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圖森

–記亞利桑那的三位老人

深冬，2017年聖誕節前一天，平安夜的氣氛一城濃似一城。我驅車650公里，從聖地亞哥來到亞利桑那州的圖森（Tucson， Arizona），又見到了如此熟悉的城市。1988年8月8日，我第一次踏上的美國土地（不算舊金山海關），就是那小巧整潔的圖森機場。亞利桑那大學的吳博士來接我。走出候機廳，人像進了桑拿屋，吳博士帶來正宗的冰鎮可樂，說，隨便喝，第一次感受了美國。親朋好友同聲讚嘆我來美國的日子，這一生的日子中不可能再多得的數字8，百年不遇，都說我一定會招好運。近30年後的今天，我可能有資格為當年那些讚嘆和預測作個否定的結論，因為從來沒有什麼好運來找過我。但是，如果好運不止局限於彩票贏錢，股票猛翻，天上掉下個好工作，等等硬指標的話，我要說我還是有好運的，那就是在亞利桑那遇到了三位美國老人，給我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增加了很多難忘的經歷和情感。

三位老人中的兩位已離開了我們，最近得知，94歲的瑪麗·玻爾德瑞克（Mary Boldrick）從居住了35年的公寓搬進了老人院，後面接着來的是什麼也隱約感到了。我於是帶着聖誕禮物來到圖森，想和她一道過一個平安夜和聖誕節。

跨越信仰的愛

  瑪麗的丈夫喬治·玻爾德瑞克（Geoge Boldrick）是一位牧師，一生大部分時間在亞洲傳教。回美國安定下來後，喬治在圖森的教堂工作，瑪麗在亞利桑那大學教授英語。亞利桑那大學外國學生人數在美國名列前茅，外國學生工作也的做得很有規矩。每個新來的外國學生都會給你介紹一個接待家庭（Host Family），幫助適應在美國的生活，我的接待家庭就是瑪麗和喬治的家。瑪麗和喬治沒有子女，我的進入，像為他們的家庭增加了一個成員。友善的關係，在陌生地方獲得的長輩般的關懷，使我初到美國的生活過得愉快充實，很快度過了留學生必經的“沮喪期”。

  我慢慢地注意到，瑪麗和喬治總在尋找和創造一些機會，讓我感受信仰基督的重要。雖然我常和他們一道參加教堂的一些活動，他們更想讓我從生活中去得到感悟，誠心地加入到他們行列中。這對我如此背景的人比較困難。我們這一代，被紅寶書，紅海洋，忠字舞等構造成的洗腦活動弄得嚴重過敏。結果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當有人在台上一本正經經地告訴你，你的一切屬於某個人，只有他能拯救你，你要向他早請示，晚匯報，你要時時刻刻把那本書裡的一段一段想深想透，作為你行動的準則，心裡那種反應是可想而知的。那時候，不少初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都有點“泡教堂”的經歷，主動被動地以此修補語言，習慣，人緣的缺陷。我的泡勁顯然不足，但對瑪麗夫婦卻是真心愛戴，我還曾試圖和他們探討，他們的善良是否真和他們是基督徒有直接關係。

  我的態度多少有點使瑪麗和喬治失望，但是他們對我的關心和信賴沒有一點改變，只是在一道吃飯時會問一句，“我們習慣飯前祈禱一下，你不在意吧”。

  我完成學業後，離開了圖森。

  翌年，喬治突然離開了人世，獨留瑪麗一人。自那以後，我們的聯繫從未中斷過，有機會我們就去圖森看望她，她也來聖地亞哥訪問我們。每年年末她都會有一封長信，向我們敘述一年發生的事，為我們一家祈禱。聽說女兒們常在教堂參加活動時，她那樣興奮地手書漂亮的信簡來稱讚。

  去年有一段時間，我幾次給瑪麗打電話沒有人接，想到90多歲的老人獨居，心中焦慮。請在圖森工作的朋友去探望，朋友告知瑪麗還十分健康。隨後收到她的一封信，大讚這位去探望的友人，說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以後會進入天堂。年末再給她打電話，她已和電話一道搬進了老人院。

  “這就是我的歸宿了，感謝主，這一生過得幸福而平靜。”我和她參加完教堂的平安夜燭光聚會，回到她的住處，她握着一本《聖經》對我說，那書用黑色的緞子包着，她說永遠不會離開它。

  她的老人院條件很好，一人的獨居室，護理十分周全，每月全部花費約5500美元，價錢比加利福尼亞同類老人院要低一半。看到瑪麗在那裡得到很好的照顧，使我寬心。

我帶了一隻琵琶來圖森，想為我們的聚會增加一點點樂趣。二十多年前，我帶過一隻二胡到瑪麗家，為她和喬治拉了“二泉映月”。我對他們說，我是彈琵琶的，當我有了琵琶的時候，會來讓你們聽聽那中國最有表現力的樂器。喬治不在了，我在老人院華麗的客廳里為瑪麗彈了“高山流水”，那樂曲描寫的是人遇知音時的深邃情感，接着又彈了巴赫的“聖母瑪利亞”（“Ave Maria”）。隨着琵琶的長輪，瑪麗小聲跟吟，眼睛放出了光彩，好像活力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怡光，我們交往這樣多年，你不要怪我總是在想讓你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我知道你來美國是為追求自由。那是我這樣的人所能想到，所能做的，對你真正的愛。”

能不為這話眼中噙淚嗎？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愛，是相同的。

永遠的少女

  我來美國一年多後，妻和女兒來和我團聚。那時女兒還小，十多小時的飛行，使她情緒非常低落，在洛杉磯候機大廳里等待到圖森的航班時，伏在母親懷裡哭泣。在那嘈雜又陌生的一個角落，兩位慈祥的美國老人走過來，手裡拿着兩塊冰激凌，很不好意思地對妻說，“你可愛的女兒可能有點不習慣，吃點冰激凌會不會使她好點？”這是海倫·安爵森（Helen Andrewson）和丈夫厄爾·安爵森(Earl Andrewson)，妻說她這是第一次感受到陌生人那種謙遜而又真誠的關懷。上等的美國冰激凌對小孩的功效毫無置疑，使妻有機會和老人攀談起來。這是一對退休的老人，家在聖地亞哥，但也常到圖森居住，因為他們有一個兒子在圖森工作，此刻他們也在等待到圖森的航班，去和兒子及家人團聚。隨着這一次洛杉磯到圖森的航行，我們結識了安爵森這個與我們交往至今的大家庭，4個兒子，2個女兒，媳婦女婿，和一大群孫子。值得回憶的事情太多，這裡要說的是海倫。

  第一眼看到海倫，就感覺她像一個少女。那是少女的氣息，吹散臉上的皺紋，發中的銀絲，向你緩緩飄來。她的眼睛看着你，那樣無邪，羞澀，無語不含笑，話的末尾總有溫柔的一句“你說是嗎？（How do you think about？）”後來我在圖森完成學業，在聖地亞哥找到工作，海倫要我們先住到她家，再慢慢尋找合適的住處。我問她，怎樣付你房租呢？她說，我也不知道，付不付，隨你們。我查了聖地亞哥的行情，按同類條件的住房付了她房租，她捏着支票，不好意思地笑着說，“啊，好多錢喔！”我們家搬到聖地亞哥不久，海倫的丈夫厄爾就患中風，長期臥床，海倫每天奔波於醫院和家之間。我們一家人每星期也提着襁褓中的小女兒，去醫院看望，幫着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每一次海倫總是那樣千謝萬謝。兩年後，厄爾去世，女兒在追思會上用鋼琴為他獻上巴赫的《彌撒曲》。

不要以為這是一個沒有主見的弱女子。海倫在親自養育了6個子女的同時，在聖地亞哥郡政府當了15年的行政秘書。我領教過她速記的水平，她可以打開新聞節目，用各種奇怪的符號，無遺漏地記下報道的所有內容。這種被現代錄音機取代了的技能，在那個時代會使人的身價倍漲。

海倫和我母親同歲，禁不住把兩個國度的那一代人作比較。在我故鄉的那片土地上，不管你是誰，革命的，“反革命”的，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到了這個年紀，精神上或肉體上，很少不是傷痕累累。對險惡環境的記憶難以磨滅，使不同處境的人們各自有難於抹去的憂慮，因而能見到的那種坦誠，不設防的人，是不多的。在大洋這邊的海倫他們，雖然在大蕭條中長大，大部分時間是生活在在美國的擴張和壯大而造成的平穩富庶的環境中，有人說他們是“不善良的制度庇護下的善良的一代人”。到底什麼是善良的制度這裡不想去討論它，然而善良的人和他們的善良，確實為這個日益變得物慾橫流的世界增添了另一番韻味，另一種無言的美麗。

海倫有非常廣泛的興趣和愛好，她會吹長笛，彈鋼琴，繪畫。八十多歲時，對數字攝影起了興趣，到社區大學上課，掌握了數字攝影和計算機技術。經常看到她興沖沖地各處奔走，為親人，朋友照相，印出照片，羞澀地分給大家，仍然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她九十二歲還在開車，直到前年出了一次事故，才被兒女們堅決禁止。海倫2017年1月患中風辭世。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圖森的日報《圖森市民報》（《Tucson Citizen》）在聖誕節前常會有一則短訊，標題為“退休教師瑪格麗特·格雷德的聖誕樹”，“今年瑪格麗特的聖誕樹上會有什麼新玩偶”之類。瑪格麗特·格雷德（Margaret Grade）是一位退休的小學教師，丈夫過世，一個人獨居，兒子是警察，住得離她不遠。瑪格麗特有一個長期的愛好，搜集聖誕玩偶。每年聖誕節，她用這些玩偶來裝飾她家的兩棵巨大的聖誕樹，然後邀請一波一波的小學生到家裡來參觀，給他們講聖誕故事，歷史故事，工藝常識。她這種有益又有趣的愛好和行為，理所當然地受到社區的關注和讚揚。那一年秋天，在圖書館系讀碩士的妻從廣告上得知，瑪格麗特要雇一位助手，幫助她準備聖誕樹，妻應招後得以和她一道工作一段，建立了相當融洽的關係。從此，我們家就像增加了一個新的成員，一位開朗和藹，事事為我們操心的長輩。

  那是一個暖融融的冬日下午，我們一家人在瑪格麗特的客廳里喝下午茶，在場的還有另外一個家庭，他們是海雯·弗斯（Haven Force）太太一家。我們和瑪格麗特認識才兩個多月，她就介紹我們和她的好朋友，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交往。漂亮的弗斯太太原是一位中學英語教師，丈夫理查德·弗斯（Richard Force）是休斯公司的資深工程師，此時她本人全職在家照顧一對兒女。瑪格麗特希望兩個不同文化的家庭能相互影響，而我們兩家庭在後來的日子裡，確實有很多的交往。我不知道弗斯一家從我們這裡獲取了什麼影響，我清清楚楚記得他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書櫃裡有兩盤TDK的錄音磁帶，上面是弗斯太太為我們錄製的，她特為我們編的英語口語教程，還有她親自書寫的教材原稿，漂亮的手書英語20多頁，只記錄了來自他們影響的一小部分。

  瑪格麗特對我們兩個女兒的成長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女兒的啟蒙教育從她那裡得到了很多幫助，她把美國學前教育的一些理念帶進了我們這個中國家庭。她認識不少作家，畫家，詩人，讓剛開始認識世界的女兒，與這些人有過接觸，至今我們還保存着圖森有名的兒童作家為女兒簽送的書。有一次，女兒在鳳凰城舉辦的亞利桑那州少年鋼琴比賽中獲獎，瑪格麗特高興之餘，去找《圖森市民報》的記者來採訪報道。

小女兒得到她的恩惠是另外一種。當我們得知妻懷上小女兒後，一度陷入猶豫。那時正值美國經濟的蕭條的1991年，我即將畢業，不知前景如何，因此我們曾考慮不要這個小孩。與瑪格麗特談起，招來她一頓嚴厲地的訓斥，她要我們往遠看，說這個小孩一定要，如果是女孩，就用她的名字。所以，我們的小女兒名叫瑪格麗特。

  我的學業快告結束，四處奔走尋找工作。有一次，租了一輛嶄新豐田Camry，開車到南加州面試。回程時，在10號公路，距鳳凰城（Phoenix）約80英里的筆直大道上，因為高速超一輛卡車，迴轉方向盤時失控，車在公路的隔離帶翻了五六個滾。車子完全報銷，我被直升飛機送到鳳凰城的醫院，檢查身體無大傷害，朋友把我送回了圖森。瑪格麗特立即趕來探望，我們向她透露了事故之外的另外一個擔憂。那時的學生們經濟拮据，能省就省，我租車時沒有買保險。按理說可以用自己的車保險來覆蓋，但我自己的車也是按最低要求，只買了肇事於他人的理賠保險。這樣一來，我們就有賠償那輛新車的責任，對一個學生家庭來說，是很沉重的負擔。瑪格麗特安慰我們，說這事她來想辦法。瑪格麗特很快找來了她的一位律師朋友，免費以他豐富的經驗為我們出點子，找出凡人不可能想到的，租車公司和租車程序的一些漏洞，先向租車公司發出了一個知會，並告訴我們，如果收到租車公司任何回應，便立即與他聯繫。直到今天，沒有人來向我們提過賠車的事。

  帶着深深的思念，我找到了瑪格麗特在圖森韋弗利街（Wavelet Street， Tucson AZ）原來的住址。瑪格麗特2002年去世後，這棟房子屬於她的兒子。二十多年前淺藍色的院牆被刷成了白色，除此以外一切都沒有變，小院，草地，橘子樹，門廊，使我又回憶起逝去的一切。復活節溫暖的陽光就是照着這門廊，瑪格麗特笑呵呵地站在那裡，堵住紗門，不讓孩子們出來，“快藏，快藏 . . . 不要藏在那些石頭下面，容易被他們找到！”妻，我，和她的兒媳忙着在這院子裡藏復活節彩蛋，女兒，她的孫女，還有一堆小朋友擠在紗門後面笑着，叫着 . . .

  我們離開家鄉到遠方來尋找不同的生活，不敢說價值觀或其他時髦的生活理念上有什麼大的收益，那些實實在在的生活經歷，那些與善良的人們密切交往的美好記憶，才是構成了永遠最值得珍視的東西。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