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為民國之前的歷史上遼寧沒有漢人嗎？顯然不是的。遼東在明代屬於遼東都司，於洪武八年併入明朝版圖，明朝在遼東都司共設25衛2州，其中25衛是漢族聚居區，2州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明朝和歷史上的其他漢族政權一樣在統計人口時往往只統計漢族人口而不統計少數民族人口，因為只有漢族人才負擔賦稅。遼東自古以來就是漢族聚居區古代就是九州之一的幽州之地，居民以漢族為主，而且人口不在少數，僅25衛中的金州衛一衛在明朝洪武年間就有人口45620人（《遼東志》第3卷），可以從中看到遼東25衛在明洪武年間就有漢族人口100多萬，這還不算駐屯的軍戶及其家屬。明朝洪武年間統計當時明朝統計的總人口只有6000萬人，而現在中國的人口在13億以上，假如按照正常人口繁衍的比率來看，我們就照100萬人來算，他們的後代到現在應該已有了2000多萬，這將在現在遼寧4090萬總人口占到一半以上的比率，而絕非鳳毛麟角了。那導致現在遼寧原住民後代絕跡的原因只有一個，他們的祖先集體“失蹤”了。

那他們又是如何失蹤的呢？現在的歷史專家閉口不談。

我們只好來看看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努爾哈赤極端反漢，也許從中我們能找到答案。

努爾哈赤自吹自擂“恩養尼堪（漢人，貶義）”卻大殺遼民。

明天啟三年， 1623）六月，聽說復州漢民人數增加，接受大明國“派來之奸細和札付”，將要叛逃，努爾哈赤派遣大貝勒代善、齋桑古、阿濟格、杜度、碩託等貝勒，率兵兩萬，前往鎮壓，將男人全部殺光，帶回大量子女、牲畜。

後金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連下九次汗諭，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國的大部分轄區，查量漢民糧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為“無谷之人”。努爾哈赤辱罵“無谷之人”是“不耕田、無谷、不定居於家，欲由此地逃往彼處（明國）之光棍”，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谷之人視為仇敵”，發現其“閒行乞食”，立即“捕之送來”，並於正月二十七日“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谷之尼堪”。

後金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下達長諭，指責漢民“窩藏奸細，接受札付，叛逃不絕”，歷數鎮江、長山島、川城，耀州、彰義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漢民武裝反抗事例，宣布要斬殺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御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各去自己轄屬的村莊，“區別”漢民，凡系抗金者，一律處死。各將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

時有遼民幾盡殺光之說。

努爾哈赤還在十月初三的“汗諭”中，命將未殺的“築城納賦”之“小人”（即勞動者），全部編隸汗、貝勒的拖克索（莊），每莊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莊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賦”。編丁隸莊後，總兵官以下，備御以上，“每備御各賜一莊”③。這樣一來，原來“計丁受田”的漢民，失去了“民戶”的身份，淪落為奴隸制農奴性質的“莊丁”，被迫繳納數倍於“計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賦，人身奴役加重，剝削更為厲害。

遼東地區的大多數漢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漢民以外），從“計丁授田”的後金國“民戶”，下降為繳納高額地租、慘遭莊主壓迫的封建農奴，嚴重地加深了遼民的苦難，農奴制莊園惡性擴展，遍布後金轄區，這是很大的倒退。

努爾哈赤令漢人與女真人合戶，實際上是將滿族旗人分置於漢人各戶之中，滿人奴役漢人，漢族男丁承擔了全部重體力勞動，漢族婦女則成了他們的奴婢。

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就導致了1623年滿、漢之間的一系列衝突。許多漢人故意在食物和飲水中投毒，焚燒房舍，還殺死了一些後金的哨卒。

努爾哈赤對漢人抗暴作出的反應，是進一步種族歧視、種族清洗。他憤怒地責問八貝勒：“我等之兵去後，耀州之人即揚言殺我婦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殺我等之諸申，爾等知否？”

又斥責各旗大臣對漢人過分寬容：

漢官與我等之諸申，因何同等對待？若我等之諸申犯罪，則問其功勞，問其官位，稍有理由，即應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盡心效力，復有偷竊之事，則應盡誅其子孫親族，為何僅責打了事？

竊據瀋陽後，滿漢人戶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種族劃分的區域內。除此之外，努爾哈赤還規定漢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則無論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隨身攜帶兵器。

這種旨在阻止漢人反抗的歧視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漢人叛亂的導火索。這年秋，許多滿族兵民被殺，據說還有漢人派人向附近的明軍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爾哈赤採取了嚴厲措施，遂令滿族官吏進行徹底調查，清洗各村帶頭鬧事的秀才：

並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員，乃是昔為明國秀才、大臣而今無官者，聽信奸細之言，煽動當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檢出誅之。

從後金天命八年六月偽金鎮壓復州兵民起，由於遼東軍民痛恨後金苛政，猛烈反抗，努爾哈赤不從改革弊政、減少殺戮、緩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穩定局勢這一根本上着手，卻改變策略，懷疑漢官，疏遠漢官。

當努爾哈赤決定派兵屠殺復州兵民時，“撫順額駙”李永芳諫阻說：“所謂復州之人叛者，非實也，恐系人之誣陷矣。”李之本意是應當慎重，核實情況後再發兵，這原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努爾哈赤卻大發雷霆，厲聲指責李永芳等漢官“以明帝為長久，以我為短暫”，“心向明國”，蔑視金汗，竟革去他的總兵官職，捕其子來審訊，後雖復官，但也不似過去那樣信任和重用了。

努爾哈赤的罪惡，嚴重地破壞了遼東生產。這一曾經是“田人富谷，澤人富鮮，山人富材，海人富貨”，“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貨賄羨斥”的富饒地區，竟弄得人丁銳減，田園荒蕪，廬舍殘破，百業凋敝，社會混亂，民不甯居，饑荒頻仍，物價飛漲，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悲慘局面（《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