學業能力傾向測驗（SAT），觀看主持人傑瑞·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的電視節目？所有這些問題都有答案。文化有它的外圍的褶邊（如裙子和人造陰莖），和內在的核心（比如傑瑞·斯普林格）。這個核心就像種子，所有的東西都來自這個種子。確實，盎格魯新教徒文化創造了“定居者在18-19世紀發展起來的美國信條諸如自由，平等，個人主義，代表管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原則。”亨廷頓認為對美國身份的現成比喻都是不準確的。美國既不是“大熔爐”也不是“拋到空中的沙拉。”美國文化既不是文化的混合體，也不是共同存在的，無法溶解的因素的雜合。相反，亨廷頓認為美國文化最好的表達是“盎格魯新教徒西紅柿湯，移民加上了芹菜，油炸麵包，調味品，荷蘭芹，以及別的一些成分。湯的味道更豐富，更多樣化了，但是這些都被吸收進去，成了現在的西紅柿湯。”

　　墨西哥人不能把這些裝進自己腦子裡。長時間以來，他們在考慮西紅柿是墨西哥本土的水果---他們甚至相信“tomato”是阿茲特克人（Aztec）的詞“tomatl”的誤用。因而，他們頑強地、徒勞地認為自己對這個湯做出了貢獻。但是就像這些墨西哥人專注於西紅柿卻錯過了大的圖畫。美國文化是盎格魯新教徒，其他的都是邊緣。亨廷頓通過把我們帶回開頭證明了這一點。正是英語和清教徒締造者提出宗教自由的原則作為保護自由免受國家機器控制的手段。

　　“宗教與國家的分離”是宗教和社會身份衝突的必然結果。它的目的，正如威廉·麥克勞倫（William McLoughlin）所說，不是要從宗教中取得自由而是要為宗教建立自由。”因而，對亨廷頓來說，教堂和國家的分離實際上是美國人盎格魯新教徒身份的證據。只有真正的宗教社會才不需要國家的存在。（Huntington dixit）那就是為什麼以世俗社會而聞名的中世紀後期的西班牙建立了宗教法庭。

　　所有這些的實際後果是讓人困惑和難堪的，但是歸根結底首次有效定居原則讓亨廷頓實施相當於舉債經營的公司合併的意識形態接收：僅占全國人口16%的盎格魯新教徒成為美國人的典型。亨廷頓寫到“整個美國歷史中，那些非盎格魯新教徒通過接受盎格魯新教徒的文化和政治價值變成美國人。這個過程不僅對他們本人有利也對美國國家有利。”如果美國還有哪個人攜帶對盎格魯新教徒核心價值的出自非基督徒的怨恨，亨廷頓提醒他美國最大的成就就是戰勝盲目和偏見。而做到這一切正是“因為一連數代的美國人遵從盎格魯新教徒文化和首批定居者信條的責任和約束。”像所有真正偉大的思想一樣，亨廷頓愛國主義的基本原則很簡單：決不承認來自天才的盎格魯新教徒文化之外的任何東西有實質意義。

　　這讓我們再次回到墨西哥人的問題。也許有人會問一直到關心民主危機和文明衝突的高深理論的亨廷頓為什麼把注意力轉向低賤的墨西哥人？

　　由於大規模的墨西哥移民，新技術帶來的高質量，缺乏愛國熱情的多文化主義者以及世界主義精英的支持，墨西哥人不再需要採用盎格魯新教徒文化的偉大價值。尤其讓人不舒服的是墨西哥人說西班牙語，他們並不認同盎格魯新教徒的工作倫理。他們更多的是對自己母國的忠誠而不是美國的忠誠。

　　墨西哥人來到美國的時候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要找到一個墨西哥人律師或醫生遠比找摘葡萄的人困難得多。）亨廷頓明白這些。而且墨西哥移民第二代的教育水準也是偏低的。這個問題好像是由於墨西哥文化造成的，這個文化，坦率的說，既強大又愚蠢。亨廷頓在談論這個敏感問題時表現出謹慎和明智以免引起讓人難堪的討論。但是作為墨西哥移民，我本人儘管更友善，卻忍不住擔心和憂慮認為這個偉大的國家竟然被墨西哥移民庸俗文化的侵略。但是最重要的是，亨廷頓非常擔心墨西哥移民如下的事實：他們堅持說西班牙語，沒有熱愛美國的心情，只關心發生在墨西哥的事情，將賺來的錢越過邊境寄往老家而不是像美國公司一樣在美國投資。

　　而且為所有兩種語言使用者支付費用是非常昂貴的，美國納稅人也沒有時間做任何一種事。糟糕的事還不止這些。我們注意到多元文化主義“是反西方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反對歐洲文明的”。西方人只是追求個人權利，在此之前從來沒有看到或聽到所謂團體權利的概念。比如，很明顯，英國人並沒有在印度組織所謂的賤民（scheduled castes）機制。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是祖魯人發明的。

　　更切題的是，多元文化主義者精英已經完全擯棄了西方教育。加利福尼亞和德克薩斯的二三級讀本里“缺少任何描寫民族英雄內森·黑爾（Nathan Hale），愛國者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探險家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獨立戰爭中的英雄保羅·里維爾的奔跑（Paul Revere’s ride）的故事。 柏拉圖肯定氣得從墳墓里爬出來。

　　沒有了教育，或西方教育，我們又能指望墨西哥人做什麼呢？他們像烏龜一樣工作，像兔子一樣生育。相反，美國人“和其他社會的人對比的話，具有如下特點：長時間的工作，短時間的休假，失業，殘疾，退休補助等得到的很少，退休推遲。”為什麼？那是美國人古老的盎格魯新教徒文化。如果你不喜歡這些好處，你怨不得別人只能怪自己。“在別的社會，遺傳，階級，社會地位，種族地位，和家庭是地位和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但是在美國，除了工作，沒有別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當今的美國總統是前美國總統的兒子。

　　不妨看一下幾個曾經有足夠的艱苦體力勞動經歷的墨西哥權威人物如外交部長豪爾赫·卡斯塔涅達（Jorge Castañeda）, 小說家卡洛斯·富安蒂斯（Carlos Fuentes）和其他等。亨廷頓這樣總結墨西哥移民的工作習慣：“在解釋墨西哥裔美國人的教育和其他缺陷時，墨西哥哲學家Armando Cíntora說下面三個說法表達了他們的態度：‘Ahí se va’ (管他呢，這就很不錯了); ‘Mañana se lo tengo’ (明天就準備好了); 和‘El vale madrismo’ (沒有什麼真正值得做的東西)”也許哈佛俱樂部的服務員沒有達到標準。問題是誰需要他們？美國人已經在世界上遊蕩閒逛了太長的時間，該回到巡邏自己邊界的正事上了。亨廷頓的最後一個擔心是墨西哥移民讓人懷疑的對美國的忠誠以及龐大的移民數量可能對美國文化產生的影響。他的擔心集中起來就是這個概念“社會安全”。“國家安全是首先關注主權，社會安全首先關注的是身份，一個民族保持自己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能力。”

　　墨西哥人現在是美國最大的少數民族。在有些地區，他們已經是多數人口了。考慮到他們對母國的忠誠，對西班牙語的摯愛，他們拙劣的工作習慣，這些將毫無疑問淹沒首批定居者的文化和身份。（我不是在談論土著人霍皮Hopi）讓美國人在墨西哥推動一攬子經濟改革，在危地馬拉發動政變並同時接受這些國家的移民對美國是不公平的。在這個問題上，亨廷頓警告說：

　　所有社會都面臨不斷出現的對其存在產生的威脅，最終抵擋不住。但是有些社會，即使在面對威脅的時候仍然能通過終止和改變衰落的過程並重新獲得生機活力和新的身份而推遲他們的死亡失敗。我相信美國可以做到這些，美國人應該重新皈依過去三個半世紀中不分種族，民族，宗教信仰的美國人所擁抱的盎格魯新教徒文化，傳統，和價值。這是他們的自由，團結，力量，繁榮，和作為世界上善的力量的道德領導者的來源。

　　亨廷頓和我在這點上是一致的。美國人有權關注他們的國家和道德發生變化的方式，他們像任何一個國家一樣擁有同等的權利試圖調整自己的移民政策。然而，他們不應該假裝他們是唯一面臨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國家，他們不應該忘記在當今變化的世界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消極的方面來說，墨西哥社會和文化已經被美國人的興趣改變了很多，正如美國被墨西哥人消極的改變一樣。但是從積極的方面看，兩國相互影響也是存在的。如果美國人現在需要學習西班牙語才能和加州的園丁交談，或在邁阿密做生意，想一下墨西哥人學英語的各種理由。亨廷頓正確的指出移民對教育的投入，但是這個教育不能僅僅是關於效忠誓詞（the Pledge of Allegiance），保羅·里維爾，或者重新記住阿拉莫（Alamo）。如果美國人打算堵塞前往美國的移民洪流，他們應該和其他面臨同樣問題的富裕國家（歐洲，日本）一道，並與輸出移民的國家共同努力，認真改善世界的狀況。亨廷頓稱解決美國身份困境的辦法是民族主義的辦法。確實是的，但同時也是一個極端保守的方法。儘管亨廷頓有迎合基督教權力的地方，亨廷頓首先是個政治戰略家，是個穿着牧師外衣的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這本書是世界政治算計的結果，而不是在歐扎克高原Ozarks進行的聖經宣傳。

　　這就是亨廷頓式的政治運作模式。儘管滿嘴都是文化，決定美國身份的卻是領土和公民。如果你生在美國，你就是美國人。亨廷頓清楚表明領土對美國人的意義。“美國身份有這樣幾個不同的組成部分，但是，從歷史上說，領土不是其中的一個。” 把這個事實告訴邊界巡邏兵！事實上，公民和領土的核心地位解釋了為什麼亨廷頓挑出墨西哥人進行議論，如果換了非洲裔美國人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儘管他們同樣在當今美國作為“下等人”占據相對穩定的地位。

　　亨廷頓抓住一部分美國勞工階層是外來者的事實，用它在“真正的”美國人和可疑忠誠性的美國人---他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多元文化主義者之間插入一個楔子。簡單地說，不管是誰，只要不堅持資本主義的國家文化，（美國人的財產觀念，美國人的對艱難工作條件的淨化）就不是正宗的美國人。更直接的是，亨廷頓的觀點讓有錢人和宗教右派結成共和黨人聯盟。他們的浪漫故事是盎格魯新教徒文化的具體表現，是美國的標誌。只有這個“自願的結合”才配得上完整的文化公民身份。

　　往國家認同中灌輸具體和固定的內容（亨廷頓所說的“盎格魯新教徒文化”的一整套總結和抽象）的倡議和最高法院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明白說出美國人種一樣是個權謀，只不過更委婉而已。這個倡議沒有消滅日益嚴重的種族間的緊張關係---只不過把矛盾轉移到別處了。一旦你為美國人種下定義，一旦你決定誰是圈內人，誰是圈外人，一旦你因為道德優越感和集體權利而飄飄然，你就開始着手統治全世界的事業。正如亨廷頓不厭其煩地說的 “文化是決定因素。”

　　（《我們是誰？美國身份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著 Simon and Schuster, $27。譯自：“American Soup Are we all Anglo-Protestants?”by Claudio Lomnitz。http://bostonreview.net/BR30.1/lomnit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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