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度的產業集聚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的蓬勃發展，促進了美國“鏽帶復興”。所謂“鏽帶”，是指以製造業為經濟支柱的美國中西部，在上世紀70—80年代急劇衰落，工廠大量倒閉，失業率增加，遺棄的工廠設備鏽跡斑斑，被人們形象地稱為“鏽帶”。20世紀90年代，該地區經濟迅速崛起，成為美國經濟調整時期取得顯著成績的地區，也因此成為美國經濟學界關注和推崇的一種經濟現象。

　　美國國際經濟發展委員會總裁、首席經濟學家傑夫·芬克(Jeffrey Finkle)來自於“鏽帶”地區，他分析認為，高度的產業集聚效應帶動了區域經濟的蓬勃發展，是美國“鏽帶復興”的成功經驗。從上世紀中期到70年代初，美國的汽車工業分散發展。以底特律為核心的中西部地區的汽車生產在全國的比重中逐年下降。隨着“鏽帶復興”進程的開始，美國的汽車工業向底特律地區集中。通過集中生產、技術改造、分工細化、提高生產率、產品升級等措施，才使得底特律形成了三大汽車整車廠及配套零部件產業群，不但保持了原來的汽車城地位，而且成了美國名副其實的汽車工業中心。這種汽車工業集中和重組的產業集聚效應，不僅使美國工業布局更加合理，並對帶動中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高新技術的運用是實現製造業結構調整的根本途徑。製造業在美國中西部地區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調整結構、尋找新的增長點是“鏽帶復興”的重要途徑。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顧大山(Sudar shan Gooptu)認為，“鏽帶復興”得益於運用高新技術對製造業的產業結構調整。聯邦政府為加強美國中西部製造業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傳統產業整體水平升級採取了一系列的產業政策。一是加大產業研究開發的投入，通過增加研發資金，鼓勵企業創新，提升傳統產業的競爭能力；二是通過抵減應稅收入措施來鼓勵地方和私人企業投資，實現傳統產業的結構調整；三是在政府採購、進出口貿易、折舊政策、政府信貸等方面給予資助，扶持傳統產業實施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他們認為高新技術在製造業領域的運用完善了製造業自身的結構是“鏽帶”地區經濟復興的重要因素之一。

　　3、依託資源和地理優勢促進沿海經濟板塊的崛起。專家們一致認為美國東西海岸是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區域，知識經濟和高科技發展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同時，也是美國科技創新、新產業發展和金融貿易的核心區域。美國總體開發走的是一條區域遞次開發、整體崛起、共同發展的道路。美國兩大沿海經濟帶的開發和崛起，即大西洋經濟帶和西太平洋經濟帶，是區域發展戰略的成功典範，也是20世紀初美國崛起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和得以占據“世界工廠”地位的基礎。

　　世界銀行區域經濟政策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劉莉莉(LiLi Liu)在分析美國“雙岸”經濟發展時，認為區域開發，是人口和產業向特定“自然區”極化集聚、軸向擴散、板塊崛起的過程，是以產業活動為核心的社會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融合。資源和環境具有自然的集聚力以及吸引人類繁衍生息、從事產業活動的集聚力。臨水區位帶來的便利和低成本運輸，是許多產業集聚的基本動因和動力。例如，波士頓和費城是美國建城和建港較早的，而大西洋經濟帶的極化集聚使區位優勢明顯的紐約先于波士頓和費城而崛起，發展成為美國的首位城市和世界大都會，而波士頓和費城始終只是地區性中心城市。

　　4、交通運輸體系是區域開發的先導。在分析美國沿岸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時，世界銀行物流與城市發展部首席經濟學家羅賓·卡路斯(Robin C Carruthers)認為，後進地區的開發和經濟騰飛，沒有與先發地區相連接的交通運輸體系，是難以實現的交通先行是聯邦政府的政策重點，在美國的西太平洋經濟帶的建設伊始，政府就以優惠政策鼓勵和促進興建橫貫大陸的鐵路。在建設聯繫東西部道路為先行的“西進運動”中，太平洋沿岸城市都建設了直達的高速公路。以沿太平洋鐵路為主幹，輔以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航空和海運，支撐了太平洋沿岸經濟地位的異軍突起。

　　5、高素質移民是沿海經濟帶發展的人才基礎。美國作為移民國家，人口構成十分複雜，卻能保持很強的社會凝聚力和文化包容性，源源不斷吸引世界一流的科學技術人才。國際金融公司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司徒彥·特耐夫(Stoyan Tenev)認為；太平洋經濟帶的發展正是靠人才流入、技術和資金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最初帶來母國技術的歐洲移民，到西進運動中尋夢的淘金者，從二戰中來美避難的科學家，到戰後直至20世紀90年代奔新經濟而來的莘莘學子和青年精英，這一代人都有着不畏風險的創業精神。就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勇於創新的精神，給美國經濟注入了生機與活力。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在“新大陸”找到了最適於發展的沃土，在美國西海岸尤甚於東海岸。

　　6、產學研的有機結合使美國經濟插上了靠科技騰飛的雙翼，同時實現了企業與科研院所、國家經濟發展的多贏。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路易斯·威爾斯(Louis T.Wells Jr)介紹說，上世紀60年代，128公路高科技園區的發展，就是在麻省理工學院等一些高等學府的教授帶動下形成的。在麻省理工學院，如果教授有了科研成果，學校就鼓勵他們去開辦公司，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科技人員對經濟活動的參與，使得半導體芯片、電子計算機等高科技產品在128公路高科技園區先後湧現。70年代末硅谷的崛起則是得益於當地的斯坦福大學的支持。哈佛大學教授亨利·里介紹說，為支持硅谷的發展，斯坦福大學在人事制度方面進行了變革。一是允許教師和研究人員每周有1天從事開發和經營活動；二是允許他們有1-2年的時間脫崗，搞開發和經營活動，學校保留其職位；三是教師在學校獲得的科技成果，由發明者本人負責向公司轉移，所獲得的知識產權收益，學校只提取10％-15％；是學校的應用性成果在1年之後仍未向企業轉移的，發明者可自主向企業轉移，學校一般不再收取回報。這些舉措對提高科技人員的創業積極性，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保持創業者們與學校的聯繫，促進教學和科研工作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美國，大學更多的是與企業捆綁在一起進行科研開發。這樣，即可以解決企業開發市場的需要，又使學校的科研成果及時地轉化為生產力，同時使科研在資金上得到支持和補償。據介紹，麻省理工學院每年的經費開支80％是通過科研收入獲得的，只有20％是靠學生學費。

　　在談到如何發揮科研人員積極性問題時，哈佛大學國際發展學院教授約翰·查爾斯(John A.Quelch)認為，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寶貴財富，如何發揮出他們的科技潛能，為區域經濟的振興做出貢獻，關鍵在我們施以什麼樣的政策。在美國的各州政府，他們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州內建科技園區，研發中心，並給予稅收優惠和有效的服務。同時，對科研成果的轉化在資金上給予扶持。此舉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機構和企業的進入，形成了科研與生產的相互促進和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