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把台灣島及其所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地的主權讓與日本。《馬關條約》是近代中國所受到的極為慘痛的一次宰割，兩岸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開發的寶島一朝斷送。從此，中國的寶島台灣陷入日本的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

　　割讓的消息一傳開，舉國震驚，朝野上下群情激憤，迅速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割台鬥爭。台灣民眾的反應尤為強烈，人們奔走，鳴鑼罷市，擁入官署，抗議清廷賣國割台行徑，決心誓死抗日保台。4月18日，《馬關條約》簽署的第二天，台灣愛國義士丘逢甲憤而割破手指血書“拒倭守土”，並特地上書清政府廢約抗日。

　　在上書無效的情況下，5月25日，丘逢甲聯合台灣巡撫唐景崧組建義軍，唐景崧坐鎮台北，黑旗軍首領、清軍愛國將領劉永福駐守台南，丘逢甲則居中，準備抗擊日寇。但因組織倉促，6月7日，日軍攻占台北，丘逢甲的義軍宣告失敗。6月17日，日軍統帥樺山資紀在台北宣布建立殖民統治政權，宣布台灣及澎湖列島“歸入大日本版圖”，並定此日為所謂的“始政日”。

　　日軍雖然占領台北，但台灣人民的反抗鬥爭卻更加猛烈地在全台展開。各地軍民紛紛組織義軍堅持抵抗日軍入侵。在台中門戶新竹，台灣義軍與日軍持續作戰一個多月，先後進行大小戰鬥20餘次，殲敵近千名，最終因為軍械不繼，糧食斷絕，新竹失陷。繼續南下欲侵占整個台灣的日軍，處處遇到台灣義軍和民眾的抵抗，8月底，有2000餘日軍斃命。當時，有侵略者哀嘆道：“原以為台灣不過巴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眾即可一舉殲滅，而結果證明，輕信這種結論是錯誤的。”

　　台灣軍民的抵抗使日軍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中旬，日軍先後調集7萬餘人，傾巢進犯，大舉進攻台南重鎮嘉義。台灣義軍奮勇抗擊，以一當十，毫不退縮，戰鬥異常慘烈。抗日義軍首領徐驤身負重傷，仍躍起高呼：“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壯烈犧牲。10月21日，日軍趁守軍內無糧餉、外無強援的情況下，攻陷台南，守將劉永福被迫登船退返大陸。至此，台灣人民抗擊日本占領的有組織鬥爭告一段落。

　　從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強暴的台灣軍民前仆後繼，奮勇殺敵，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台篇章。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慘重代價，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誠被擊斃，4800名日軍被打死，近一半的日軍被打傷。日方曾有記載：“不論何時，只要我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里，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裡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總督命令即為法律”

　　1895年11月18日，樺山資紀向日本大本營報告，台灣全島完全平定。然而，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卻沒有停息。為了鎮壓台灣起義，實施殖民統治，從1895年至1919年間，日本派出7任軍人總督，進行殘酷的軍人專政。

　　1896年3月，日本將台灣劃歸拓殖省管轄，頒布《台灣總督府條例》及相關條例，規定“在台灣，總督命令即為法律”的獨裁制度。為配合這種總督制度，日本在台灣又建立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在台灣全島布設警察網，州、廳、市、郡乃至街道都有警察部門，警察以日本人為主體，負責各類政務。警察遍及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成為伸入台灣民眾日常生活的鬼魘和直接屠殺台灣民眾的劊子手。從此，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警察社會。以1902年為例，全台設有10個廳、97個支廳、992個派出所，以後最多時各類警察機構達到1500餘處，警察1.8萬餘人。在台灣的經濟發達地區，每隔兩三公里就有一個警察機構，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警察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當時，台灣民間嚇唬小孩兒有一句慣用語：“大人來啦！”所謂“大人”就是指當時的兇惡的日本警察。

　　為鎮壓台灣此起彼伏的各地起義，日本派了大量軍隊、憲兵和警察維持秩序。1897年，日軍實行“三段警備法”，將全島分為三個地帶：“安全帶”主要指一些大城市和大村落，由警察負責治安；“不穩帶”是義軍經常出沒的地區，由憲兵和警察協同警備；“危險帶”是抗日義軍駐守區域，由軍隊警備，輔以憲兵進行討伐。這一措施進一步加強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的武力統治。

　　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又實施“保甲條例”，將保甲設為警察軍事統治的輔助組織，規定10戶一甲，10甲為一保，全保全甲內部連坐，只要一甲之內某戶出現“犯罪”，同甲戶的人都會受懲罰。這種毫無道理的連坐案件在日據時代年年都有數百例。另外，日軍還組織壯丁團，接受警察當局指揮、監督，成為日軍剿殺抗日義軍的炮灰。到1943年，全台共設保6074個，設甲5.8萬個，控制戶數達50餘萬戶；壯丁團團丁最高時達到13萬多人。這樣，保甲制度以一種“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台灣民眾，成為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出現“飢餓輸出”怪現象

　　在建立殖民統治制度的同時，日本沒有停止瘋狂的剝削和掠奪。從1895年開始，日殖民當局先後頒布了關於土地的若干條規則和條例，強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和75%的土地，台灣許多農民破產，被迫逃亡。

　　日本殖民當局強占了台灣絕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後，對廣大農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殖民者收取高額土地稅，實現其“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殖民統治的經濟模式，全面改造台灣地區傳統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條件，還將大量糧食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據統計，到1934年，台灣輸入日本的稻米已達51.5萬噸，占台灣當年稻米生產總量的一半左右。糧食掠奪般地輸往日本，造成物產豐富、土地肥沃的台灣島內糧食嚴重缺乏，歷史上稱這種殘酷而又“怪異”的現象為“飢餓輸出”。

　　除了糧食，台灣其他豐富的物產也成了日本掠奪的目標。日本殖民者對食鹽、煙、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還把在日本國內禁止吸食的鴉片在台灣實行專賣，毒害台灣人民。日本殖民當局於1897年3月最先設立了台灣製藥所，對鴉片實行專賣。接着又於1899年5月和8月先後設立了台灣鹽務所和台灣樟腦局，對食鹽和樟腦實行專賣。最終於1901年6月在台灣總督府內正式設立了專賣局，統一負責掌管整個台灣地區的全部商品的專賣事宜。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經濟掠奪尤以製糖業最為典型，曾有歷史學家稱：“一部台灣糖業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日本殖民當局無理地規定，台灣蔗農生產的甘蔗只能賣給當地日本控制的製糖會社。通過強制性的壟斷，每年90%以上的台灣糖輸入日本，台灣的糖價也一跌再跌，台灣蔗農成為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奴隸。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灣的經濟管理部門成為吮吸中國人民膏血的魔鬼，台灣成了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原料、加工基地。這種掠奪激起了台灣同胞的滿腔怒火，他們紛紛揭竿而起，繼續進行抗日鬥爭。

　　1895年12月13日，就在第一任日本殖民台灣的總督樺山資紀宣布“全島完全平定”的二十幾天后，黑旗軍舊部林大北在宜蘭起義，打響台灣淪陷後抗日的第一槍。

　　“抗日三猛”奮勇抗日

　　林大北的起義喚起了各地台胞的反抗意識。全島民眾雲集響應，逐漸形成了以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鐵和南部林少貓為主的多支抗日義軍。此三人當時被稱為“抗日三猛”。

　　1895年12月31日，簡大獅聯合各路義軍數千人圍攻台北，雖因武器簡陋未能破城，但

讓日本殖民台灣的首任總督見識到台灣強大的反抗力量。接着，簡大獅率義軍，屢屢在各地重創日軍，使日本占領當局寢食難安，將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1898年，簡大獅遭日寇圍剿退到廈門。清政府軟弱怕事，竟引渡簡大獅給日本。1901年，簡大獅就義於台北監獄。

　　中部義軍以柯鐵為首，一直堅守在雲林縣附近的大坪山上。1896年6月，柯鐵率領各部義軍出擊，收復雲林、鹿港、彰化和嘉義等地。1900年2月，柯鐵不幸病逝，餘部被日軍逐個擊破。

　　南部林少貓的義軍主要活動在台南鳳山一帶，行蹤飄忽不定，不斷給日本殖民者以打擊。1898年12月，林少貓集合數千義軍攻打潮州，與日軍血戰三天三夜，令日軍聞風喪膽。1902年，林少貓不幸被日本占領當局騙殺，餘部離散。此後，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鬥爭由大規模的起義開始轉入零星的反抗。

　　零星的反抗給了日軍可乘之機。日本殖民當局調集軍隊、警察開往各地鎮壓起義，隨意屠殺當地台灣民眾，犯了滔天罪行。比如，在1896年“大平頂事件”中，3萬台灣民眾被屠殺；在1901年“後壁林慘案”中，3473人被屠殺；在1902年“噍吧篍事件”中，3萬餘人被屠殺；在1913年12月“苗栗事件”中，1200餘人被屠殺。有的學者統計，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被日寇殘殺的台灣民眾達60萬人。

用“生物學原則”統治台灣

　　日本施行暴政反而加強了台灣民眾的團結意識，日本殖民當局不得不正視到中國人民的強大和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日本殖民當局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向日本大本營建議，治台必須建立在“生物學原則”基礎上，揚言實行“科學的殖民政策”，既要鎮壓各地起義，建立統治機構，又要採取集中漸進的同化主義政策。

　　在後藤新平的影響下，日本先派出7任軍人總督，以軍人專政的方式平定台灣各地起義。1919年10月，日本殖民當局改軍人體制為軍政分立制，派出了9屆文職總督實行同化政策，籠絡台灣民眾，企圖達到永久霸占台灣的目的。

　　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語的教育。日本殖民當局設立“公學校”和“國(日)語傳習所”，專門教授日語，培訓日本特色的文化內容，比如武士道的劍術等，灌輸日本民族精神。在學校里，日本殖民當局公開叫囂：“絕對禁止使用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日本對中國的鄙稱)去。”禁止漢語、普及日語，是日本同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另一方面，奴化教育又防止台灣民眾接受高等教育。從中等教育開始限制中國學生所學專業；高等教育更是明顯。在這種奴化教育下，台灣基本上找不到一所適合台灣百姓的中等以上教育機構。這種歧視連日本國內教育家都無法忍受，紛紛撰文進行批評。迫於壓力，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決定，日語好的台灣兒童可以進入好的中學，並與日本學生同校學習。日本殖民當局以此鼓吹，台灣教育已經沒有種族差別，實際上這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殖民教育對台灣百姓的歧視。台灣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享受，而且除了醫學專門學校及台南高等商業學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學校都在日本國內舉行考試。在日本霸占時代，帝國大學(後來的台灣大學)內日籍學生占80%以上，中國學生不到20%。教學內容更是以傳播殖民主義文化為主，有關中國的歷史、思想、文化均在排除之列，以從根上切除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

　　1936年，為配合日軍全面侵華，到任不久的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即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主要內容是，進行親日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極力消除台灣民眾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

　　在推行“皇民化運動”後，日本殖民當局進一步強制推行日語，設立3832處日語講習所，連居住在山區的高山族人都必須使用日語。接着，日本當局又強迫中國人從生活習俗等各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齊。日本殖民當局下令撤銷春節等傳統節日，燒毀台灣民間的諸家神靈，專設日本的天照大神，並且強令在10月27日都要祭祀；中小學則規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台灣家庭必須使用日本式的家庭用品，婦女必須穿和服；吃飯要吃日本料理；行禮要行日本90度的彎腰禮；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葬禮要採用大和安葬式。為挖掉台灣民眾身上的中國根，日本殖民當局後來還禁止中國人使用中國名字，僅在1941年，被迫改名的台灣民眾就有7萬多人。

把台灣作為侵華的戰略棋子

　　隨着侵華戰爭的深入，日本殖民者把台灣設為戰略棋盤上的一顆重要棋子。1942年9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大東亞省”管轄新占領地區，而將台灣、朝鮮等戰前就已霸占的領土置於“內務省”管轄之下，妄圖將台灣“內地化”。

　　戰爭期間，日本在台灣先後修建了數個機場，作為轟炸中國大陸和太平洋地區的前哨基地。日軍攻占南京、侵略華南所依賴的空中力量也都來自台灣的基地。

　　為了補充兵源和軍費，日本殖民當局一面強迫開展“金報國運動”，發行“奉公債券”、“報國債券”，挨家挨戶搜刮民間藏金，僅1944年，台灣負擔的日本軍費高達1.5億元，人均收入的35%都被用於日本軍費；另一方面，日本殖民當局以“臨時勞務部”的名義，強迫大批台灣勞工到中國大陸、東南亞等戰場充當軍夫、翻譯、護士等工作，同時，修改兵役法，強迫台灣青年參加侵略戰爭。據統計，20多萬人被日本侵略者強征入伍，3萬多人戰死。

　　日本這種殖民暴行使台灣民眾積聚了滿腔怒火，許多愛國志士有的紛紛返回大陸，為抗日大業盡一份力量；有的在島內組織政黨，進行合法手段的鬥爭和宣傳；有的創辦刊物，為反對殖民統治吶喊助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人民奔走相告，無不歡欣鼓舞，台灣各大城市人山人海，歡呼聲、鞭炮聲響徹雲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重新回到祖國懷抱的光復日的到來。