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楊得志上將，熟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的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用“功勳卓著”四個字來褒獎楊得志將軍，他受之無愧。楊得志將軍本人的軍事生涯幾乎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輝煌的戰鬥歷史的縮影。他參加和指揮的戰鬥戰役有：井岡山鬥爭時期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紅軍長征中的“突破烏江”、“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抗日戰爭時期的“平型關大捷”、解放戰爭時期的“邯鄲戰役”、“清風店戰役”、“解放石家莊戰役”、以及圍打新保安，吃掉了傅作義的“王牌”第35軍。抗美援朝戰爭中，楊得志將軍率領第19兵團入朝。1951年10月，19兵團的第64軍和第47軍進行了馬良山阻擊戰，該山嶺成為侵朝聯軍的“傷心嶺”。第19兵團還參加了1952年4月22日開始的歷時五十多天的第五次戰役。1952年7月11日，中央軍委任命楊得志為志願軍第二司令員，此時，彭德懷司令員已經回國，作戰方面的指揮工作主要由楊得志擔負。楊得志直接參與指揮了聞名世界的“上甘嶺戰役”。1979年2月，楊得志以昆明軍區司令員的身份指揮了西線（雲南方面）“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當然，楊得志將軍參加的戰鬥戰役還不止這些。

楊得志將軍的簡歷如下：

楊得志(1911-1994)：湖南省醴陵縣(今株洲縣)人,1911年1月3日出生於醴陵縣南陽橋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代在煤礦、鐵路做工。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隨朱德、陳毅部隊上井岡山,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過紅四軍班長、排長、連長,紅三軍團第九十三團團長,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第一師副師長、第二師師長,八路軍一一五師六八五團團長、三四四旅代旅長,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兼八路軍第二縱隊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一旅旅長,晉冀魯豫軍區第一縱隊司令員,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華北軍區第二兵團(即著名的楊羅耿兵團)和第十九兵團司令員,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司令員兼陝西省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九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濟南軍區、武漢軍區、昆明軍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常委、副秘書長等職務。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共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常委。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3歲。

我們從楊得志將軍的簡歷中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楊得志將軍是從普通一兵開始，一步一個腳印，歷經無數次戰鬥，最終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其中歷任的職務中都是軍事首長，從未擔任過“政治委員”這樣一類的職務。二是楊得志將軍自一九四九年後經歷了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時代，是歷屆的中央委員，在風雲變幻的政治風浪中始終不倒，並且都得到重用。這當屬麟毛鳳角。其實，這兩個特點是互為因果關係的。在大的時代背景下，楊得志的軍事生涯決定了他的政治命運，而他的政治命運又給他提供了機遇，使他在軍事生涯中不斷有所建樹。

楊得志將軍為何能夠歷經各種政治運動而從容過關？這很難一下子說清楚。還是以文革為例：文革中，大軍區司令員的政治命運捉摸不定。被打倒的有之，如北京軍區兩任司令員楊勇、鄭維山、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因“林彪事件”牽連，盛極而衰的有之，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紅極一時，最後在鄧小平時代黯然失色的有之，如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只有楊得志歷經文革十年，一直在大軍區司令員的位置上，鄧小平時代還更上一層樓。另一個人是韓先楚，但他在鄧小平時代比較早就離開了軍界。應該講，這與楊得志將軍的秉性有關。楊得志將軍為人低調，溫和,不象一些將軍，隨着戰功的積累，脾氣越來越大，鬧意氣，搞小圈子，不對自己脾氣的人就要整一下。至今，我們看不到楊得志將軍主動整人的記錄，也看不到哪一場政治運動來了，楊得志將軍大出“風頭”，特別的積極。

文革初起，楊得志將軍在濟南軍區司令員任上，大勢所趨，他也支持“革命造反”，但甚是“謙讓”，甘願“讓賢”。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颳起了向上海市的黨政機關奪權的所謂“一月革命”風暴。受其影響，山東青島的“造反派”組織在時任青島市副市長的王效禹的指揮下，於1月22日奪取了青島市委、市人委的黨政大權。此後，王效禹又於1月30日帶領“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奪了山東省委、省人委大權。2月2日，王效禹召集25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2月3日，“大聯合革命委員會”在省體育場召開近10萬人大會，宣布奪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權，自即日起，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等一切權力全部歸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所有。2月23日，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更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5月9日，根據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王效禹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與此同時，任命時任濟南軍區司令員的楊得志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這與其他省份不大相同。那時，大軍區司令部所在地的革命委員會主任都由大軍區司令兼任。例如：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是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是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是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而也是大軍區司令的楊得志只是山東省的“二把手”，但楊得志心甘情願。以後，王效禹在任省革委主任（後又兼任濟南軍區政委）期間，先後發動了“反逆流”、“反覆舊”等運動，把大批地方和軍區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派”，進行批鬥，但他並不把矛頭指向楊得志。應該講，這和楊得志嚴謹的軍人作風有關，慎言慎行，能夠不管地方的事情絕不多管，而且表面上尊重王效禹，不以自己的資歷和軍功壓人。如果由此得出結論，楊得志將軍在政治上是個“滑頭”，那就大錯特錯了。

楊得志將軍在文革中和在1989年“六·四”前有兩次不尋常的“上書”，從骨子裡表現出了一名軍人剛直不阿的特質。

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林彪集團向張春橋發難，會議之初，江青、張春橋等人十分被動，對於文革不滿的一批軍隊高級幹部在分組會上發言特別積極，但楊得志將軍很沉穩，並不多言。根據許世友秘書李文卿將軍的回憶，華東組不點名地批判張春橋的氣氛十分火爆，許世友作為華東組負責人也加入了批判行列，隨後要他起草一封給毛澤東和林彪的信，要求把中央政治局那個“犯錯誤的人”（指張春橋－筆者注）放到基層去鍛煉。實際上，就是要求罷張春橋的官。韓先楚最先看到了這封信，積極支持許世友，也叫秘書寫了同樣內容的信。以後，韓先楚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楊得志。楊得志二話沒說，回去就叫秘書也寫了一模一樣的信，上呈毛澤東和林彪。其實，楊得志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的。文革中，許世友和張春橋在華東的許多問題上看法相佐，是一對兒出了名的“冤家”。韓先楚因福建“支左”支錯了派，也被中央文革點了幾次名，只因他身處“福建前線”，情況特殊，獲得了林彪和周恩來的保護，躲過一劫；兩人和張春橋多少有些“私怨”。但楊得志情況不同，中央文革幾乎沒有去觸動過他，而且還間接地替他擺功說好。舉一個小例子：文革初期，所有的電影幾乎都被禁演了，只剩下“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還可以公演，但中央文革還特批了一部公演電影，那就是《突破烏江》。那時候，凡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知道，裡面紅軍團長的原型就是楊得志。這是從一個側面來告訴“造反派”，中央文革認為楊得志是沒有問題的。事實也是如此，楊得志在文革初期基本沒有受到衝擊，按說，他應該對中央文革“感恩戴德”，可他最終還是不買中央文革的帳，站到了江青、張春橋的對立面。“正邪自古同冰炭”，楊得志將軍緊緊的守住了這一條，堅決不上江青、張春橋的船，而且還鮮明地站在了反對他們的人的一邊。在充滿政治變數的文革中，做到這一點實屬不易！

“9.13事件”後，1972年，清查人員在林彪辦公室的檔案中，發現了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三位上將在“廬山會議”（1970年）初期分別寫給毛澤東、林彪的三封信。根據信中所附呈閱件顯示，這些信是由當時在廬山會議上負責會議秘書工作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來，周恩來又按程序轉呈林彪和毛澤東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處“卡殼”，毛澤東沒有看到信。於是，江青大做文章，提出三個上將有“陰謀”，要他們說清楚，交代問題。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三人硬是頂住。以後，韓先楚第一個寫了一個“情況說明”，直接交當時的總政主任李德生，要他轉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並不理會江青。許世友和楊得志乾脆來了個“泥牛入海”，根本不吭氣。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很不高興，意有所指地對周恩來講到了軍隊還要不要“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周恩來讓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分別到南京和濟南向許世友和楊得志傳達了毛澤東的話，希望他們做個“檢討”。1973年5月，三位大軍區司令將“檢討”上呈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扣住了許世友和楊得志的“檢討”，單單要求把韓先楚的“檢討”印發政治局。毛澤東為什麼這樣做？筆者不得而知。

不過，這次“上書”事件對毛澤東還是有一定刺激，特別是楊得志等人對江青、張春橋的敵視和輕蔑態度引起了毛澤東的不安。以後，毛澤東要求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也和三上將“寫信事件”有關。

距“廬山會議”（1970年）三上將“寫信事件”十九年後，1989年“六·四”前，楊得志再次“上書”。不過，這一回不是三個上將，而是七個上將一同“上書”中央軍委。讓我們記住這七位上將的名字：張愛萍、葉飛、楊得志、蕭克、李聚奎、陳再道、宋時輪。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1989年和1970年所處的時代已經大不相同。1989年“六·四”前北京的形勢到底是怎樣的？筆者在此就不羅嗦了，因為對於許多人來講，“六·四”恍如昨日之事，知之甚詳，我的管窺之見，不提也罷。筆者只想發一句感慨：一些人不要再為了一己之私，或誇張，或扭曲，或虛構“六·四”前後的一些事情了。

楊得志等七上將“上書”大體經過如下：1989年5月19日凌晨，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終於在屢次受阻後來到天安門廣場，在絕食學生避雨的公共汽車裡，他老淚縱橫地用手提擴音器作了其政治生涯的"告別演說"。他"希望同學們健康地活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那一天"，並說自己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一天，晚10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禮堂召開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代表政治局常委講話，要求大家緊急行動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楊尚昆的講話則通報了調兵情況，宣布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20日，戒嚴部隊第一次徒手進城，嚴重受阻。5月21日下午，部隊接到暫緩進城，在郊區集結休整的命令。自5月22日起，已在北京郊區的戒嚴部隊開展了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的教育，以及為駐地群眾做好事的活動。這時的報紙、電視電台開始大量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北京市領導人看望戒嚴部隊的消息，其中也包括任中顧委常委的原軍隊高級領導人。5月19日宣布戒嚴之後，一些學生來到北京市西城區柳蔭街徐向前住處，要求面見徐帥，希望徐帥出面制止部隊進城（實際上，徐向前因病住院，並不在家）。學生這樣的訴求也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聶榮臻和鄧穎超那裡。以後，官方統一口徑，以徐帥、聶帥和鄧穎超的名義回應了學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部隊進城是為了維護首都秩序，不是對付學生。正是在戒嚴部隊開展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教育活動這一背景下，也是5月22日，羅瑞卿大將的女兒羅點點居中穿線，她寫了一封和徐帥、聶帥表態信內容大致一樣的信。一天時間找到了當時還在世的十幾位上將簽字。其中，有的人避而不見，有的人婉拒，但上述七位上將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關鍵時刻，他們高風亮節，勇於表達出了自己的意見。因為這封信中有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民解放軍與人民群眾血肉相聯，戒嚴部隊要牢記。實際上婉轉地表明，反對以武力解決問題。在當時，即將在北京“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前夕，這樣的信在主張武力解決問題的鄧小平等人看來是非常不合事宜的。這封信還在當天晚上送到了新華社，毫無疑問，立刻被扣了下來。第二天，即5月23日，北京爆發了自戒嚴以來最大遊行，“七上將的聯名信”被當做傳單散發出來，不過，內容已經面目全非，中心思想變成了七名退休上將聯名上書中央軍委，反對戒嚴，反對以李鵬為首的“偽政府”，要求召開軍委會議，罷免鄧小平。但是，七位上將沒有人出來急忙地表白自己，他們選擇了沉默，這時的沉默真的比金子還貴重。

“六·四”以後，中顧委開會，專門“清查”七上將上書中央軍委的事情。張愛萍將軍根本不去參加會，還讓人傳話給當時的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讓歷史來證明“六·四”的對錯。楊得志將軍正相反，每會必到，而且非常實事求是的說：“七個人上書中央，我簽了字。其實，我自己還親手寫了一封信，只是我這一份還未修改好，那封聯名信就已經報上面了。”楊得志將軍講得非常明白，沒有七個人聯名“上書”，我自己也是要“上書”的！在“六四”這件事上，楊得志將軍的風骨令人讚嘆。

寫到這裡，筆者不盡想到，一位身經百戰的將軍，僅靠自己的軍事才能就能夠服人嗎？真正的名將一定要有過硬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