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類的道德律和崇拜神的自然傾向
人類崇拜神的自然傾向

　　有人稱人類是宗教性的受造物。《聖經》說，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創世記一26)。神造人時，把　的生命之氣吹入人的鼻孔里，使人成為“有靈的活人”(創世記二7)。我們常說“人類是萬物之靈”，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雖然人類始祖對神的叛逆使人類與神的交通受阻，但人心中的靈使人類不能從物質世界得到真正的滿足，要去尋找那位超自然的造物主，響往永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從最原始的部落到最發達的國家，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對神的敬拜。按照我前面的認識論的觀點，不少學者曾推斷，人類最初是多神崇拜，逐漸演化為現在的一神崇拜。可是，近年的研究結果與此推論恰恰相反：人類最初是單一神崇拜，然後才產生多神敬崇。這個發現與《聖經》的記述相符，很有啟迪意義1。

　　且不論別的國家，我們中國從遠古開始就敬拜單一神。我國常稱神為天（“一”加“大 ”），我想意即一位至高至大者。《書經》和《詩經》對“天”都有詳盡說明。《書經》曰：“惟神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有人誤以為“上帝”是西方人的神。其實，我國自周朝起，就常把“天”與上帝互用2。東漢學者鄭玄說：“上帝者，天之別名” 3。在北京天壇的祈年殿內，也赫然刻著“皇天上帝”四個大字！

　　儒家創始人孔子也是虔誠敬神的。據記載，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為朱國的大夫，娶顏氏小女征在為妻，久未生子，夫妻遂往尼丘山（現山東省曲阜縣東南）求拜神，因而懷孕生孔子。為念神恩，為孔子取名曰丘，字仲尼4 。孔子雖說過“敬鬼神而遠之”，這並不表明他不信神。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第十一)？又說，“子不語怪力亂神”(倫語'述而第七)。因此，孔子說，“務民以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也” (倫語'雍也第六)。可見他覺得自己無力洞察上天之事，於是不求天道退而求人倫道德。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很虔誠。如，“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當人告訴他說桓　要謀殺他時，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　其如予何！”顏淵死時，孔子則說，“天喪予。”孔子認為人的命運是掌握在神手中的。他還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距”(倫語'為政)；“知我者，其天乎”(倫語'憲問第十四)；“朝聞道，夕死可矣”(倫語'里仁)。他一生都順天安命，渴慕真道。

人類良心、道德律的一致

　　由於社會制度、文化背景的差異和兩國人民的長期隔離，赴美前我曾擔心能否與美國人相處好。到美國後我立即發現自己的擔心是多餘的。我與美國老師、同學、朋友、鄰居相當融洽。他們的熱情、率直和真誠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出人意料的是，美國人的道德觀念與我們的十分相似，都崇尚勇敢、勤奮、謙遜、誠實、樂於助人等美德。地理和制度的隔絕為什麼產生如此的相近的道德標準呢？我找不到答案，而歸之於人的“本性”。

　　我們常提到“良心”，也確實感到良心的存在。可“良心”又是什麼呢？人們生氣時會質問：“良心賣多少錢一斤？！”使人無言以對。後來，我在《聖經》找到了答案。神說：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耶卅一33）。“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羅二15）。神放在人心中的律法，使人能明善惡，成為人類共同道德標準和良心基礎。

　　有人會問，在那些殺人成性、無惡不作的強盜、慣犯身上，如何體現這種道德共性呢？我的看法是，第一，這種人或遲或早、或多或少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第二，看一個人的道德標準，不僅要看他如何欣賞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更要看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他自己身上時他的反應。如果這些強盜、慣犯自己或親友被殺、被辱、被搶時，他們的切齒痛恨、怒不可遏才是他們內心深處的道德律的真實反映。

　　唐崇榮牧師在《智慧的人生》中講到一個事例。一對住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年輕夫婦，一次口角後，丈夫一氣之下把妻子殺死，並碎屍滅跡，遠逃到西海岸，下決心重新開始，並與當地一漂亮女子結了婚。數年後，事業有成，妻賢子孝，被推崇為模範家庭。不想一天男方突然失蹤，妻子十分焦慮。後來女方被叫到警察局，告之她的丈夫在那裡，她大為驚訝。見到丈夫後，男方告訴妻子關於殺前妻的事，並說他主動自首：“二十五年來，我天天受到良心嚴厲的譴責。如果我被處死，也心甘情願；如果我不自首，我的神經會完全崩潰的” 5。

　　德國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實踐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說過：“有兩件事使我愈來愈感到害怕：第一是閃著星光的天空，第二是在我心裡說話的良心”6 。神正是借著他創造的大自然，和他安放在人心裡的靈啟示著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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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馬有藻，“需有棄假歸真的勇氣”，《中信月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頁10-13。

2. 李美基，鮑博瑞與唐妙娟著，《上帝給中國人的應許》，台北：道生出版社，1996，頁8。

3. 同上，頁16。

4. 張郁嵐著，《認識真理》，美國：《使者》大陸文字事工部，1996，頁60。

5. 唐崇榮著，《智慧的人生》，台北：校園書房， 1990，頁96-97。

6. Immanual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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